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德六十年，在持续了十数年的、被后世史家称为“终极佛战”的系列战役后，欧罗巴大陆上最后负隅顽抗的骑士团国家联军，在来自东方的钢铁洪流与宗教狂热双重打击下，于莱茵河畔彻底崩溃。君士坦丁堡的双头鹰旗早已落下，教皇流亡孤岛。与此同时，蜷缩在北非与伊比利亚半岛的最后msl势力，也未能幸免于难，在来自海陆两路的夹击下，其最后的堡垒相继陷落。
至此，已知的文明世界，已尽数匍匐在大夏的玄色龙旗之下。
面对如此广袤而文化迥异的征服地，如何统治成为了比征服更严峻的挑战。借鉴在天竺的成功（或者说有效控制）经验，大夏朝廷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极致分封裂土”政策。将原欧罗巴、msl核心区（西亚、北非）以及天竺，进一步拆分。
原欧罗巴世界按照骑士、庄园拆分为三千个小国，敕封了三千个不同等级的爵位小国；
原ysl世界，按照佛寺的辐射范围和影响力，拆分出两千个小国，由皈依佛教的原当地贵族或有功的僧侣统治，国主称号多为“护法国主”、“法王”。
在天竺，则根据原有的种姓和地域，拆分成一千个小国，由忠诚的婆罗门、刹帝利或佛教高僧治理。
如此数量庞大的小国，命名成了棘手的问题。传统的华夏雅言词汇已然不够使用。这时，那些被半强制性地从瀛洲道（原倭国）大量迁徙至新领土的倭人，提供了一个简单粗暴却行之有效的命名法：以最初落脚点的显着特征（如井边、树木、渡口）或家族排行（太郎、次郎）为国名。
于是，帝国的万邦舆图上，出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国名列表：井上国、青木国、黄木国、渡边国、山口国、田中国、太郎国、次郎国、八次郎国……光怪陆离，层出不穷。这种充满草根气息的命名方式，竟意外地得到了皇帝钱弘俶的认可，他认为这象征着旧秩序的彻底粉碎与新秩序的简单直接。自此，帝国直辖的各道、藩王国名称尚保持庄重，而那遍布世界的六千附庸，则成了这幅怪异却又秩序森严的世界地图上最独特的风景。
钱镠在临终前，留给继承人的并非只是广阔的帝国版图，还有一幅他凭借记忆绘制的简易“世界轮廓图”，上面清晰地标注了浩瀚大海以东、以南那些尚未被旧大陆文明发现的广袤土地。他留下遗训：“中土虽大，终有尽时。沧海之东，沃土万里，当为我钱氏及夏人子孙之新家园。”
遵循此训，后续的夏皇们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航海与海外殖民运动。巨大的宝船舰队载着渴望土地的钱氏宗亲、功勋子弟以及庞大的平民队伍，乘风破浪，驶向传说中的“新夏洲”（南北美洲）、“南溟大岛”（澳大利亚）以及星罗棋布的太平洋诸岛。这些地方资源丰富，气候宜人，且土着文明程度较低，为日益繁衍的夏人提供了近乎无限的生存空间。
至德九十九年，第六代夏帝效仿先祖，完成禅让。此时，经过近百年的和平发展与海外扩张，登记在册的夏人（即核心民族）人口已突破三亿。中土神州，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的中心。
神京被正式更名为天京，寓意“天帝之城”。大夏皇帝被万邦共尊为“天帝”，不仅是人间的统治者，更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神性地位。中央帝国的概念至此完全成型，影响持续千载。
在这个庞大的世界体系中，一套严格而稳固的等级制度被确立下来，将全球人口划分为六个明确的阶层：
1. 第一等：夏人。帝国的核心民族，享有全部政治权利和最优质的社会资源。
2. 第二等：早期归化人。主要指在钱镠、钱传璟时代便已归附，并与夏人深度融合的族群，如部分契丹、渤海、吐蕃、南诏上层及其后裔，享有大部分公民权。
3. 第三等：合作精英。包括天竺的婆罗门、各佛教国的虔诚信徒领袖、以及那三千小邦的管理阶层。他们是帝国统治的合作者，拥有一定的自治权和社会地位，但政治权力受限。
4. 第四等：早期奴隶及倭人。主要包括建国初期被征服并入奴籍的各族后代，以及整体地位不高的倭族。他们承担各种劳役，可通过军功或特殊贡献提升等级，但社会地位普遍低下。
5. 第五等：六千小邦平民。即原欧罗巴、天竺、西亚等地被征服的普通民众，承担赋税和劳役，基本无政治权利，是被统治的主体。
6. 第六等：奴隶与贱民。主要是来自波斯及以西征服地区的战俘及其后代，以及各等级中因罪被罚没者。他们从事最艰苦、最危险的劳动，毫无权利可言，是帝国的底层消耗品。
科技在帝国的支持下持续发展，尤其在航海、冶金、工程和基于驰道体系延伸的初级机械动力领域独步全球。军事上，帝国拥有绝对的优势，维持着对全球的威慑。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以华夏文明为核心、等级森严、疆域覆盖整个已知世界的全球性帝国。它的叙事，始于钱镠在唐末乱世中的奋起，终于“天帝”俯瞰寰宇，“万邦来朝”的终极格局。
中央帝国的传说，自此成为后世永远传颂与研究的对象。皇朝的史诗叙事，在此画上了句点。而生活在其中的亿兆生灵，他们的悲欢离合、帝国的内部暗流与未来的兴衰轮回，则又是另一部更加漫长而复杂的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