联邦三十三年春，虞国中央驻地会议室内，一场关于越国经济模式的讨论正在进行。一份来自越国的经济白皮书在长桌周围传阅，纸张边缘布满红笔批注，其中最醒目的一行批注来自李怡：“用资本堆砌的繁荣，根基何在？”
参与会议的中央委员们面前摆放着几组对比数据。数据显示，越国近期通过多项法案提高工人工资并优化福利制度；他们在推广义务教育的同时强化精英教育体系，将富人子女与普通家庭子女的教育路径分开；越国的工业产值在短短几个月内实现了显着增长。
工业部部长周明远用手指敲击着白皮书中的“工人持股计划”条款说道：“他们学了我们的形式，却保留了资本主义的核心。
越国钢铁厂的工人持股上限只有5%，真正的决策权仍然掌握在董事会手里。这不是让工人当家作主，而是让工人成为资本家的分红工具。”
农业部部长陈淑琴补充了农业领域的情况：“农业领域的状况更令人担忧。越国表面上也在实行集体农庄制度，按照田地进行股份分红。
但实际上，大农场主正在通过各种手段兼并小农场主和自耕农的土地。上月报告显示，越国已有8%的农民失去土地，沦为农场雇工，大量无地农民正在向城市迁移。”
李怡将白皮书翻到最后一页，那里贴着一份越国《会稽日报》的剪报，头版刊登着“工人代表进入董事会”的新闻，配图中一位纺织女工身着定制的上好的罗裙，佩戴着昂贵的珍珠项链。
“这是他们想要展示的‘样板’：让少数人获得提升，从而安抚大多数人。”她向与会者说明，“根据我们收到的消息，周边其他国家也开始效仿这种模式，向工会代表提供特殊待遇。”
会议持续到深夜，最终形成了统一意见：与其批评越国的“假改革”，不如用更扎实的实践来展现两种制度的差异。会议决定推出三项针对性措施：
第一，深化分配制度改革。虞国将把管理层与工人的薪酬差距从目前的2:1进一步压缩至1.5:1，同时推行“集体利润共享制”——企业年度利润的30%将按劳动积分直接分配给工人，整个分配过程由工人代表全程监督。
第二，强化公有制经济基础。在翠南省试点“全民持股委员会”，将省属企业15%的股份划归委员会管理，全体公民通过电子投票决定分红用途，首批试点涵盖电力、铁路等基础行业。
第三，扩大国际技术协作。劳动国际将启动“技术普惠计划”，虞国拥有的农机制造、纺织机械等技术专利将向成员国免费开放使用权，仅收取成本费用于后续研发迭代。
当这些决议传到玄中城时，朱昭熙正在联邦议会推动《跨国企业劳工权益公约》的通过。这份公约要求跨国企业在联邦各成员国执行统一的安全标准和薪酬底线。出乎她意料的是，这些提案获得了议会一致通过。
当然，也有反对的声音。晋国代表在议会上强烈抨击虞国的改革措施，声称“压缩管理层工资是破坏市场规律的行为”。
朱昭熙平静地展示了两组数据：实行新分配制度的虞国机床厂，三个月内生产效率提升了23%；而越国的外资汽车厂，因工人罢工导致产量下降了18%。
“规律不是由资本决定的，而是由劳动者决定的。”她环视全场说道，“越国工人在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时流的血，难道不比你们的‘市场规律’更有说服力？”
公约虽然获得通过，但在执行层面却遇到了阻力。越国宣布设立“五年过渡期”，宁国则直接将联邦督察员拒之门外。但朱昭熙并不在意这些表面上的阻碍，她的目的不是获得一纸空文，而是要让各国劳动者看清谁在真正维护他们的利益。
这年秋收时节，沃垦省的田野上，联合收割机排成整齐的队伍向前推进。广播里播放着新修订的《劳动法细则》，其中明确规定农民参与技术革新的贡献可以折算成工分。
而在遥远的越国农庄里，农场主们正在给雇工结算工资，账本上标注的“绩效奖”在虞国的制度中被称为“加班工资”。
两个国家，两种制度，在同一片大陆上展开了一场无声的竞赛。劳动国际秘书处信息室内，工作人员日夜不停地收集和传递着来自各国的消息和数据。
在这场制度竞合的背景下，虞国内部也在进行着调整和完善。李怡每周都会主持召开经济工作会议，跟踪各项改革措施的落实情况。她要求各部门定期提交详细的数据报告，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调整。
在工业领域，新的分配制度正在产生积极影响。工人们因为能够直接分享企业利润，工作积极性明显提高。许多工厂成立了由工人代表组成的管理委员会，参与企业的日常决策和监督。
农业部门也在积极推进改革。陈淑琴带领团队深入各地农庄，了解新政策实施情况，收集农民的意见和建议。他们发现，将技术贡献折算成工分的做法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创新热情，许多农庄都成立了技术攻关小组，致力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教育部门则按照会议要求，加快了教材更新工作。新编的夜校教材增加了大量实际案例，着重介绍技术革新对个人发展和收入提升的具体影响。教材编写组还特意邀请了一线工人和农民参与评审，确保内容贴近实际需求。
与此同时，越国模式的发展也引起了虞国的持续关注。情报部门加强了对越国经济社会的监测，定期向中央提交分析报告。这些报告显示，越国的经济增长确实很快，但社会矛盾也在加剧。工人罢工事件频发，农民抗议土地兼并的活动日益增多。
朱昭熙在玄中城密切关注着两国的发展对比。她每周都会阅读虞国和越国的经济数据对比报告，特别注意民生领域的指标变化。在联邦议会上，她继续推动各项惠及劳动者的提案，虽然遇到不少阻力，但也争取到了越来越多代表的支持。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种制度的差异越来越明显。虞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不如越国那么快，但发展更加均衡，社会更加稳定。越国虽然经济增长迅速，但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矛盾日益突出。
新的一年到来时，两个国家继续沿着各自选择的道路前进。在这场无声的制度竞赛中，谁能够真正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幸福安康，时间将会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