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里的风，像一把蘸了盐水的钝刀，在高邑县一马平川的原野上，不紧不慢地割着。它割裂了冻得硬邦邦的田地，割破了光秃秃的杨树枝，也割着菊花那张早已失去水分的脸。她端着一个沉甸甸的搪瓷尿盆从里屋挪出来，盆沿挂着一圈冰琉璃，碰在掉漆的木门框上，发出清脆又沉闷的“当啷”声，像是为这死水般的日子敲响的破钟。
里屋炕上，男人喉咙里堵着一口永远也咳不干净的痰，发出“呼噜呼噜”的声响，像夏日沼泽地里垂死的蛤蟆。五年前那场脑血栓，像一条无形的鞭子，猛地抽歪了他的半边身子，抽走了他说话的能力，也抽干了这家最后一点活气。他成了一具还有温度的、需要吃喝拉撒的活物，被钉在了这铺土炕上，用唯一能稍微动弹的左手，死死抓着命运的栏杆，指甲缝里塞满了黑泥与绝望。
日头灰白，有气无力地悬在东南方，像个冻僵的烧饼。墙头上那座老旧的挂钟，钟摆走得慢吞吞，每一秒都仿佛要用尽全身力气。菊花有时会觉得，那钟摆迟早会像她男人一样，在某一个清晨彻底停摆。这日子啊，过得比院门口那棵歪脖子老槐树还糙。树皮皴裂，虬枝盘桓，年年岁岁顶着风沙严寒，可到了春天，好歹还能冒出几星绿芽。她呢？她的春天早就埋进了这片望不到头的冻土之下。
窗外，几根黑皮电线在西北风里嗡嗡地抖动着，像几根濒死的琴弦。那是拴柱前天刚来换的新线。想到拴柱，菊花心里像被麦芒扎了一下，细微的刺痛过后，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麻。
正想着，院墙外就传来了那熟悉的、带着点小心翼翼的声音。
“菊嫂。”
菊花抬眼看过去。解拴柱穿着一身藏蓝色的、油渍麻花的电工服，提着一个半旧不新的绿色电工包，站在院门口。他那顶棉帽的两个耳朵没系带，在风里忽闪着，真像两只垂头丧气的黑老鸹翅膀。他跺着脚，解放鞋上沾着的雪沫子纷纷扬扬地落下，眼睛却先越过菊花的肩膀，往黑黢黢的里屋瞟了瞟，声音压得低低的：“哥今天……好些不？”
菊花没吱声，喉咙里像塞了一团棉花。她默默地转身，拎起炉子上的铝壶，往一个印着红字的搪瓷缸子里倒水。滚开的水冲起一股白茫茫的蒸汽，瞬间把她那张布满细纹的脸笼罩其中，眉眼都变得模糊不清，只有一种常年累月积攒下来的疲惫，穿透水汽，清晰地弥漫开来。
拴柱也不等她回答，熟门熟路地走到屋檐下的电表箱旁，踮起脚，用一把螺丝刀撬开那生锈的铁皮盖子，手指头在里面拨弄了几下。只听“咔哒”一声轻响，屋里那盏蒙了厚厚一层灰、昏黄如豆的灯泡，突然像是回光返照般，猛地亮堂了一些。原来不是电压不稳，是灯泡自个儿脏得都快喘不过气了。菊花看着那骤然明亮些的光线，心里头说不上是什么滋味。这点亮光，照不亮她的前程，也化不开她心头的冰，反倒把屋里的寒酸和凌乱照得更加分明。
就在这时，里屋传来“哐当”一声闷响，紧接着是物体拖拽摩擦地面的刺耳声音。
两人几乎是同时冲了进去。
只见那个黄漆的尿壶翻倒在炕沿下，里面黄澄澄的尿液泼洒出来，在坑洼不平的砖地上肆意横流，散发出浓烈刺鼻的腥臊气。男人歪倒在褥子上，半边身子探出炕沿，那只尚能活动的左手，青筋暴起如同扭曲的蚯蚓，死死地攥着炕沿的木头边缘，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出死白色。他歪斜的嘴角不受控制地流着涎水，混浊的眼睛里，是一种近乎野兽般的痛苦和屈辱。
拴柱二话不说，转身就去院里水缸舀水。菊花则默默地拿起墙角已经看不出本色的抹布，蹲下身，开始擦拭地上的狼藉。她弯腰的时候，后腰处一截暗红色的毛衣滑了上去，露出一小片皮肤。那皮肤上，冻疮叠着冻疮，新旧疤痕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丑陋而令人心酸的图案，像是这片土地贫瘠的缩影。
拴柱端着半盆温水进来，看到那片腰肉，眼神像被烫到一样，猛地别开了脸，喉结上下剧烈地滚动了一下。他把盆放在炕边的板凳上，拧了一把热毛巾，递给菊花。菊花接过来，默默地给男人擦拭嘴角和胸口。
空气中弥漫着尿臊味、药味和一种属于久病之人的、衰败的气息。
“小军在石家庄……咋样了？”拴柱靠在门框上，从口袋里摸出烟卷和火柴，划了好几根才点着，试图找点话打破这令人窒息的沉默。
“还能咋样？”菊花的声音干涩，像秋日阳光下暴晒过头的豆荚，轻轻一碰就能碎裂开来，“在工地上搬砖呗。一天一百二，管顿晌午饭。二十五了，连个说媒的都快绝迹了……谁家姑娘肯往这火坑里跳？”她的话像是在说给拴柱听，又像是在自言自语，每一个字都带着认命后的麻木。
拴柱深吸了一口烟，辛辣的烟雾似乎让他镇定了一些。他没接话，只是默默地听着。黄昏的影子开始拉长，像墨汁滴入了清水，缓慢地侵蚀着屋里的光线。
“我走了，菊嫂。”拴柱把烟屁股在鞋底摁灭，提起电工包。
菊花站起身，送他到屋门口。
就在要跨出院门的那一刻，拴柱突然停下脚步，从电工包侧面的口袋里掏出一个网兜，飞快地塞到菊花手里。网兜里是五六根香蕉，皮已经有些发黑，带着磕碰的痕迹。
“供电所发的福利，”他说话时依旧不敢看她的眼睛，目光游离在院子里那堆柴火上，“我一人也吃不完，放我那儿也是烂掉……给孩子，或者……给哥补充点营养。”
菊花握着那网兜，香蕉表皮那点残存的、来自屋里的微弱暖气，透过网眼传到她冰凉的掌心。她怔怔地站在那里，看着那个穿着臃肿电工服的背影，有些佝偻地融进越来越浓的暮色里，脚步声在冻土上咯吱作响，渐行渐远。
二十年前的冬天，好像也是这么冷。两个年纪相仿的后生，几乎同时托了媒人踏进她家的门槛。一个是家里有崭新拖拉机的，就是现在炕上躺着的这个；另一个，就是刚才离开的、话不多只知道埋头干活的解拴柱。她爹娘选了有拖拉机的，觉得那是实打实的光景，是能拉着日子往前奔的铁牛。她呢？她那时候心里有点慌，也说不上更喜欢谁，只觉得爹娘总不会错。后来，她听说拴柱躲在家里喝了三天闷酒，醉得不省人事。
现在，那台曾经象征着希望和光景的拖拉机，早就锈迹斑斑地趴在院角，被柴草覆盖，成了一堆废铁。而那个当年输掉了姻缘的人，却像一根沉默的椽子，总是在她觉得日子快要塌下来的时候，悄没声地过来，支那么一下。
夜风更紧了，卷着细碎的雪沫，打在窗户的塑料布上，发出“沙沙”的响声，像是无数只小虫在啃噬着夜晚。里屋又传来那永无止境的、拉风箱般的咳嗽声。
菊花低头看了看手里的香蕉，转身进屋，小心翼翼地把它藏进碗柜最底层，用几个空碗倒扣着盖住。那动作，谨慎得如同在掩埋一个见不得光的秘密，一个在这片厚重冻土下，唯一还能让她感觉到一丝暖意的秘密。屋外，风还在不知疲倦地刮着，预示着这个冬天，还漫长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