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秋，南京。抗日战争胜利的狂欢尚未完全平息，但对于李锦和他麾下庞大的“擎天”兵团而言，一种更为复杂微妙的氛围已然弥漫开来。
战争是残酷的熔炉，却也淬炼出最坚韧的情感。多年并肩作战，在密电频传、生死一线的指挥部里，兵团总司令李锦与译电室主任秦若兰之间，早已超越了单纯的上下级关系。秦若兰（中共地下党“白鸽”）的冷静、聪慧与坚韧，在无数个不眠之夜里，不仅是通讯安全的保障，也成为了李锦内心深处一份隐秘的慰藉与依靠。而李锦（其真实身份为中共安插在国民党高层、由周先生早年布下的绝密暗棋“磐石”）的沉稳、谋略与在民族大义前的坚定，也深深吸引着秦若兰。
抗战胜利，山河光复，似乎也为这段在硝烟中滋长的情愫，提供了一个自然而然的归宿。在南京一处不显眼的、由组织秘密安排的居所内，一场简单而温馨的仪式悄然举行。没有盛大的排场，只有几位绝对核心的“知情”战友在场见证——参谋长陈瑜（虽不完全知情，但有所察觉且绝对忠诚于李锦）、已升任副参谋长的周卫国（历经磨练，思想亦有所转变，且与李锦关系密切）及其刚刚历尽艰辛寻回的爱人萧雅。李锦与秦若兰，这对在隐秘战线上共同战斗了许久的同志与伴侣，终于以婚姻的形式，将彼此的生命和信仰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对外的说法，自然是抗战功臣与得力女军官的美满姻缘，而在内部，这更意味着一条极其重要的、直接通往延安的绝密通道的巩固与升华。
与此同时，周卫国也终于与失散多年的恋人萧雅重逢。战火纷飞，音讯全无，萧雅在后方颠沛流离，吃尽苦头，容颜虽染风霜，但眼中的坚韧与对周卫国的深情未曾改变。他们的重逢，充满了泪水与感慨，是战争年代无数悲欢离合中，难得的一抹亮色。这两段姻缘，在胜利的背景下，为“擎天”兵团的核心层，增添了几分温情，也埋下了更深的伏笔。
婚礼的喜悦尚未散去，重庆的命令便已抵达。蒋介石连电催促李锦，命其率领“擎天”兵团精锐，火速开赴华东、华北各大城市及战略要地，“接收”日军投降后留下的地盘和装备，并“维持秩序，防范奸党破坏”。这道命令，意图十分明确：利用“擎天”这支最强悍的美械兵团，抢在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之前，占领沦陷区，为即将到来的权力角逐抢占先机。
李锦心知肚明，这所谓的“接收”，实质上是内战的前奏。他必须在执行命令的表象下，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争取最大利益。
“慕公，重庆这是要拿我们当枪使，去对付自己人！”陈瑜在司令部内，忧心忡忡地说道。他虽非组织成员，但基于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和对李锦的忠诚，对内战前景深感不安。
李锦站在巨大的作战地图前，目光深邃：“命令必须执行，否则就是抗命，会给老蒋以口实。但怎么执行，大有文章可做。”他转向秦若兰（此时她已不仅是译电室主任，更是李锦与上级联络的核心桥梁），“若兰，将我们的处境和初步想法，通过‘家’里渠道，尽快上报。我们需要明确的指示。”
秦若兰会意，立即通过只有她和李锦掌握的绝密电台频率，将情况加密发出。很快，来自“家”里（由周公直接掌握的最高层）的指示反馈回来：“原则同意你部按计划‘接收’，以保存实力，取得合法地位。但在行动中，需灵活掌握，尽量避免与兄弟部队（指八路军、新四军）发生直接武装冲突。可利用‘维持秩序’之名，迟滞中央军其他部队之推进，为兄弟部队争取时间与发展空间。万望谨慎，保全自身为首要。”
得到了上级的原则性指导，李锦心中有了底。他开始调兵遣将，命令第七军刘慧平部向徐州、蚌埠一线推进；新一军李鸿部向杭州、上海方向运动；其他各军也按计划向指定区域开拔。但在具体的行军路线、推进速度以及与地方势力的接触上，李锦都给予了模糊或有倾向性的指示，使得兵团整体的“接收”行动，在外人看来是奉命行事，实则暗中留有了巨大的转圜余地和操作空间。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举国欢腾。然而，饱经战火的中国，未来之路却笼罩在迷雾之中。蒋介石连发三封电报，邀请中共中央主席赴重庆“共定大计”。此举意图昭然：若毛不来，则可宣称中共拒绝和谈，将内战责任推给中共；若毛来，则可借谈判之机，调兵遣将，完成内战部署。
这是一场鸿门宴，举世瞩目。
延安窑洞里，烟雾缭绕。教员深吸一口烟，目光扫过在场的中央领导人。“蒋介石这个人，我了解。他是要打的。但是，他现在还不敢马上打。他去信邀请，我们若是不去，正中其下怀。”他顿了顿，声音坚定，“为了争取和平，揭露美蒋反动派的真面目，取得政治上的主动，这个险，值得冒！”
8月28日，教员、伍豪、王若飞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乘坐飞机抵达重庆九龙坡机场。当教员头戴盔式帽、身着中山装，从容步下舷梯时，山城为之震动。国内外记者蜂拥而至，闪光灯亮成一片。这一举动，出乎许多人的预料，中国共产党人以其无比的胆魄和诚意，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普遍赞誉，也让蒋介石的“不诚”算计落空。
谈判期间，为了营造“和谐”气氛，同时也为了试探和展示，国民党方面安排了多次宴会。在一次由张群做东的盛大招待宴会上。
宴会厅内，水晶吊灯映照着觥筹交错，一派虚假的祥和。酒至半酣，一些原本就存心试探的人开始按捺不住。
先是几位附庸风雅的文人，借着酒意提议行酒令，以“日本投降之原因”猜一中国古代人名。此题看似风雅，实则暗藏玄机，意在引导众人归功于“外力”或“天意”。
有人猜“屈原”，意指日本屈服于原子弹；有人猜“苏武”，暗示苏联出兵的作用；还有蒋系文人意味深长地猜“共工”，此乃上古神话中怒触不周山、导致天倾地陷的水神，其名恰与“共”字同音，其“破坏”形象更是暗含污蔑。
轮到教员时，满场目光聚焦。他微微一笑，不疾不徐地放下筷子，用那浓重的湖南口音朗声道：
“各位的谜底都有道理。但依我看，这日本投降，原因虽多，最根本的，还是在于中国人民的团结抗争，在于全国上下、不分党派的一致对外。若论要猜一个古人名，我看‘共工’就很贴切嘛！”
他故意停顿，环视众人惊讶的表情，随即话锋一转，声如洪钟：
“不过，此‘共工’非彼‘共工’。我们理解的‘共工’，是共同工作的结果！是全体中国人民，包括国民党、共产党以及所有爱国党派、无党派人士，还有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共同努力，工力合作，才最终迫使日本法西斯投降！这才是真正的‘共工’之力！”
一语既出，满座皆惊。教员巧妙地将一个暗含贬义的典故，扭转为一个寓意团结、彰显中国共产党作为中流砥柱作用的积极诠释。既回击了暗讽，又高扬了统一战线的大旗，境界高下立判。席间不少有识之士不禁暗暗点头，甚至有人忍不住低声喝彩。
然而，刁难并未结束。一位受国民党中宣部授意的记者，趁机拿着酒杯走到教员席前，故作谦恭实则尖锐地提问：
“先生，近日多有传闻，称贵党军队在华北、华东等地频繁调动，甚至不惜与国军发生摩擦，急于接收日军占领的城市和装备。外界多有评论，说贵党此举是在‘抢夺胜利果实’。不知毛先生对此有何评论？在谈判桌上大谈和平，在战场下却积极争抢地盘，这是否有损贵党追求和平的诚意呢？”
这个问题极其尖锐，充满挑衅，现场气氛瞬间紧张起来，连伴奏的音乐似乎都停顿了片刻。所有目光都投向毛，连周都微微前倾了身体，准备随时补充。
毛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质问，脸上依旧带着从容的笑意。他没有立刻反驳，而是先轻轻抿了一口茶，仿佛在品味着什么，然后才看向那位记者，目光平和却极具穿透力：
“这位记者先生的问题，很有意思，也代表了一部分人的看法。首先，我要澄清一个事实：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所有的敌后抗日武装，从抗战爆发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在华北、华东等广大地区与日伪军浴血奋战。这些地方，很多本就是我们从日军手中一寸寸收复的解放区，那里的政权，是当地人民在我们帮助下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权。”
他顿了顿，声音提高了一些，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
“现在，日本宣布投降了。按照波茨坦公告和盟军总部的命令，所在区域的武装力量，有权接受当面日伪军的投降。这怎么能叫‘抢夺胜利果实’呢？这分明是接受我们自己的战斗成果！难道只允许远在大后方的部队前来‘接收’，却不允许一直在这里流血牺牲的军队履行他们应有的职责吗？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嘛！”
他随即语气一转，变得更为恳切：
“至于摩擦，这是我们非常不愿意看到的。我们一贯主张和平建国，这也是我们此次来重庆的根本目的。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谈判，合理解决军队驻防、受降区域划分等问题，避免一切冲突，实现真正的和平。如果政府方面也有同样的诚意，愿意公平合理地解决问题，那么我相信，所有的所谓‘摩擦’都可以避免。我们共产党人，说话是算数的。”
这一番回答，有理有据，不卑不亢。既旗帜鲜明地阐述了中共的正当权利和立场，驳斥了“抢夺”的污蔑，又再次表明了追求和平的诚意，将避免冲突的责任巧妙地引向对方是否具有“公平合理”解决问题的诚意上。
那位记者被驳得哑口无言，面红耳赤地退了下去。席间再次响起一片窃窃私语，这一次，更多是钦佩与折服。毛再次用他过人的智慧、胆识和辩才，轻松化解了旨在让他难堪的攻势，不仅维护了党和军队的尊严，更在舆论和人心上赢得了主动。
周看着这一切，嘴角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深知，主席的每一次应对，都是一场不见硝烟的战斗，而胜利，总是属于真理和人民的。
一位依附于cc系的《中央日报》记者见毛侃侃而谈，借着酒意，端着酒杯走到毛面前，声音不大却足以让周围几桌听见：
“先生，久闻您在延安倡导自力更生，生活朴素。想必对这重庆的山珍海味、玉液琼浆，不太习惯吧？不知您平日喝惯了陕北的土酒，对这茅台，可还受用？”
这话语带双关，既有对延安艰苦环境的暗讽，也有对毛“土气”的揶揄。
同桌的周眉头微蹙，正要开口化解，毛却朗声一笑，从容举杯，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声音洪亮地回答道：
“这位先生的问题很有意思。我们共产党人在延安，确实条件艰苦，喝的是自家酿的小米酒，吃的是自己种的小米饭。但是，我们喝小米酒，为的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吃小米饭，为的是让老百姓将来都能吃上大米白面！今天这茅台酒很好，菜也很丰盛，这说明我们国家有好的东西嘛。等将来国家建设好了，我相信，不仅仅是我们在座的诸位，全中国的老百姓，也都能有机会品尝到这样的美酒佳肴！来，为了这一天早日到来，我敬大家一杯！”
说罢，毛一饮而尽。
这番回答，不卑不亢，既承认了现实，又将话题引向了国家未来和人民福祉，境界高下立判。现场在短暂的寂静后，爆发出一阵掌声，其中不乏真心钦佩者。那位发难的记者面露尴尬，只得讪讪地跟着饮了一杯。周看向毛，眼中满是赞赏与默契。一场潜在的风波，被毛的睿智与胸怀轻松化解。
真正的较量在谈判桌上。从8月29日开始，到10月10日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国共双方代表进行了长达43天的艰苦谈判。核心分歧在于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顺序，以及解放区政权问题。
在此期间，毛与蒋进行了多次直接会谈。在蒋介石位于林园的官邸，两位决定中国命运的人物面对面坐下。
蒋介石身着戎装，坐姿笔挺，试图以“领袖”姿态施压：“此次谈判，关键在于军令政令之统一。抗战胜利，国家百废待兴，不能再有武装割据之势。贵党的军队，必须完全交由国民政府统一编遣，此乃国家长治久安之基础。”
毛身着布衣，靠在沙发上，手持香烟，神态从容：“蒋先生，军令政令统一，我党完全赞同。但前提是政治必须民主化。政府需真正代表人民，各党各派能平等参政。否则，军队交出去了，我们凭什么保证人民的利益、保证我们党派的合法地位不被剥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蒋介石强调：“解放区之称谓，本身即不妥当。此乃战时状态下的权宜之计。现今国土光复，自当由中央政府统一行使职权，各地不应再有特殊之政权组织。”
毛则据理力争：“解放区政权，是八年浴血抗战中，由当地人民选举产生，领导人民坚持敌后作战，功不可没。其存在有其历史与现实的合理性。政府承认其合法地位，乃是承认人民的选择，亦是和平建国之诚意体现。若一概取消，如何对待起那些在敌后牺牲的将士和民众？”
两人之间的对话，常常是各说各话，难有交集。蒋介石希望中共先交出军队和地盘，再谈政治民主；毛则坚持必须先实现政治民主化，保证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安全，然后才能谈军队和政权的解决。这反映了双方根本立场与战略目标的巨大差异。蒋介石想的是“统一”即“溶化”，毛想的是在联合政府中争取有利地位，保卫抗战果实。
谈判桌上，中共代表团，与张群、邵力子、张治中等国民党代表展开了唇枪舌剑的辩论。周恩来以其超凡的智慧、缜密的逻辑和迷人的风度，成为谈判中的核心人物。他既能坚持原则，又在具体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性，争取了中间派的同情。
面对国民党方面提出的“你交出军队，我给你官职”的诱惑，周明确回答：“党的军队是党的生命，是人民利益的扞卫者，不是一个可以交易的筹码。”
在解放区问题上，中共方面做出了必要的让步，同意撤出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八个解放区，将这些地区的部队撤至长江以北，展现了极大的和平诚意。
经过反复拉锯，10月10日下午，国共双方代表终于在桂园张治中公馆客厅，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协定列入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政治民主化、国民大会、人民自由、党派合法化、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地方自治、军队国家化、解放区地方政府等12个问题。尽管在军队和解放区政权这两个核心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但《双十协定》的签订，表明国民党被迫承认了中共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会议，承认了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地位，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动，在国内外赢得了人心。
10月11日，毛在张治中陪同下，乘飞机返回延安。重庆之行，可谓不虚此行。他以其弥天大勇和卓越智慧，在谈判桌上与蒋介石周旋，在社交场合巧妙应对，向全中国、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追求和平、民主的诚意与风采。
然而，无论是毛，还是留在重庆继续谈判的周，都清醒地知道，纸上的协议，并不能真正束缚住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双手。《双十协定》的墨迹未干，蒋介石便密令各战区印发其在1933年“围剿”红军时编纂的《剿匪手本》。和平的曙光短暂而脆弱，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
就在毛飞抵延安后不久，远在华东负责“接收”的李锦，通过秦若兰的绝密渠道，收到了来自“家”里对重庆谈判的通报和分析。电文最后写道：“……协定虽签，然蒋氏剿共之心不死。形势依然严峻，望你部提高警惕，利用合法地位加紧整训，巩固力量，准备应对一切可能之变化。”
李锦放下电文，走到地图前，目光投向广袤的华夏大地。他知道，重庆的谈判桌，只是另一个形态的战场。而真正的考验，或许很快就要到来。和平建国的道路，依然漫长而艰险。他和他的“擎天”兵团，必须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做出自己的抉择，肩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
就在李锦的兵团看似忠实地执行“接收”任务之际，1945年10月，遥远的西南后方，一声惊雷炸响——昆明事变爆发！
蒋介石以“统一军令政令”为名，密令杜聿明等人，以武力解决了云南王龙云的部队，强行改组云南省政府，将不愿完全听命于中央的龙云软禁。这一事件，如同在看似平静的湖面投下巨石，激起了巨大的波澜。它赤裸裸地暴露了蒋介石排除异己、强化独裁的决心，也让所有非黄埔系、非嫡系的地方实力派和将领们感到了深深的寒意。
消息传到正在华东指挥“接收”的李锦耳中，他沉默了许久。指挥部内，气氛凝重。孙立人、楚南河、梁卫国等将领均面露愤慨与忧色。龙云虽非同志，但其在抗战中是有功的，如此下场，免死狐悲。
“兔死狗烹，鸟尽弓藏。”陈瑜低声叹道，道出了许多人心中的隐忧。龙云的下场，是否预示着“擎天”兵团这样功高震主、且并非绝对嫡系的庞然大物，未来的命运也将岌岌可危？
“看来，有些人已经迫不及待了。”李锦的声音冰冷，“昆明之事，是警告，也是信号。告诉我们，和平建国的道路，恐怕比想象中更为艰难。”
秦若兰适时地送来了“家”里对此事的分析和指示：“昆明事变，是反动派内战决心之明证。彼辈已撕下伪装，望你部提高警惕，加速整合力量，巩固自身，以备不测。对龙云旧部，可酌情表示同情与联络，扩大反内战统一战线。”
李锦立即召集核心将领，统一思想。他并未直接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而是从国家民族大义、军队存续和官兵前途的角度，分析了当前严峻的形势。他指出，昆明事变表明，内战的风险已急剧升高，“擎天”兵团必须未雨绸缪，加强内部团结，提高警惕，绝不能被分化瓦解，更不能成为内战的牺牲品。
孙立人、楚南河等人虽各有思量，但在避免内战、保存这支凝聚了无数心血的力量这一点上，与李锦达成了高度共识。兵团内部，在胜利的欢呼之后，一种新的、更为复杂的危机感和凝聚力，正在悄然形成。
南京的受降仪式，仿佛还在昨日。胜利的荣耀与婚礼的喜悦，尚未完全品味，就被昆明事变的枪声和华东“接收”的尘埃所冲淡。李锦站在自己司令部的窗前，望着外面熙攘的、正在努力从战争创伤中恢复的城市。秦若兰静静地站在他身边，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他们知道，抗日战争结束了，但一场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更加复杂残酷的较量，才刚刚拉开序幕。他们身处风暴眼，手握重兵，身份绝密，肩负着无比沉重的使命。脚下的路，布满荆棘，通往何方，考验着他们的智慧、勇气与信仰。
“无论前路如何，”李锦低声对秦若兰，也像是对自己说，“我们都必须走下去。为了这片土地上，千千万万渴望和平与安宁的百姓。”
历史的洪流，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将每一个人、每一支力量，都推向命运的十字路口。而“擎天”兵团这柄刚刚在民族战争中淬炼成型的利剑，在即将到来的时代巨变中，将指向何方，无人能知，但暗流早已涌动，抉择已然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