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外卖员，叫张明。三十七岁，离异，无子，住在城市最西边的旧公寓里。这行干了五年，每天从早上十点到凌晨两点，风雨无阻。我的电瓶车是二手货，跑起来吱呀作响，像老人的骨头。
日子是灰色的。我见过深夜醉酒哭泣的白领，见过隔着门缝接餐的单亲妈妈，也见过灯火通明却寂静无声的豪宅。但今晚的订单，有些不一样。
手机屏幕亮起时，是凌晨一点十七分。
“您有新订单：桂花巷44号4楼404室。备注：请走楼梯，电梯坏了。别敲错门。货到付款。”
我盯着那串数字，心里莫名发毛。四十四号，四楼，四零四。全是四。这座城市的人迷信，带四的门牌号通常会被跳过或改掉，但这个地址却固执地保留着所有“四”。
桂花巷我知道，在老城区，一排解放前建的红砖楼，大部分住户都搬走了，等着政府拆迁。路灯坏了好几盏，夜里黑得厉害。
我骑上车出发。风很冷，吹得脸生疼。街上空荡荡的，只有我的车灯切开黑暗。二十分钟后，我拐进桂花巷。巷子比记忆中更破败，两边的梧桐树秃了枝丫，在风中像鬼爪一样摇晃。
44号是巷子最深处那栋。六层的老楼，外墙剥落，露出暗红色的砖。没有一扇窗户亮灯，整栋楼像一具巨大的黑色棺材，蹲在夜色里。
我停好车，取下保温箱里的餐盒——一碗皮蛋瘦肉粥，一笼小笼包。塑料餐盒在我手里轻飘飘的，没什么温度。我抬头看楼，四楼某个窗户的位置，一片漆黑。
楼道门虚掩着，吱呀一声推开。里面是浓郁的霉味和灰尘气。声控灯坏了，我打开手机手电筒。昏黄的光圈在墙壁上晃动，照出斑驳的绿漆和密密麻麻的小广告。
楼梯是水泥的，边缘磨损得厉害。我一步一步往上走，脚步声在空荡的楼道里回响，听起来像有另一个人跟在我后面。我停下，那声音也停下。我继续走，它继续跟。
到三楼时，我后背已经湿了。空气越来越冷，不是冬天的冷，是那种渗进骨子里的阴冷。我看了眼手机，凌晨一点四十三分。信号格空了。
四楼的楼道比下面更破旧。墙壁上有一大片水渍，形状像个人蜷缩着。404室在走廊尽头，深绿色的铁门，漆皮剥落，露出锈迹。门牌号歪斜地钉在门上，4字缺了一角。
我走到门前，抬手想敲门，手却僵在半空。
门缝下有光。
很暗，昏黄色的，像是老式灯泡的光，从门底漏出来一条细线。我屏住呼吸，侧耳听。里面很静，但隐约有声音——像是有人在缓慢地踱步，鞋底摩擦水泥地，沙，沙，沙。
“外卖。”我喊了一声，声音发干。
里面的脚步声停了。几秒钟后，门后传来锁舌转动的声音，很慢，很涩，像很久没上油。
门开了十公分左右的缝。一张脸出现在门缝后。
是个老太太。很老，脸上皮肤像揉皱的纸，眼窝深陷，眼睛却异常明亮。她穿着深蓝色的对襟褂子。屋里透出的光映在她脸上，黄得诡异。
“我的粥？”她的声音嘶哑，像破风箱。
“嗯，皮蛋瘦肉粥和小笼包。货到付款，二十五块八。”我把餐盒递过去。
她的手从门缝里伸出来。手指细长，骨节突出，皮肤薄得能看见青紫色的血管。指甲很长，有些发黄。
她接过餐盒后没关门，转身往里走，门开着。“进来等着，我拿钱。”她选的是货到付钱。
我犹豫了。凌晨一点多，进一个陌生老太太的家？但如果不进去，这单可能白跑。二十五块八，够我明天一天的饭钱。
我跨过门槛。
屋子很小，一室一厅，家具都是老式的。木沙发掉了漆，八仙桌腿用砖垫着，墙上挂着一个停摆的钟，指针指着三点十七分。空气里有股怪味，像是陈年的灰尘混合着中药和某种腐败的气息。
最引人注目的是墙上贴满了报纸，泛黄发脆，日期都是几十年前的。天花板一角有深色的水渍，形状像个扭曲的人形。
老太太走进里屋。我站在门口，没敢往里走。客厅的灯泡大概只有十五瓦，光线昏暗，所有东西都拖着长长的影子。
“您一个人住？”我搭话，想让气氛轻松点。
里屋没回应。只有窸窸窣窣的声音，像是在翻找什么。
“这楼里其他住户都搬走了吧？”
还是没声音。
“大妈？”我往屋里走了两步，到里屋门边。门虚掩着，我推开一点缝。
里面没开灯，但靠月光能看清轮廓。一张老式架子床，蚊帐垂着，看不清里面。一个五斗橱，一个脸盆架。老太太背对着我，站在五斗橱前，一动不动。
“钱马上找到。”她突然说，声音近在咫尺。
我吓了一跳。她明明背对着我，声音却像贴着我的耳朵。
我往后退，想回客厅等着。转身时，眼角瞥见五斗橱上有什么东西。
是一个相框。黑白的，照片里是一个年轻女人，穿着旗袍，站在一栋楼前。那栋楼，就是这栋楼。女人笑得很温柔，但那张脸——和外面的老太太有七分像。
照片右下角有一行小字，我眯眼辨认：“1951年秋，摄于家门前。”
1951年。七十年前。
我后背的汗毛竖了起来。七十年前，这女人如果还活着，该多大了？至少九十岁。而外面的老太太，看起来也就七八十岁。
“找到了。”老太太的声音从客厅传来。
我猛地转身。她不知何时已经回到客厅，就站在我身后一步远的地方，手里捏着张钞票。
“给你，不用找了。”她把钱递过来。
我接过，钱是旧的，纸质发脆，上面印着第三套人民币的图案。这种钱二十年前就不流通了。
“这钱……”我开口。
“不够？”她眼睛直直盯着我，瞳孔在昏黄光线下异常黑。
“不是，我是说……”我不知道该怎么问。也许老太太年纪大了，不懂现在的钱，翻出了以前的积蓄。
“那快走吧。”她打断我，语气突然急促，“天快亮了。”
我看了眼手机，凌晨一点五十一分。离天亮还早。
“好，谢谢。”我转身出门。走到门口时，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
老太太站在屋子中央，双手垂在身侧，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她的脸在昏暗光线下显得很不真实，像一张蜡像的脸。
门在我身后关上。锁舌咔哒一声，像是松了口气。
我快步下楼，脚步声在楼道里回响。这次，我确定只有我一个人的脚步声。到三楼时，我停下喘气，手撑着膝盖。
余光瞥见楼梯拐角的阴影里，有什么东西。
我慢慢抬头。角落里堆着杂物，破纸箱、烂椅子。但在那堆杂物后面，靠墙坐着一个人。
不，不是坐着。
是瘫着。一个老人，头发花白，穿着深蓝色对襟褂子，和404的老太太一模一样。他头歪向一边，眼睛半睁，嘴唇发紫，脸色是死人的青灰色。他身边散落着几个药瓶。
我腿一软，差点坐倒在地。手机手电筒的光颤抖着照过去。
那老人一动不动。显然，死了有一段时间了。
但刚刚在404的老太太……
我脑子里一片混乱。双胞胎？兄妹？可那长相，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我鬼使神差地没有逃跑。
突然，我注意到老人手里攥着什么。白色的，塑料的。我凑近一点，看清了。
是一个外卖袋，印着“如意快餐”的logo。那是我们公司三年前换掉的包装。
袋子上面，有一张纸条。我仔细看了看，上面是歪歪扭扭的钢笔字：
“王阿婆，这是您儿子点的餐。他让我转告您，下周就回来看您。您多保重。外卖员小陈。2023年3月17日”
2023年3月17日。两年前。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两年前的外卖，还攥在手里。这老人死了至少两年。没人发现？没人报警？
我转身就往楼下冲，一步跨三级台阶。到二楼时，我停住了。
楼梯上站着一个人。
是那个老太太。她不知何时下来的，堵在楼梯中间，背对着我，面对着一扇门。201室。
“你怎么……”我声音发颤。
她没回头，抬起手，用那细长的手指敲门。叩，叩，叩。
“谁啊？”门里传来一个男人含糊的声音，像刚被吵醒。
“我，404的王阿婆。你们家拿错快递了。”老太太的声音平静得可怕。
“大半夜的，明天再说！”男人不耐烦。
“就现在。”老太太坚持。
里面传来骂骂咧咧的声音，接着是脚步声。门锁转动。
我屏住呼吸。这不对劲，太不对劲了。这栋楼不是没人住吗？
门开了。一个穿着背心短裤的中年男人，揉着眼睛，满脸怒气。“哪儿错了？”
他话没说完，老太太突然动了。她以我无法形容的速度，扑进了门里。不是走，是扑，像一张纸被风吹进去。
“哎你干什么！”男人惊叫。
门在他身后砰地关上。
然后，死寂。
我僵在楼梯上，手脚冰凉。几秒钟后，201室传来一声短促的、被闷住的惨叫，接着是重物倒地的声音。之后，又是死寂。
我腿软得几乎站不住，扶着墙往下挪。经过201门口时，我闻到一股浓烈的铁锈味。是血的味道。从门缝里渗出来，暗红色，在昏暗光线下像黑色的油。
我冲到一楼，推开楼道门，冲进夜色里。冷风一吹，我才发现自己浑身湿透，不知是汗是别的什么。
我的电瓶车还在原地。我跨上车，拧动钥匙。没反应。又拧，还是没反应。车灯暗着，仪表盘一片黑。
没电了？不可能，我来的时候还有三格电。
我下车检查。电池连接正常，钥匙也没问题。但车就是死了一样。
“见鬼……”我喃喃道，声音发抖。
“是见鬼了。”一个声音突然在我身后响起。
我猛地转身。楼道口的阴影里，站着一个人。是个老头，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头发稀疏，脸上皱纹深如刀刻。他蹲在门槛上，抽着旱烟，烟头一明一灭。
“你是谁？”我握紧手机，准备随时当武器。
“看门的老刘。”他吐出一口烟，“不过这门，看了也没用。该来的总会来。”
“这楼里……到底怎么回事？”我问，声音发干。
老刘用烟杆指了指楼上。“四楼那家，姓王。老头叫王国云，老婆子叫李秀英。有个儿子，文革时被害死了。老两口相依为命。两年前，老头心脏病发作，死了，生前喜欢点外卖。”
“那刚才给我开门的老太太……”
“是李秀英。但也不是了。”老刘深吸一口烟，“老头死后第三天，她也走了。煤气中毒。发现时，两人并排躺在床上，手拉着手。”
我头皮发麻。“可我刚看见她……”
“你看见的，是她最后的念想。”老刘说，“人死前若有太深的执念，魂就会留在原地，重复死前做的事。李秀英的执念是等儿子回家，照顾老王。所以她每天重复：点外卖，等外卖，付钱。但她忘了，老王已经死了，儿子早就死了，她自己，也死了。”
“那201室……”我看向那扇门。
老刘沉默了一会儿。“这栋楼，四十四号，四楼，四零四。数字不吉利。建楼时就死过人，后来住进来的人，要么横死，要么疯癫。李秀英的魂在这里困了两年，越来越凶。她开始‘串门’，敲邻居的门，用各种理由。当然，你看到的一切都是幻象，整栋楼都没人住了。”
“你为什么不走？”
“走？”老刘苦笑，“我走了，谁告诉他们，他们已经死了？”
他站起来，佝偻着背。“小伙子，你车不是没电，是被‘煞’住了。等天亮鸡叫，就能走。但现在，”他看了看天，“离天亮还有三个钟头。你得找个地方躲起来。她还会出来，每晚三点十七分，准时‘串门’。今天轮到二楼，明天可能是一楼。但今晚她发现你了，可能会来找你。”
“三点十七分？”我想起404墙上那个停摆的钟。
“她死的时间。”老刘说完，转身走进楼道，消失在黑暗里。
我站在原地，浑身冰冷。凌晨的寒风像刀子，但我出的冷汗更多。我看手机，两点零三分。离三点十七分，还有一个小时。
车不能动，跑出巷子？
就在我转身看巷子时，我发现巷子全变了，变成陌生的死胡同，我无路可逃。
我看向44号楼。整栋楼依然漆黑，只有四楼某个窗户——404的窗户，此刻亮着昏黄的光。一个人影站在窗前，低着头，似乎在往下看。
我把车放到一个堆杂物的角落，缩到车后，借车身和杂物挡住自己。心脏狂跳，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风停了，巷子里死寂。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和呼吸，在寂静中格外响。
两点三十分。404的灯灭了。
整栋楼彻底陷入黑暗，像一头匍匐的巨兽。
我盯着手机屏幕，数字跳动：两点四十，两点五十，三点……
三点十分。楼道门吱呀一声，开了。
我全身绷紧，从车后偷偷探出一点头。
一个人影走出来。是“她”。李秀英。她还穿着那身深蓝色褂子，手里拎着一个布袋子，鼓鼓囊囊的。她走得很慢，一步一步，朝巷子另一端走去。
不是找我？我稍微松了口气。
但下一秒，我血液几乎凝固。
她走到巷子中段，停下了。然后，极其缓慢地，转过头，看向我的方向。
黑暗中，我看不清她的脸，但能感觉到她在“看”我。那不是活人的注视，是冰冷的、空洞的、像深井一样的注视。
她开始往回走。朝我走来。
我脑子一片空白。跑？但腿像灌了铅。
她越来越近。脚步声很轻，但在这寂静中，每一步都像踩在我心上。
十米，五米，三米……
我闭上眼，等待那冰凉的手抓住我。
但什么都没发生。
我睁开眼。她停在我的电瓶车前，低着头，看车。然后，她伸出手，摸了摸车座。动作很轻，像在抚摸什么珍贵的东西。
“我儿子……以前有辆自行车。”她突然开口，声音嘶哑，但不再像之前那样空洞，反而有了一丝……人性？
我不敢动，不敢呼吸。
“也是黑色的。”她继续说，手在车座上摩挲，“每天早出晚归，说攒够钱，就让我和他爸过好日子。但他没等到。”
她抬起头，这次，我终于看清她的脸。在微弱的月光下，她脸上的皱纹似乎柔和了一些，眼睛里有一种深不见底的悲伤。
“那天也是这么冷，他被红卫兵剥光了，吊起来打。”
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可怕。
“我和老头去领尸，他脸白得像纸。我摸他的手，冰凉，就像我现在的温度。”
她放下手，看向我。“你多大？”
“三……三十七。”我牙齿打颤。
“我儿子死的时候，才十七。”她喃喃道，“你们长得不像，但背影像。都瘦，肩膀塌着，像扛着很重的东西。”
我不知该说什么。
“你走吧。”她突然说，“天快亮了，你该回家了。”
我愣住。
“趁我还……记得我是谁。”她转过身，背对着我，“快走。沿着巷子一直跑，别停。听到任何声音都别回头。”
“那你……”
“我？”她轻轻笑了，笑声像枯叶碎裂，“我得回去。老王还在等我，我得告诉他，儿子不会回来了。我也该醒了。”
她说完，拎着布袋子，慢慢走回楼道。门在她身后关上，轻轻一声，像一声叹息。
我站在原地，直到第一缕天光照进巷子。远处传来鸡鸣，若有若无。
我试着拧动车钥匙。电机嗡鸣，车灯亮了。
我骑上车，离开桂花巷前，我回头看了一眼。
44号老楼静静矗立在晨光中，四楼404的窗户，窗帘拉着，一切如常。
但那扇窗下方，墙根处，放着什么东西。
我没立刻离开，而是走过去看。
是那个布袋子，敞开着，里面是两套叠得整整齐齐的深蓝色寿衣，一男一女。寿衣上，压着一沓钱，是第三套人民币，用红绳捆着，最上面一张，用毛笔写着一个字：
“谢”
我把袋子重新系好，放在原地，骑上车离开。
那天后，我再也没接过桂花巷的订单。有时深夜路过那片老城区，我会远远看一眼44号楼。它一直没拆，孤零零立在那里，窗户全黑，像一座墓碑。
但我总记得那个老太太最后的眼神。不是恐怖，是深深的悲伤。她在那里等了一辈子，等一个永远不会回家的儿子，照顾一个早已死去的丈夫。到最后，连她自己都忘了，自己也已经死了。
我们都是孤魂野鬼，在这人间游荡。有人等爱，有人等死，有人等一个永远不会来的明天。区别只在于，有些人知道自己死了，有些人还不知道，还在送着永远送不完的外卖，等着永远等不到的黎明。
而我，依然在每个深夜骑着吱呀作响的电瓶车，穿过城市的大街小巷。风很冷，灯光很暗，影子很长。我知道，在这座城市的无数扇门后，有无数个迷失的人，在等，在念，在执，在忘。
我们都是夜的儿女，是时间的遗民，是记忆的囚徒。活着，或者自以为活着，在这无边的黑暗里，点一盏随时会熄灭的灯。
而天亮，总是很远，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