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还不止，”Id“欧陆流亡者”补充道，看名字像是对这段历史有特殊了解，“冷战时，不光是军人，很多德国，主要是西德的官员、知识分子、甚至是容克贵族家族中不得志或受排挤的成员，也因为各种原因去了唐汉。”
“原因很复杂。有些是理想主义，想在东方建立一个‘新家园’或实践某种社会理念。有些是逃避战后的清算或压抑的社会氛围。有些是纯粹的冒险和投机。唐汉给了他们较高的社会地位、参与建设一个‘新国家’的机会，以及…相对宽松的环境。李念安需要他们的知识、技术、管理经验乃至国际人脉。我们这边那十年的事，也确实导致了一些对前途感到迷茫的华人学者、文人，乃至一些原本观望的东南亚华侨家族，最终选择了唐汉。”
“安京闲人”证实了这一点：“就这么跟你们说吧。我们是56个民族。唐汉可不止。官方的说法是‘多民族融合国家’，但实际上，除了华人、马来人、土着这些本地族群，还有冷战时从世界各地汇聚而来的‘政治流亡者’、‘技术难民’和‘冒险家’的后代。苏联解体前后，甚至还有一些前苏联的工程师和军人跑来。只要是在本土感觉生存不下去、或者看不到前途的家族或个人，很多都曾把唐汉视为一个选项。只能说，李念安在世的时候，靠他个人的威望、铁腕的政治手段和不断进行的对外冲突，能把这些人压下去，拧成一股绳对外。”
“关键是他能压下去呀！” “军事史挖坟者”感叹，“不然怎么说他能打？一个由难民、溃兵、流亡者、冒险家组成的国家，内部矛盾爆炸的程度可想而知。但李念安硬是能用共同的生存危机、严格的军事化管理和不断的小规模胜利，维持了内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他把唐汉变成了一架高度军事化、效率不俗但内部压力巨大的战争机器。”
话题回到为什么唐汉如此“猛”，却最终未能更进一步，反而招致制裁。
Id“国际政治观察员”给出了分析：
“唐汉的‘猛’，在冷战特定阶段是其生存资本，但也是其最终的天花板。当它的实力和野心开始超出幕后大佬们设定的‘代理人’或‘缓冲区’角色时，敲打就来了。”
“再不制裁，那就不是5常了。那要换6常了。 这句话虽然夸张，但反映了本质。唐汉在1970年代中后期，国力达到一个高峰：拥有东南亚地区最精悍的陆军之一德式训练、美式装备、一支能控制关键水域的海军、开始涉足导弹和电子战领域有德国和以色列技术来源的影子。经济持续增长。利用中美苏三角关系，外交空间很大。李念安甚至开始提出一些区域性安全倡议，试图扮演‘南洋话事人’的角色。”
“这触及了红线。对美国而言，一个过于强大、不听招呼的唐汉，可能破坏其在东南亚的盟友体系，也可能使其更难控制。对苏联而言，一个可能倒向美国且实力强劲的唐汉，对它在印度和越南的布局不利。对华夏而言……情况最复杂。一方面，唐汉是华人国家，有血脉联系，且在牵制印度上有利。但另一方面，一个拥有强大武力、且内部可能滋生‘南洋华人独立主义’甚至‘反共桥头堡’倾向的政权，不符合我们的长远利益。尤其当唐汉开始试图影响东南亚华人社群，甚至与台湾当局保持某种暧昧联系时，我们的态度必然转向警惕。”
“于是，一场心照不宣的联合制裁开始了。不是明面上的宣战或封锁，而是更精巧的扼杀：1. 技术封锁：美苏及西方阵营逐渐收紧对唐汉的高技术转让，尤其是涉及核、导、尖端电子等领域。
2. 金融限制：国际金融机构开始对唐汉的贷款和投资设置更多障碍，指责其“人权问题”和“缺乏民主”。
3. 外交孤立：推动东盟在涉及南海等问题上形成共同立场，排挤唐汉。在联合国等场合，对唐汉的一些提议冷淡处理。
4. 秘密扶植反对派：支持唐汉内部非华裔族群的政治诉求，以及像李怀瑾那样的“开明派”，从内部制衡李镇国政府的强硬路线。
“1978-1982年是关键转折期。 李念安晚年病重，唐汉在外交上遭遇一系列挫折，试图购买先进战机被拒、某个区域合作倡议流产，经济也因国际原材料价格波动和制裁受到影响。李念安一死，李镇国面对的就是一个外部环境恶化、内部开始出现裂痕的局面。他不得不收缩，将更多精力转向内部维稳和经济发展，对外则采取更保守的姿态。‘拿下印度’的豪情，只能停留在老一辈的回忆和民族主义者的口号里了。”
讨论最后回归到现状。
“安京闲人”总结道：“所以现在你们看到的唐印对峙，就是这么个情况：1. 军事上：高度戒备，但谁也不敢先动手。印度军力总量占优，但唐汉军队质量尤其是指挥系统和少数精锐部队和地利岛屿防御有优势。双方都在安达曼海和孟加拉湾保持强大的海军存在，军备竞赛持续。
2. 经济上：有限的边贸和海上能源开采合作在争议海域甚至有联合开发的试探，但主体仍是竞争和防范。印度试图用经济影响力渗透唐汉的邻国，孤立唐汉。唐汉则努力深化与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人商界以及大陆的经贸联系。
3. 政治上：口水战不断，互相指责对方是“扩张主义者”、“支持分离势力”。民族主义情绪是双方政府都能利用的工具。但在高层，实际上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处理危机事件，防止误判。
4. 内部：这才是唐汉最大的软肋。李镇国之后，唐汉的领导人再也无法拥有李念安那样的绝对权威。多民族、多来源人口构成的矛盾，在李念安的强人政治结束后，逐渐浮出水面。 婆罗洲的土着要求更多自治权甚至独立。早期欧洲和各地移民的后代形成了自己的社群和利益集团。华人内部也分成了“本土派”、“大陆联系派”和“国际派”。政府需要花费大量精力进行平衡，而这消耗了国家的战略进取心。
“恒河之沙”最后留下一句：“印度有耐心。唐汉的凝聚力会随着时间流逝而磨损。当内部问题足够大时，外部压力就会显现效果。安达曼群岛，终将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