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一个乍暖还寒的夜晚。知乎上一个问题悄然登上热榜，并在随后几天引爆了整个中文互联网的讨论：“我们该怎么评价李宇轩的一生呢？”
提问者Id“历史小学生”，问题描述里充满了困惑：
“初看他时，他在教科书上，寥寥几句：‘黄埔军校核心创始人之一’、‘抗日名将’、‘晚年致力于两岸统一’。感觉这么一个人特别伟大，是民族英雄。后来随着《风雨念安》和《景行志》两部电视剧的爆火，我又更深层地了解了他。正史上的他光明磊落，浴血抗敌。可翻看一些野史、地摊文学，甚至一些偏激的历史论坛，他又成了黑暗残暴、残害我们先辈的‘反动军阀’。我懵了。如果真的客观公正的评价他，又不太好说。好像怎么说都有道理，又好像怎么说都不全面。求大神指点，到底该怎么看这个人？”
这个问题戳中了无数在信息爆炸时代试图理解历史的年轻人的心。短短几小时，回答数量突破五千，浏览量数百万。
最早的高赞回答来自Id“史海一粟”，风格犀利：
“进行道德批判，是我们最习惯、也最懒惰的历史观。我们总是下意识地把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分成君子和小人，忠臣和奸臣，好人坏人，红脸白脸。如果非要按照这种幼稚的二分法来划分，那么李宇轩就是个精神分裂患者。”
“对于台湾当局和一些顽固的‘民国遗老’而言，他无疑是一个‘小人’甚至‘叛徒’。理由很简单：他是那位绝对的心腹，受他知遇之恩，位极人臣，最后却‘投共’了，在功德林写回忆录，晚年还呼吁两岸统一。这是‘不忠不义’。”
“可于华夏民族而言，于这个国家而言，他又无疑是一个‘君子’，一个功臣。抗战正面战场，他守吴淞口、护金陵民、战江城，实实在在流过血，保护了无数百姓。他反对内战，保全生灵，保护过进步人士。晚年忏悔、着史、呼吁统一，展现了一个传统士大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
“所以，你用简单的忠奸尺子去量，量不出来。因为他忠诚的对象，在不同时期、不同层面发生了切换和冲突。他对那位个人的‘私忠’，与他对国家民族的‘公义’，在抗战时期高度一致，所以他是英雄。在解放战争时期激烈冲突，所以他痛苦、矛盾、最后做出了选择。这个选择，站在不同的立场，自然有不同的评判。”
“不好评价？ 那是因为你还没跳出‘评价历史人物就是贴标签’的思维定式。”
这条回答获得了数万赞，但也引来了更多角度的讨论。
Id“档案管理员”的回复则更具体，摆出了几桩“公案”：
“楼上说得在理，但还不够。评价李宇轩，绕不开几个具体的历史争议点。这些点，恰恰是他人格复杂性的体现。”
“第一，毁掉东北兵工厂。 这是真的。1931年918前期，国民党内部下达不抵抗，时任西南最高长官的李宇轩，确实下达过对无法带走或确认会落入日军之手的部分重要军工设备进行破坏的命令，其中就包括沈阳兵工厂的一些关键机床和图纸。站在当时国民党将领的立场，这是军事上‘焦土战术’的一部分，为了削弱对手的战争潜力。但站在国家和民族的角度，这是对宝贵工业资产的破坏。几十年前，如果这段历史被重点提及，他确实可能因此挨批斗。历史评价的残酷性就在于此：你当时的‘尽职’，可能是对长远民族的‘犯罪’。当然，也有研究指出，他实际破坏的规模可能被夸大，且他尽可能保存了技术人员。但这改变不了事件的性质。”
“第二，他的儿子李念安下南洋建国。 这件事就更微妙了。从法理和情感上，李宇轩对此没有直接责任，儿子是成年后独立行事。但从历史关联看，李念安能带走三十万大军，其骨干多是李宇轩的旧部或黄埔系军人；李念安的个人能力和野心，也与其父的教育和影响力密不可分。唐汉共和国后来的种种作为，在历史的长镜头下，很难不把一部分光影投射到李宇轩身上。这是一种历史的‘父债子偿’或‘父荣子贵’的模糊地带。”
“第三，私德与公德的落差。 说句实话，在当时的国民党高层，李宇轩的私德确实算得上一股清流。一生只有一位德国恋人未正式结婚，几乎没有绯闻，不贪财（至少不明显）。但这‘清流’，在腐败的大染缸里，有时反而显得‘怪异’。你说他不忠于那位吧？抗战时他为了给那位整合内部、排除异己，如某些不听调遣的杂牌军、以及汪伪的拉拢，手段相当强硬，甚至可以说凌厉，确实替蒋‘清扫’了不少障碍。你说他忠心吧？解放战争时，对那位的‘剿匪’命令阳奉阴违、消极避战，甚至暗中通赤，这又是铁一般的事实。”
“所以，怎么评价？你得把这些一块块拼图都捡起来，发现它们颜色不同，形状各异，甚至有些彼此矛盾。然后你得理解，这就是一个人。”
讨论进行到深夜，更深层的思考开始浮现。
Id“时光雕刻师”写下了很长的一段，充满了哲思：
“我们在这里争论如何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其实也在暴露我们自身认知历史的阶段。楼主的问题，很有代表性。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2000年太近，50年太远。 近到我们还沾染着那个时代的恩怨情仇的余温，远到我们已经无法切身感受那些抉择背后的具体温度、压力和局限。我们的观点，后人未必认同。”
“那么，该怎么办？我们只能用科学的历史观，试图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对历史事件和人物，做具体的条件与局势分析。 而不是拿着今天的价值观和政治正确，去居高临下地审判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