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通四年（壬子年，公元532年）
春天，正月丙寅日，梁朝任命南平王萧伟为大司马，元法僧为太尉，袁昂为司空。
封西丰侯萧正德为临贺王。萧正德主动结交朱异，梁武帝封了昭明太子的几个儿子后，朱异进言说萧正德没有得到合适的职位，所以封他为王。
任命太子右卫率薛法护为司州牧，护送魏王元悦进入洛阳。
庚午日，立太子萧纲的长子萧大器为宣城王。
北魏高欢攻打邺城，他让人挖地道，在地道里立上柱子，然后烧掉柱子，致使城墙塌陷。壬午日，攻下邺城，擒获刘诞，任命杨愔为行台右丞。当时国家军事事务繁多，各种文书、檄文、政令，都出自杨愔和开府咨议参军崔凌之手。崔凌是崔逞的五世孙。
二月，任命太尉元法僧为东魏王，打算送他回北方，让兖州刺史羊侃担任军司马，和元法僧一起同行。
扬州刺史邵陵王萧纶派人到市场上，赊购了几百匹锦彩丝布，商人们都关上店铺不出门。少府丞何智通把这件事如实启奏给梁武帝。萧纶受到责备后回到王府，就派防阁戴子高等人在都城的街巷里用长矛刺杀何智通，矛尖从何智通后背穿出。何智通认出了戴子高，用手指蘸着自己的血在车壁上写下“邵陵”二字，才断气，因此事情败露。庚戌日，萧纶获罪被免去官职，贬为平民，被锁在王府里，过了三十天，才去掉锁链。不久之后，又恢复了他的封爵。
辛亥日，北魏安定王追谥敬宗为武怀皇帝。甲子日，任命高欢为丞相、柱国大将军、太师；三月丙寅日，任命高澄为骠骑大将军。丁丑日，安定王率领文武百官进入邺城居住。
尔朱兆和尔朱世隆等人互相猜忌，尔朱世隆用谦卑的言辞、丰厚的礼物劝说尔朱兆，想让他到洛阳来，一切都听他的，又请求节闵帝娶尔朱兆的女儿为皇后，尔朱兆这才高兴起来，并且和尔朱天光、尔朱度律重新立下誓约，再次变得亲密和睦。
斛斯椿私下对贺拔胜说：“天下人都痛恨尔朱氏，可我们还为他们效力，离灭亡没几天了，不如想办法除掉他们。”贺拔胜说：“尔朱天光和尔朱兆各占据一方，想把他们都除掉很难，如果除不尽，肯定会留下后患，怎么办呢？”斛斯椿说：“这很容易做到。”于是劝说尔朱世隆召回尔朱天光等人到洛阳，一起讨伐高欢。尔朱世隆多次征召尔朱天光，尔朱天光不来，尔朱世隆就让斛斯椿亲自去邀请他，说：“高欢叛乱，除了您没人能平定，您怎么能坐视宗族被消灭呢！”尔朱天光不得已，准备向东出发，他向雍州刺史贺拔岳询问计策，贺拔岳说：“您家占据着三个地方，兵马强盛，高欢那就是一群乌合之众，怎么能成为对手！只要大家同心协力，去了就没有不胜利的。但如果骨肉之间相互猜疑，那光想着保命都来不及，怎么能制服别人呢！依我看，您不如暂且镇守关中，稳固根本，再分别派遣精锐部队和其他军队会合，前进可以战胜敌人，后退也能保全自己。”尔朱天光没有听从。闰三月壬寅日，尔朱天光从长安出发，尔朱兆从晋阳出发，尔朱度律从洛阳出发，尔朱仲远从东郡出发，都在邺城会合，号称有二十万兵力，在洹水两岸驻扎，节闵帝任命长孙稚为大行台，总领指挥。
高欢命令吏部尚书封隆之守卫邺城，癸丑日，他亲自率军驻扎在紫陌，大都督高敖曹率领家乡的三千部曲王桃汤等人跟随。高欢说：“高都督率领的都是汉兵，恐怕不足以成事，我想拨一千多鲜卑兵和他们混合使用，怎么样？”高敖曹说：“我率领的这些人，已经训练很久了，之前多次战斗，不比鲜卑兵差。现在如果混合在一起，彼此感情不融洽，打了胜仗就争功，打败了就互相推诿责任，就不用再调配了。”
庚申日，尔朱兆率领三千轻骑兵趁夜袭击邺城，攻打西门，没能攻克，只好撤退。壬戌日，高欢的战马不到两千匹，步兵不到三万人，寡不敌众，于是在韩陵布置成圆阵，用牛驴连在一起堵塞住退路，这样将士们都有了决一死战的决心。尔朱兆远远地望见高欢，就指责他背叛自己，高欢说：“我们当初齐心协力，是为了共同辅佐皇室。现在天子在哪里呢？”尔朱兆说：“永安帝（敬宗）冤枉杀害天柱（尔朱荣），我是在报仇。”高欢说：“我过去亲耳听到天柱的阴谋，你当时就在门口站着，怎么能说他没谋反呢！况且是君主杀臣子，有什么仇可报的！今天我们恩义已绝！”于是双方开战。高欢率领中军，高敖曹率领左军，高欢的堂弟高岳率领右军。高欢作战不利，尔朱兆等人趁机进攻，高岳率领五百骑兵冲击尔朱兆的前锋，别将斛律敦收拢溃散的士兵跟在后面，高敖曹率领一千骑兵从栗园杀出，拦腰攻击，尔朱兆等人被打得大败，贺拔胜和徐州刺史杜德在阵前投降了高欢。尔朱兆捶着胸口对慕容绍宗说：“没听您的话，才落到这个地步！”他想率领轻骑兵往西逃跑，慕容绍宗掉转军旗，吹响号角，收拢溃散的士兵，组成军队离开了。尔朱兆退回晋阳，尔朱仲远逃奔东郡。尔朱彦伯听说尔朱度律等人战败，想亲自带兵守卫河桥，尔朱世隆不同意。
尔朱度律、尔朱天光准备前往洛阳，大都督斛斯椿对都督贾显度、贾显智说：“现在不先抓住尔朱氏的人，我们都得死光。”于是夜里在桑树下盟誓，约定抄近路先回去。尔朱世隆派他的外兵参军阳叔渊单人匹马赶到北中，挑选检阅战败的士兵，按次序让他们进城。斛斯椿到了之后，进不去城，就骗阳叔渊说：“尔朱天光的部下都是关西人，听说他们要大肆抢掠洛阳城，还要迁都长安，你应该先让我进去做好防备。”阳叔渊相信了他的话。夏季，四月甲子初一，斛斯椿等人进入并占据河桥，把尔朱氏的党羽全部杀掉。尔朱度律、尔朱天光想攻打他们，正好赶上大雨昼夜不停，士兵和马匹疲惫不堪，弓箭也没办法使用，于是往西逃跑，到了灅陂津，被人抓住，送到斛斯椿那里。斛斯椿派行台长孙稚到洛阳奏明情况，另外派贾显智、张欢率领骑兵突袭尔朱世隆，将他抓获。尔朱彦伯当时在宫中当值，长孙稚在神虎门启奏节闵帝说：“高欢立下大功，声威大振，请诛杀尔朱氏。”节闵帝派舍人郭崇去通知尔朱彦伯，尔朱彦伯狼狈地跑出来，被人抓住，和尔朱世隆一起在阊阖门外被斩首，他们的首级以及尔朱度律、尔朱天光都被送给高欢。
节闵帝派中书舍人卢辩到邺城慰劳高欢，高欢让他去拜见安定王，卢辩言辞坚决地拒绝，高欢没办法强迫他，只好作罢。卢辩是卢同哥哥的儿子。辛未日，骠骑大将军、代理济州事务的侯景投降安定王。安定王任命侯景为尚书仆射、南道大行台、济州刺史。
【内核解读】
中大通四年（公元532年）：决战韩陵与尔朱氏的覆灭——北方格局的彻底洗牌。当高欢的军队在韩陵山下用牛驴阻塞归道，当斛斯椿在河桥举起反戈的旗帜，北魏末年的权力混战终于迎来了决定性的转折。尔朱氏集团的二十万联军土崩瓦解，高欢以少胜多的奇迹，不仅终结了契胡军阀的统治，更开启了“高氏掌权”的新时代。与此同时，南朝梁的“内斗”与“虚封”，则反衬出北方“强者生存”的残酷逻辑。这段历史证明：乱世之中，没有永恒的联盟，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不败的强权，只有顺应时势的智慧。
韩陵之战：高欢的“背水一战”与尔朱氏的“致命破绽”
韩陵山的胜负，早已在战前的人心向背中注定。高欢以“三万破二十万”的奇迹，本质上是“团结对分裂”“顺逆之决”的必然结果。
高欢的“死战策略”，将“弱势”转化为“斗志”。他“连系牛驴以塞归道”，彻底断绝将士退路，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古法激发士气——当士兵意识到“退则必死”，反而爆发出“以一当十”的战斗力。这种“心理战”的运用，比单纯的兵力部署更关键。高欢亲领中军，高敖曹率左军，高岳统右军，三股力量形成掎角之势，展现出严密的战术配合。
高敖曹的“汉兵逆袭”，打破了“鲜卑不可战胜”的神话。面对高欢“割鲜卑兵千馀人相杂用之”的提议，高敖曹断然拒绝：“敖曹所将，练习已久，前后格斗，不减鲜卑。”这位被比作项籍的猛将，率领三千汉兵“自栗园出横击之”，成为扭转战局的关键。这一战证明：汉人士族的武装力量，完全能与鲜卑铁骑抗衡，而高欢“鲜卑与汉人共治”的策略，远比尔朱氏的“契胡至上”更具战斗力。
尔朱氏的“离心离德”，注定了联军的溃败。尔朱兆、天光、度律、仲远虽“更立誓约”，却始终“互相猜阻”——兆指责欢“叛己”，却回避“天柱（尔朱荣）谋逆”的核心问题；天光不顾贺拔岳“镇关中固根本”的建议，执意东出，暴露了战略短视；当战局不利，联军瞬间崩溃，贺拔胜、杜德等将领“于阵降欢”，印证了“智者不为谋，勇者不为斗”的颓势。慕容绍宗“不用公言，以至于此”的叹息，道破了尔朱氏“内部分裂先于外敌打击”的致命伤。
斛斯椿的“倒戈一击”：尔朱氏的“内部爆破”
斛斯椿的背叛，是压垮尔朱氏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位曾依附尔朱荣的将领，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完成了对旧主的致命一击。
“亡无日矣，不如图之”的危机感，驱动了背叛的决心。斛斯椿看清了“天下皆怨毒尔朱”的大势，意识到继续依附只会“与之一同灭亡”。他与贺拔胜的对话，暴露了尔朱氏内部“有识之士”的清醒——他们知道“去之不尽，必为后患”，却更清楚“骨肉相疑”的尔朱氏已无可救药。这种“弃暗投明”的选择，既是自保，也是对时势的判断。
“夜于桑下盟，倍道先还”的精密策划，展现了倒戈的突然性。斛斯椿利用尔朱天光、度律“大雨昼夜不止，士马疲顿”的困境，联合贾显度、贾显智抢先控制河桥，“尽杀尔朱氏之党”。他欺骗阳叔渊“天光欲大掠洛邑，迁都长安”，利用信息差夺取主动权，手段之老辣，堪比高欢的反间计。
“执世隆、彦伯，送首高欢”的收尾，彻底终结了尔朱氏的统治。斛斯椿不仅解决了前线的天光、度律，更迅速回师洛阳，擒杀在朝的尔朱世隆、彦伯，将其首级送给高欢，用“投名状”完成了向新主的效忠。这一系列操作，从策划到执行不到十日，堪称“闪电式倒戈”——尔朱氏的核心成员被一网打尽，连反扑的机会都没有。
梁朝的“镜中困局”：内斗、虚封与错失的机遇
与北方“你死我活”的决战相比，梁朝的“歌舞升平”下暗藏危机。梁武帝的“宽纵”与宗室的“骄横”，让这个南方王朝逐渐失去锐气。
邵陵王纶的“杀官泄愤”，暴露了宗室的无法无天。邵陵王因“赊买锦彩丝布”被举报，竟派人行刺少府丞何智通，“刃出于背”的残忍与“血指画车壁为‘邵陵’字”的细节，勾勒出宗室子弟的暴戾。而梁武帝“免为庶人，锁之于第，经三旬乃脱锁，顷之复封爵”的处理，尽显“刑不上大夫”的宽纵——这种“纵容”只会让宗室更加骄纵，为日后“侯景之乱”中“诸王拥兵观望”埋下伏笔。
“封正德为临贺王”的妥协，反映了储位之争的后遗症。萧正德因“自结于朱异”，靠权臣游说重获封爵，这种“靠关系复位”的操作，与北魏“以实力论成败”形成鲜明对比。梁武帝试图用“封爵”平衡各方势力，却未能解决“昭明太子一脉与晋安王（太子纲）一脉”的根本矛盾。表面的“和谐”之下，是人心的疏离。
“送魏王悦入洛”的徒劳，暴露了对北方局势的误判。梁武帝派薛法护送元悦回洛阳，试图扶持傀儡政权，却不知此时的北魏已非“谁立皇帝谁就能控制”的时代。高欢的崛起与尔朱氏的覆灭，证明北方的游戏规则已变为“枪杆子说话”，梁朝“以正统自居”的外交策略，早已跟不上局势变化——南朝在北方混战中始终“隔岸观火”，错失了介入并影响格局的最佳时机。
权力真空的“填补者”：高欢的“两步走”战略
高欢在击败尔朱氏后，并未急于称帝，而是采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稳健策略，逐步巩固权力。
“立安定王入居邺”，延续“正统符号”。高欢让元朗（安定王）“帅百官入居于邺”，自己任“丞相、柱国大将军、太师”，将政治中心从洛阳迁至邺城，既摆脱了尔朱氏残余势力的影响，又保持了“北魏正统”的外衣。这种“尊王攘夷”的姿态，比尔朱氏“弑君立君”的粗暴更具欺骗性。
“纳降侯景”，扩大势力范围。骠骑大将军侯景“降于安定王”，被任命为“尚书仆射、南道大行台”，高欢通过吸纳尔朱氏旧部，快速整合北方资源。侯景的归附虽为日后“侯景之乱”埋下隐患，但在当时，却帮助高欢迅速稳定了河南局势——高欢懂得“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用包容态度吸纳各方力量，这是他超越尔朱氏的关键。
对卢辩“抗辞不从”的宽容，展现政治自信。中书舍人卢辩拒绝拜见安定王，高欢“不能夺，乃舍之”，这种“不强迫服从”的姿态，与尔朱氏“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暴虐形成对比。它向北魏旧臣传递出“只要不公开反对，便可容身”的信号，有助于减少统治阻力。
结语：旧时代的终结与新秩序的阵痛
韩陵之战的胜利与尔朱氏的覆灭，标志着北魏末年“边镇军阀乱政”时代的终结。高欢用一场决定性的胜利，证明了“整合鲜卑与汉人士族”的路线远比“单一民族专政”更具生命力。
尔朱氏的教训深刻而残酷：靠暴力崛起的势力，若不能转化为“有序统治”，终将被暴力反噬。他们的分裂、猜忌与暴虐，不仅让自己众叛亲离，更给了高欢“以顺讨逆”的道义制高点。
高欢的崛起，则预示着北方“二元政治”的开始——鲜卑军事力量与汉人士族的结合，将成为东魏（北齐）政权的基本框架。而梁朝的“内耗”与“保守”，则让南北力量的对比进一步失衡。
当高欢在邺城稳定局势，当宇文泰在关陇积蓄力量，一个“东西对峙”的新时代即将拉开序幕。中大通四年的这场决战，不仅埋葬了尔朱氏，更埋葬了北魏“大一统”的最后希望，北方将在分裂与对抗中，开启新一轮的秩序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