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果然如王云五所预期，迅速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
其严谨的体系、新颖的视角、扎实的史料，以及将小说置于广阔社会文化背景中考察的宏观视野，使其迅速成为多所大学中文系的指定教材或重要参考书。
赞誉之声不绝于耳，甚至一些当初对冷清秋引介西学方法持保留态度的老派学者，也不得不承认这部着作的分量。
然而，冷清秋并未沉浸于学术成功的喜悦中。随着研究和教学的深入，尤其是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女性创作者（如薛涛、鱼玄机、李清照，以及大量散见于笔记、弹词中的无名氏）的境遇与作品后，前世的记忆与今生的观察在她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共振。
她看到，尽管时代已步入民国，提倡“男女平等”、“女性解放”的口号不绝于耳，但现实中，绝大多数女性依然被困于旧式的家庭伦理之中，受教育权、经济权、婚姻自主权依然脆弱不堪。
她自己在燕京大学虽受尊重，但也隐约能感受到某些无形的界限和审视的目光。而社会上，无数个“前世冷清秋”仍在重蹈覆辙，或因盲婚哑嫁陷入不幸，或因缺乏谋生技能而依附于人，空有才情而不得施展。
这种切肤之痛与学术上的清醒认知，促使她将研究方向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拓展和转变。
在一次由北平各高校女教师和进步女性组织的沙龙上，冷清秋做了一次题为《缄默的传统：中国文学史中的女性书写与性别困境》的演讲。她没有高谈阔论西方的女权理论，而是从自己最熟悉的领域切入。
她以大量被正统文学史边缘化或忽视的女性文本为例，从《诗经》中的弃妇诗，到汉代班昭的《女诫》及其矛盾性，再到唐代鱼玄机诗作中的女性意识，宋代李清照南渡前后词风的变化所折射出的生存境遇差异，直至明清大量才女在诗词唱和与弹词创作中寻找的精神出口……她条分缕析，论证了在漫长的历史中，女性并非没有声音，而是她们的声音或被压抑、或被扭曲、或被纳入男性主导的话语体系中被消解。
“我们的文学史，”冷清秋的声音清晰而沉稳，带着学术的冷静，却又蕴含着深沉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是一部女性‘被书写’和‘艰难书写’的历史。前人总以‘女子无才便是德’规训女性，却又以‘咏絮之才’赞赏她们，这其中的吊诡与矛盾，正是女性生存困境的文学映照。如今，时代虽变，但沉淀千年的观念枷锁，并非一纸法令或几句口号所能轻易打破。”
她进而联系现实：“如今我们倡导女子教育，其目的不应仅仅是培养‘贤妻良母’，或是点缀门面的‘才女’，而是要赋予女性独立思考和安身立命的能力。让她们能够像李清照一样，即使遭遇国破家亡之痛，也能凭借自己的才学整理金石，着书立说，而不仅仅是依附他人，凄凉终老；让她们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才华和价值，不必通过婚姻和男性来定义和实现。”
这次演讲，因其深厚的学理基础和贴近现实的人文关怀，在北平的知识女性圈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冷清秋不再仅仅被视为一位杰出的文学史家，更被许多年轻女学生和知识女性视为精神上的引路人。
此后，她开始在《大公报》及其他进步刊物上，持续发表一系列关于女性教育与职业发展的文章。她以自己赴英留学、归国任教的经历为例，论证了经济独立对于女性人格独立的基础性作用。她呼吁社会开设更多面向女子的职业技能学校，鼓励女性参与社会事务，打破职业壁垒。
她还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女性友人，如律师华群、教育家曾宝荪等人，联合发起了一个小型的“女性发展互助会”，旨在为贫困女学生提供小额助学金，为寻求职业转型的女性提供信息咨询和技能培训机会。她将自己部分稿费和薪金投入其中，并利用自己的声望，为互助会争取更多社会资源。
这些社会活动占据了她一部分研究时间，但她认为值得。学术研究是她的根基，但将学识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尤其是帮助更多女性挣脱枷锁，是她作为重生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燕京大学的课堂上，她也开始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关注文学中的性别议题。她会专门组织讨论《红楼梦》中不同女性的命运与选择，分析《镜花缘》中女儿国构想背后的乌托邦与反讽。她鼓励女学生们勇敢表达自己的观点，追求学术上的卓越。
一次课后，一位名叫吴贻芳的女学生（注：历史上吴贻芳是着名教育家，此处为虚构情节）找到她，激动地说：“冷先生，读了您的文章，听了您的课，我才真正明白，我们女子读书，不仅仅是为了谋生，更是为了明理，为了拥有选择自己人生的力量和勇气。”
看着学生眼中闪烁的光芒，冷清秋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慰藉。她知道，她播下的种子，正在悄然发芽。
她的生活愈发繁忙，但内心却愈发充实与平和。前世的痛苦，已彻底转化为今生的动力。她不再仅仅是冷清秋个人，她的生命与更宏大的社会议题、与无数女性的共同命运连接在了一起。
冷清秋在北平学界与女性事业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她的《中国小说史》已成为权威着作，而她关于女性议题的言论与实践，也让她超越了单纯的学者身份，成为新兴知识女性群体的代表人物之一。然而，她并未止步于此。前世记忆如同潜藏的镜鉴，让她对眼前的和平与繁荣，始终保有一份超前的警惕与清醒。
这年初秋，她受邀至南京中央大学进行短期讲学。其间，与几位在教育界、出版界担任要职的友人会晤，包括时任教育部某司司长的杨端六。茶叙间，众人难免谈及日渐紧张的华北时局，以及东南沿海与长江流域看似迥异的氛围。
“清秋如今是名声在外了，”一位在商务印书馆任职的旧识笑道，“你的《小说史》和那些文章，在南方各大学堂和女校里，也是学子们争相阅读的。”
冷清秋微微颔首致谢，随即话锋一转，语气变得凝重：“承蒙各位谬赞。只是，如今北地烽烟隐现，强邻环伺，我辈书生，虽手无缚鸡之力，却也不能只埋头于故纸堆。近来我常思忖，文化教育，乃立国之本，亦是振奋民族精神之利器。值此危局，我们是否应做些更切实的、具有韧性的准备？”
杨端六扶了扶眼镜，关切地问：“清秋有何高见？”
“高见谈不上，只是一些未雨绸缪的想法。”冷清秋沉吟道，“其一，是关于典籍的保护。北平乃文化重镇，馆藏丰硕，然地处前沿，一旦有变，后果不堪设想。我们是否应推动将部分核心珍本、善本，逐步南迁，或至少制作微缩胶卷副本，分存于上海、南京乃至西南等地？此事需图书馆界、教育界同仁合力，宜早不宜迟。”
她的话让在座几人神色都严肃起来。此事工程浩大，且涉及敏感，但冷清秋提出的风险，确是实情。
“其二，”她继续道，目光扫过在场几位关注教育的友人，“是关于女子实践教育的拓展。如今女子多习文哲、师范，这固然重要。然乱世之中，医护、通讯、基础工农业技术等实用技能，或许更能让女性立于不败之地，也能在必要时为社会贡献切实力量。我意欲在北平尝试推动建立一两所侧重于职业技能培训的女子学堂，或至少在现有女校中增设此类课程，不知诸位以为如何？”
这个提议更具体，也更具前瞻性。在座有人表示赞同，也有人认为操作不易，需从长计议。但冷清秋的思路清晰，显然并非一时兴起。
“清秋所见，总是比旁人深远几分。”杨端六叹道，“你所言之事，确为紧要。典籍南迁，我可尝试在部内探探风声，寻求支持。至于女子技能教育，北平若能成功试点，或可成为全国典范。”
南京之行，让冷清秋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回到北平后，她立即着手行动。她首先私下联系了北平图书馆的几位核心负责人和容庚先生等学界耆宿，谨慎地提出了典籍保护的计划。起初，反对和疑虑的声音不少，认为她杞人忧天，或担心引发恐慌。但冷清秋以充分的史料（她甚至隐晦地引证了历史上典籍在战乱中损毁的教训）和严谨的方案，逐步说服了一些关键人物，一个极其秘密的、小范围的珍本遴选与复制计划开始悄然启动，进展缓慢，但毕竟迈出了第一步。
同时，她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女性发展互助会”的工作中。她不再满足于提供助学金和零星培训，而是联合曾宝荪等教育家，开始筹办一所小型的“女子实用技能传习所”。她利用自己的声望募集资金，亲自参与课程设计，计划开设簿记、打字、基础护理、园艺、平纹纺织等贴近社会需求且适合女性的课程。她强调：“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让女性掌握一门实实在在的技能，比空谈解放更为紧迫和有效。”
这些超越纯学术的实务性工作，占据了冷清秋大量时间，但她乐在其中。她看到那些前来报名或咨询的年轻女性眼中，充满了对掌握自身命运的渴望，这让她感到前所未有的价值感。
她的助手张炜也已留校，成为她的得力臂助，不仅协助研究，也开始参与到这些社会事业中，成长迅速。
偶尔在深夜独处时，冷清秋会摊开地图，目光掠过华北平原，投向更遥远的西南。前世的记忆虽未给她提供清晰的路线图，却给了她一种对历史洪流的直觉。她知道，眼前的平静可能只是暴风雨的前奏。
她所做的这一切——保存文化火种，培养实用人才，尤其是帮助女性获得立足社会的资本——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将成为黑暗中至关重要的微光。
清秋伏案疾书，正在为传习所编写一本浅显易懂的《实用护理常识》教材。她的神情专注而平静。
她不再是被命运裹挟的浮萍，而是试图为他人在风浪中提供些许依靠的基石。
她的格局，早已超越了个人恩怨与学术象牙塔，与家国命运、时代变迁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