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车停在文渊阁前，李瑶走下台阶时，手里还攥着那封刚送来的急报。纸页已经干了，边角却仍卷曲着，像是被雨水泡过又晒干的叶子。她没有回头，径直穿过廊道。
厅内几名文化使臣早已等候多时，手中捧着各地呈报的文书。有人提到冀州百姓不愿参加诗会，说那是“老爷们的事”；也有人说江南织坊匠人担心机器夺了饭碗，连带对新办的艺展心生抵触。更有人直言，不少读书人在私下议论，“大晟立国不过数年，何来文化可言？”
李瑶坐下，将急报放在案上。她没看那些人，只问：“上月‘百艺归心’巡演，报名的节目有多少？”
一名官员低头翻册：“三百七十二个，来自三十六州。”
“选了多少？”
“初筛留下八十九，按礼部标准……需有文辞、合音律、具教化之意。”
李瑶抬眼：“谁定的标准？”
那人一怔：“历代雅集惯例……”
“百姓看不懂。”她打断，“你们挑的都是读书人写的词，穿官服的人唱的调。可种地的、打铁的、织布的，他们怎么想？他们的声音在哪？”
厅中静了下来。
她站起身，走到墙边挂的地图前。上面用不同颜色标注了各地已设立的书坊、学堂和戏台。“民生稳了，人心不能空着。饿肚子时，我们发粮；现在心里没底，就得给个说法——我们是谁，我们从哪来，我们要去哪。这不是写几首诗就能成的。”
她转身面对众人：“从今往后，不看出身，不论形式。只要是真的事，真的人，真的感情，就可以上台。”
三天后，第一批入选节目名单公布。李瑶亲自批了三条：冀州老农耕田时哼的《五谷谣》，调子粗哑，词也简单，但记录了春播秋收的全过程；江南女子用织机打拍子跳的《经纬舞》，动作源自日常劳作，节奏分明；还有北境戍边将士家属围坐念诵的《家书令》，每人读一封未寄出的信，声音有颤也有笑。
她在批注里写：“不必雕琢，贵在真实。”
消息传开，民间反响远超预期。许多村庄自发组织排练，有人把犁地的动作编成舞，有人将采茶的山歌配上鼓点。一些原本冷清的镇市突然热闹起来，街头巷尾常能听见新编的小调。
可没过多久，新的问题来了。
洛阳西市一带，西域商队带来的胡乐日渐盛行。鼓声急促，舞姿奔放，年轻人争相模仿，甚至有人改穿异族服饰，称本土歌舞“土气”。有老学究当街痛斥：“礼崩乐坏！”
奏折递到李瑶案前，她看了许久，提笔写下两道命令。
其一，在洛阳设“万邦艺苑”，各国艺人皆可登台竞技，不限时间，不设门槛。
其二，推出“国风十二月”计划：正月剪纸迎春，三月茶祭诗会，六月龙舟竞渡，九月丰收歌会……每月选定一项传统习俗，由地方百姓自主承办，官府提供场地与传播支持。
她召来负责宣传的官员：“别只贴告示。让驿卒带着录音匣下乡，每到一地就放一段《五谷谣》；让学堂孩子学唱《家书令》，回家唱给父母听；把《经纬舞》拆解成动作图谱，发到各织坊。”
几个月过去，变化悄然发生。
胡乐仍在街头响起，但不再独占风头。每逢节令，城中各坊便自发张灯结彩。正月里，孩童拿着红纸剪的牛马满街跑；三月茶祭，老翁在园中煮水吟诗，年轻人竟也驻足聆听；六月龙舟赛那天，整条洛河两岸挤满了人，呐喊声盖过了所有异域鼓乐。
有人开始重新谈论那些曾被忽视的东西。
一位老匠人写了封信送到文渊阁，说他孙子最近主动跟他学刻木版，还问起祖上传下的年画故事。
一个边镇的妇人寄来一首自己编的歌，讲丈夫守边十年，每年带回一块石头堆在家门口，如今已垒成小塔。
李瑶让人把这首歌录下来，放进下一批巡演节目。
但她知道，热度总会回落。
果然，入秋后，有人开始质疑：“天天唱歌跳舞，能强兵吗？能增税吗？”
甚至有官员上书，称文化事务耗费人力物力，建议缩减开支。
李瑶没反驳。她下令编纂《大晟风物志》，收录“百艺归心”巡演中的精华节目，配上解说文字，送往全国每所学堂作为教材。她亲撰序言：“知其所从来，方明其所往。”
接着，她让各地学子写观后感，优秀文章汇编成册，赐名《少年说》，在街头巷尾传阅。
孩子们开始讨论那些曾被忽略的事。
有人说，原来种地不只是苦活，也能唱出歌来。
有人说，祖母手里的针线，其实比胡商带来的金饰更有味道。
还有人写道：“我以前觉得穿皮靴、戴高帽才神气，可看完《家书令》，我才明白，父亲每年给我缝的布鞋，才是最重的东西。”
一日午后，李瑶坐在文渊阁翻看最新一批《少年说》。其中一篇来自岭南小镇，作者是个十二岁的女孩，父亲是渔夫。她写道：“我们村以前没人觉得渔歌能登大雅之堂。可现在，我们在学堂唱它，县里比赛还得了头名。老师说，这不是土，这是我们的根。”
李瑶合上册子，望向窗外。
天色渐暗，宫外街市灯火次第亮起。远处传来一阵清脆的童声，是几个孩子在路灯下齐声朗诵《五谷谣》。声音不大，却清晰可闻。
她提笔在《风物志》终稿封面写下一句话：“文化不独在庙堂，更在人间烟火处。”
随即命人将全套书册打包，明日送往各州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