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津战役的硝烟，在寒风中渐渐飘散。北平的和平解放，为这场规模空前的大决战画上了一个相对圆满的句号。四野主力挟大胜之威，未及洗去征尘，便又浩浩荡荡地挥师南下，饮马长江，剑指江南。战争的巨轮以不可阻挡之势，向着蒋介石政权的最后巢穴隆隆碾去。
然而，在滚滚南下的铁流中，有两支人马却逆着方向，悄然北返。李云龙和赵刚，这两位刚刚在天津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的纵队司令员和政委，接到了来自中央和东北局的一纸全新命令。命令的内容，让两个习惯了枪林弹雨、冲锋陷阵的军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陌生与沉重：
“……任命李云龙同志为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副部长（主持日常工作），兼军事工业管理局局长；任命赵刚同志为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政治委员，兼军事工业管理局政委。即日起，解除野战军职务，全力负责沈阳及东北地区原有军事工业体系的全面接收、整顿、恢复与建设工作，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及巩固国防提供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命令是林总亲自签发的，简短，却字字千钧。在四野总部一间简朴的办公室里，林总看着面前两位爱将，语气罕见地带着一种长远的嘱托：“仗，你们打得很好。但光会打仗，建不成新中国。东北，特别是沈阳，是我们接收的最大、最重要的工业基地，是未来共和国工业的‘长子’。这个‘长子’能不能健康长大，扛起国防和建设的重担，很大程度上，就看你们能不能把它从战争创伤中救活，把它理顺、搞强。这是一场不亚于淮海、平津的硬仗，而且是没有硝烟、更为复杂的硬仗。你们一个敢闯敢干，一个稳重周全，正合适。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向东北局，向我反映。但任务，必须完成！”
从总部出来，坐在返回沈阳的吉普车上，李云龙望着车窗外飞速后退的、依然残留着战争痕迹的华北平原，久久沉默。赵刚也难得地没有说话，只是用手指无意识地轻轻敲击着膝盖上的公文包，里面装着那纸命令和初步的情况简报。
“老赵，”李云龙终于开口，声音有些干涩，“这……管工厂？造机器？我李云龙摸了一辈子枪把子，认得最多的铁家伙就是刺刀和枪栓。让我去管那些车床、锅炉、高炉……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
赵刚收回望向窗外的目光，转过头，镜片后的眼神虽然也有疑虑，但更多是一种接受挑战的沉稳：“老李，咱们当年参加革命，拿起枪的时候，谁会打仗？不也是边打边学？现在革命形势发展了，任务变了，咱们就得跟着变。不懂就学，边干边学。林总说得对，建设新中国，光有会打仗的将军不够，还得有懂建设的行家。咱们未必能成行家，但至少，得把这摊子事管起来，让它转起来，为前线，为将来，打好这个基础。”
“道理我懂。”李云龙挠了挠头，一脸苦相，“可我一看见那些图纸、数据、洋码子（外文）就头大。还有那些留用的工程师、技工，说话文绉绉，心眼怕是比战场上的鬼子还多。这可比带兵难多了。”
“难，才更要咱们去。”赵刚语气坚定，“正因为咱们是外行，才更要依靠内行，依靠工人阶级，依靠留下来的技术人员。只要路线对了，方法对了，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我看简报上说，沈阳的工厂破坏严重，但基础还在，人心思定。咱们先去把情况摸清楚，把摊子接过来，把人稳住，再一步步想办法恢复生产。”
李云龙叹了口气，不再说话，只是把目光再次投向窗外。他知道，赵刚说得对。作为党员，作为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只是这个弯，转得有点急，有点大。他仿佛已经闻到了厂房里那股混合着机油、铁锈和煤烟的特殊气味，那是一种与他熟悉的硝烟和汗水截然不同的、属于另一个战场的气息。
冬末的沈阳，积雪未化，寒风依旧刺骨。但城市的气氛与几个月前解放时已大不相同。庆祝的标语依然鲜艳，街头巡逻的解放军战士军容整肃，一些主要的商店恢复了营业，电车叮叮当当地驶过街道。战争的创伤依然随处可见——被炮火损坏的楼房、街头巷尾未及清理的瓦砾、许多百姓脸上尚未褪去的菜色——但一种重建家园的生机，已经开始在城市脉搏中隐隐跳动。
李云龙和赵刚的“新衙门”，设在原国民党东北“剿总”兵工署一座气派但此刻显得空荡冷清的欧式大楼里。楼前挂上了崭新的白底黑字木牌：“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军事工业管理局）”。哨兵持枪肃立，但进出的人员稀少，与昔日野战军指挥部里人来人往、电话铃声不断的火热场面形成鲜明对比。
最初的几天，是淹没在文山会海和陌生面孔中的晕头转向。东北局、东北军区的领导接见、谈话，交代政策、划定职责范围。原留守的接管干部汇报情况，捧来堆积如山的档案、清单、报表——设备清单、资产清单、人员名册、损毁报告……纸张泛黄，字迹潦草，数字混乱，许多还是日文或英文。留用的原国民党政权技术人员、管理人员被引荐过来，穿着旧西装或长衫，态度恭敬中带着掩饰不住的疏离和观望。本地的党员干部、工人代表、工会负责人也纷纷前来，反映情况，提出要求，言辞急切。
李云龙听得头昏脑涨。那些专业术语——什么“铣床”、“刨床”、“热处理”、“锻压吨位”、“合金比例”——如同天书。那些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派系纠葛、历史遗留问题，比敌人的防御体系还要让人理不清头绪。他强忍着拍桌子骂娘的冲动，尽量让自己显得耐心，但紧锁的眉头和不时粗重的呼吸，暴露了他内心的焦躁。
赵刚则显得从容许多。他仔细倾听，认真记录，不时提问，语气平和。他很快抓住了几个关键：第一，资产状况极度混乱，大量设备或被破坏、或被转移、或闲置锈蚀，实际家底不清；第二，人员思想复杂，留用人员顾虑重重，工人群众热情高但缺乏组织，技术力量青黄不接；第三，生产体系瘫痪，原料（特别是钢材、有色金属、焦炭）断绝，动力（电力、煤炭）供应不稳定，流动资金枯竭；第四，管理机构涣散，原有的官僚体系崩溃，新的有效管理机制尚未建立。
晚上，在分配给他们的、同样位于这座大楼里的临时宿舍（条件比野战军营房好不了多少），两人对着煤油灯，梳理着白天的信息。
“一团乱麻！”李云龙脱掉外衣，重重坐在硬板床上，“设备，坏的坏，丢的丢；人，有的出工不出力，有的想干没技术；要啥没啥，煤电都不稳。这哪是工厂，分明是个烂摊子！”
“是烂摊子，但也是宝贝摊子。”赵刚用热水拧了把毛巾递给李云龙，“老李，别忘了，这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具备相对完整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基础的地区。那些机器，就算坏了，也是机器，修好了就能用。那些人，只要有技术、肯出力，就是宝贵财富。现在的混乱，是因为旧体系被打碎了，新秩序还没建立。我们的任务，就是在这废墟上，把新秩序建起来，让机器重新转起来，让人心重新聚起来。”
“说得轻巧。”李云龙擦着脸，“怎么建？从哪儿下手？总不能咱们俩天天坐在这楼里看文件、开会吧？”
“当然不能。”赵刚坐到他旁边，摊开笔记本，“我看，咱们得分分工，抓重点。你主外，我主内。你带着懂行的干部和技术人员，明天开始，就下厂！一个厂一个厂地跑，实地看设备，问工人，摸清真实家底，找到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特别是那几个重点厂：奉天造兵所（现在叫‘沈阳兵工厂’）、鞍山钢铁、抚顺煤炭、本溪煤铁、还有大连的造船和化工厂。看看机器到底坏到什么程度，缺什么零件，工人生活怎么样，技术人员有什么想法。你在部队有威信，敢拍板，解决实际困难、稳定局面、震慑歪风邪气，需要你这种魄力。”
“那我呢？”李云龙问，情绪稍微好了点。
“我留在机关，做‘内务’。”赵刚说，“第一，整理这些档案，尽量梳理出清晰的资产和人员脉络，做到心中有数。第二，着手组建新的管理机构框架，选拔和调配得力干部，特别是懂技术、懂管理的干部。第三，研究制定恢复生产的初步计划和急需的政策，比如如何保障工人基本生活、如何对待留用人员、如何筹措启动资金和原料。第四，加强与东北局、东北军区、中央财经委乃至 soon 可能要与苏联方面打交道的联系，争取支持。咱们随时通气，你那边发现什么问题，我这边研究对策；我这边有什么想法，你到厂里去验证和落实。”
李云龙听着，慢慢点了点头。赵刚这个分工，符合两人的特点。让他蹲机关看文件，能憋死；让他到工厂车间里去跑，跟工人和技术人员打交道，虽然也不懂技术，但至少能看到实实在在的东西，能闻到机油味，能听到机器声（哪怕现在是沉默的），这让他觉得踏实些。
“行，就这么干！”李云龙一拍大腿，“明天我就下去！我倒要看看，这个‘工业王国’，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第二天一早，李云龙只带了秘书、警卫员和工业部指派的两位熟悉情况的技术干部（一位是原地下党，一位是思想进步的留用工程师），坐上那辆破旧的吉普车，开始了他的“下厂”之旅。第一站，就是位于沈阳铁西区的、规模最大也最为关键的——原奉天造兵所，现暂称“沈阳兵工厂”。
车子驶入铁西区，景象让李云龙这个见惯了战场惨烈的人也感到震撼。连绵不绝的厂区，高大的厂房、烟囱、水塔，鳞次栉比，展现着近代工业的巨大规模。但此刻，这片庞大的工业建筑群却是一片死寂。许多厂房的窗户破碎，墙壁上留着弹孔和烟熏火燎的痕迹。厂区道路上堆满了废弃物和破损的机器部件。高大的烟囱没有一丝烟雾，如同僵死的巨人。只有零星的工人在厂区间走动，或是蹲在墙根下晒太阳，神情麻木。
进入兵工厂主体厂区，情况更甚。宽阔的车间里，昏暗冰冷。一台台巨大的机床——车床、铣床、刨床、钻床——静静地矗立着，有些被拆得七零八落，有些覆盖着厚厚的灰尘和油污，有些则明显被破坏，床身扭曲，齿轮崩裂。地上散落着锈蚀的工件、废铜烂铁和来不及清理的垃圾。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铁锈、机油变质和灰尘混合的沉闷气味。
陪同的技术干部介绍着：这里原先是亚洲有名的兵工厂，能生产从步枪子弹到山炮、追击炮乃至轻型火炮的多种武器，设备很多是日本时期甚至更早进口的，虽然不算最先进，但体系完整。国民党撤退前进行了破坏，部分精密设备被拆走或砸毁，动力系统被破坏，图纸资料或被焚毁或散失。解放时，工人护厂队保住了大部分厂房和主体设备未被炸毁，但恢复生产，困难极大。
李云龙沉默地走着，看着。他伸手摸了摸一台布满灰尘的龙门刨床冰冷的床身，那金属的质感让他想起了自己的枪。机器是冰冷的，但造出来的东西，却能决定战争的胜负，决定无数战士的生死。一种前所未有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压上了他的心头。
他们遇到了几个在车间里擦拭机器老工人。老人们穿着破旧的工装，手冻得通红，但擦拭得极其认真。看到李云龙一行人（特别是他身边的警卫员和明显是干部模样的人），老人们有些拘谨地站起来。
“老师傅，忙着呢？”李云龙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和气。
“啊……首长，我们……闲着也是闲着，把这些铁家伙擦擦，看着心里也舒坦点。”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工人搓着手说。
“厂里现在……能开工吗？”李云龙问。
老工人摇摇头，叹了口气：“开不了啊。没电，机器好多地方坏了，没零件配。也没材料，库里那点钢，早就用完了。工友们……饭都快吃不上了，哪有力气干活。”
另一个老工人补充道：“首长，我们不怕苦，就想让厂子活过来！这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厂子啊！以前给日本人干，给国民党干，那是没办法。现在解放了，咱们工人当家了，就想让它为咱们自己的军队造枪造炮！”
工人们朴素而真挚的话语，像锤子一样敲在李云龙心上。他忽然明白了赵刚说的“宝贝摊子”的含义。这不只是机器和厂房，更是人心，是成千上万工人老师傅心里那股想把工厂搞好的火热劲儿！这股劲儿，比任何机器都宝贵！
“老师傅们，你们放心！”李云龙挺直腰板，声音洪亮起来，“党和政府派我们来，就是要让工厂活过来，让机器转起来！困难是暂时的，电会有的，材料会有的，零件也会想办法！你们的技术和经验，是咱们最宝贵的本钱！大家打起精神来，跟着共产党，咱们一定能把这个厂子，建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离开兵工厂，李云龙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又连续跑了几个相关的铸造厂、机械厂、火药厂，情况大同小异。破坏严重，百废待兴，但工人们的期待和那股子当家做主的劲头，是黑暗中最亮的光。
晚上回到机关，他迫不及待地找到赵刚，把一天的见闻和感受倒了出来。“老赵，你是没看见！那些老师傅，手都冻裂了，还在那擦机器！他们说，就想给咱们自己的队伍造家伙！就冲这个，咱们拼了命，也得把厂子搞起来！”
赵刚认真地听着，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老李，你找到感觉了。这就是我们工作的基础，力量的源泉。工人们的热情需要引导，需要组织，更需要实际的东西来支撑。你看到的问题，也正是我们要解决的。电、煤、原料、技术、管理……千头万绪。”
“对！”李云龙此时已是干劲十足，“我看，咱们得立刻抓几件最要紧的事！第一，工人吃饭问题！先想办法搞一批粮食来，稳住人心！第二，抢修发电厂和煤矿，没电没煤，一切都是空谈！第三，集中技术力量，成立检修队，先把那些关键设备，能修的修，能配的配！第四，清查仓库，看看还有什么能用的原料，哪怕是一点边角料，先让机器响起来，哪怕先生产点最简单的工具、零件，也能鼓舞士气！”
赵刚点头：“我同意。我这边的政策框架也初步有了眉目。关于留用人员，要明确‘包下来’的政策，量才录用，给予适当待遇，发挥其技术专长。关于工人，要尽快建立工会，组织起来，开展民主管理，同时保障基本生活。关于生产启动，我们可以先拟定一个‘重点恢复，以点带面’的计划，集中有限资源，先让一两个关键车间或产品线运转起来，做出样板。”
两人越谈越深入，煤油灯的光芒将他们的影子投在墙上，显得坚定而有力。窗外，沈阳的夜晚依然寒冷，但在这间简陋的办公室里，一场关乎共和国工业命运的、没有硝烟的战役，已经悄然打响。李云龙和赵刚，这两位战场上的宿将，正努力适应着新的角色，尝试着用他们握惯了枪杆的手，去握住建设国家的缰绳。前方的路，注定布满荆棘，但第一步，已经迈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