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兴四年（公元316 年，丙子年）
春天，正月的时候，司徒梁芬提议追尊吴王司马晏，但是右仆射索纟林等人引用魏明帝的诏书，觉得这事儿不行，最后就追赠司马晏为太保，谥号是孝。
在汉国这边，中常侍王沈、宣怀，还有中宫仆射郭猗这些人，都特别受宠幸，掌握着大权。汉主刘聪整天在后宫吃喝玩乐，有时候三天都醉得醒不过来，有时候一百天都不出宫。从去年冬天开始就不上朝处理政务了，把政事一股脑都交给相国刘粲，只有涉及到杀人、封官这些事儿，才让王沈他们进宫去汇报。可王沈他们很多时候都不汇报，自己就按个人想法决定了。所以那些有功劳的老臣有的得不到提拔，而一些奸诈谄媚的小人，几天之内就能当上俸禄二千石的大官。年年都打仗，可将士们连点钱和布帛的赏赐都没有，但是后宫那些人的家里，赏赐给奴仆的财物，动不动就好几千万。王沈他们的车马、衣服、住宅比诸王的都好，他们子弟和亲戚当郡守县令的有三十多人，个个贪婪残暴，成了老百姓的祸害。靳准全家都讨好巴结他们。
郭猗和靳准都跟太弟刘乂有仇。郭猗就对相国刘粲说：“殿下您可是光文帝的嫡孙，主上的亲儿子，天下人都向着您，怎么能把天下让给太弟呢！我听说太弟和大将军商量着在三月上巳节大宴群臣的时候造反，要是成了，就尊主上为太上皇，封大将军为皇太子，还答应给卫军大单于的位子。这三位王爷处在有权有势的位置，又都掌握着重兵，他们要是造反，没有不成功的。但这二位王爷只贪图一时的利益，根本不顾及父兄，事情办成之后，主上哪还有活路？殿下您和其他兄弟就更不用说了；东宫太子、相国、单于这些位子，肯定是武陵王他们兄弟的，怎么会让给别人呢！现在危险马上就到了，您得早点想办法。我跟主上说了好几次，可主上太重兄弟情义了，觉得我是个宦官，根本不信我的话。希望殿下您别泄露出去，悄悄地把这些情况上表给主上。殿下要是不信我，您可以把大将军从事中郎王皮、卫军司马刘惇叫来，给他们点好处，答应他们自首就从轻发落，然后问问他们，肯定能知道实情。”刘粲答应了。郭猗又偷偷地对王皮、刘惇说：“二位王爷造反的事儿，主上和相国都知道了，你们参与了吗？”这两人吓了一跳，说：“没有啊。”郭猗说：“这事儿已经定了，我只是可怜你们和你们的亲戚都要被灭族啊！”说着就假装哭了起来。这两人吓得赶紧磕头求饶。郭猗说：“我给你们出个主意，你们能照做吗？相国要是问你们，你们就说‘有这事儿’；要是怪你们不早点报告，你们就说‘我们知道自己罪该万死。但是想着主上宽厚仁慈，殿下您也对兄弟友爱，要是说了不被相信，就会背上诬陷的罪名，被处死，所以不敢说啊。’”王皮、刘惇就答应了。刘粲把他们叫来问话，两人虽然不是同时到的，但说的话一模一样，刘粲就相信真有这事儿了。
靳准又劝刘粲说：“殿下您应该住进东宫，兼任相国，好让天下人早点有个依靠。现在外面都传言说大将军、卫将军要拥戴太弟造反，时间就在春末；要是太弟得了天下，殿下您可就没地方容身了。”刘粲说：“那该怎么办呢？”靳准说：“有人告发太弟造反，主上肯定不信。您应该放松对东宫的管制，让宾客能自由往来；太弟向来喜欢招揽士人，肯定不会觉得有问题，那些轻浮的小人肯定会迎合太弟的心意，帮他出谋划策。然后我再帮殿下表奏太弟的罪行，殿下您把那些和太弟有来往的宾客抓起来审问，只要有了口供，主上就没有不信的道理了。”刘粲就命令卜抽把军队从东宫撤了回去。
少府陈休、左卫将军卜崇，为人清正耿直，向来讨厌王沈他们，就算在公共场合，也不跟他们说话，王沈他们对他俩恨得牙痒痒。侍中卜干就对陈休、卜崇说：“王沈他们势力大得能翻天，你们自己想想，你们和窦武、陈蕃比，谁更亲近皇上、更贤能呢？”陈休、卜崇说：“我们都五十多岁了，官职也不低了，就差一死而已！为忠义而死，那是死得其所；怎么能低着头、弯着眉去伺候那些宦官呢！卜公您走吧，别再说了！”
二月，汉主刘聪到上秋阁，下令把陈休、卜崇，还有特进綦毋达、太中大夫公彧、尚书王琰、田歆、大司农朱谐都抓起来杀了，这些人都是宦官们讨厌的。卜干哭着劝刘聪说：“陛下您正四处求贤呢，可一下子就杀了七位卿大夫，他们都是国家的忠良之士，这样恐怕不行吧！就算陈休他们有罪，陛下您也该交给有关部门，把罪状公布出来，不然天下人怎么知道呢！诏书还在我这儿，我都没敢公布，希望陛下您好好想想啊！”说着就磕头磕得流血。王沈却骂卜干说：“卜侍中你想违抗诏书吗！”刘聪气得一甩袖子就进去了，还把卜干贬为平民。
太宰河间王司马易、大将军勃海王司马敷、御史大夫陈元达、金紫光禄大夫西河王司马延等人都到宫门外上奏章劝谏说：“王沈他们假传圣旨，欺上瞒下，在宫里讨好陛下您，在宫外谄媚相国，权力大得跟皇上差不多了，还到处安插奸党，祸害全国。他们知道陈休这些人是忠臣，一心为国家尽忠，怕他们揭发自己的奸情，所以就故意诬陷他们。陛下您没查清楚，就把他们杀了，这事儿让天地都痛心，不管是贤人还是普通人都又伤心又害怕。现在西晋还没灭掉，巴、蜀也不归顺，石勒还想着占据赵、魏地区，曹嶷想在齐地称王，陛下您身边到处都是隐患！您还让王沈他们助长祸乱，这就好比杀了巫咸、扁鹊这些良医，我们担心国家会病入膏肓，以后就算想救也来不及了。请陛下免去王沈他们的官职，交给有关部门治罪。”刘聪把奏章拿给王沈他们看，笑着说：“这群人被陈元达带坏了，都变傻了。”王沈他们赶紧磕头哭着说：“我们都是小人物，承蒙陛下错爱，能在宫里做事；可王公大臣、朝廷官员都把我们当仇人，还特别怨恨陛下您。要是陛下把我们扔到锅里煮了，朝廷肯定就和睦了。”刘聪说：“他们说这种疯话很正常，你们没必要往心里去！”刘聪又问相国刘粲对王沈他们的看法，刘粲一个劲儿地夸王沈他们忠诚清廉；刘聪很高兴，就封王沈他们为列侯。
太宰司马易又到宫门外上疏，狠狠地劝谏刘聪，刘聪气得直接把奏章撕了。三月，司马易又气又恨，就去世了。司马易向来忠诚正直，陈元达把他当作自己的依靠，才能畅所欲言地劝谏。司马易一死，陈元达哭得特别伤心，说：“‘贤人都没了，国家也要衰败了。’我既然不能再说话了，还默默苟活干什么呢！”回去就自杀了。
当初，代王拓跋猗卢特别喜欢小儿子拓跋比延，想把他立为继承人，就把大儿子拓跋六修赶到新平城去住，还把他母亲也废了。拓跋六修有一匹骏马，一天能跑五百里，拓跋猗卢把马抢过来给了拓跋比延。拓跋六修来朝见的时候，拓跋猗卢让他给拓跋比延行礼，拓跋六修不听。拓跋猗卢就坐在步辇上，让拓跋比延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让人带着出去巡游。拓跋六修远远看见，以为是拓跋猗卢，就赶紧在路边跪下拜见；等走近了，发现是拓跋比延，又羞又怒，扭头就走。拓跋猗卢召他回来，他也不回来，拓跋猗卢大怒，就带兵去讨伐他，结果被拓跋六修打败了。拓跋猗卢换了便装逃到民间，有个贫贱的妇人认出了他，结果就被拓跋六修杀了。拓跋普根原本在外镇守边境，听说国内出了事，就赶回来，攻打拓跋六修，把他消灭了。
拓跋普根继承了代王之位，但是国内大乱，新人和旧人互相猜忌，不停地互相残杀。左将军卫雄、信义将军箕澹，辅佐拓跋猗卢很久了，很得人心，他们商量着归附刘琨，就对大家说：“听说旧人忌惮新人勇猛能战，想把我们都杀了，怎么办呢？”晋人和乌桓人都又惊又怕，说：“我们生死都跟着二位将军！”于是他们就和刘琨留在代国的人质刘遵，带着晋人和乌桓人三万户，还有马牛羊十万头，归附了刘琨。刘琨特别高兴，亲自到平城安抚接纳他们，刘琨的军队从此又振作起来了。
夏天，四月，拓跋普根去世了。他儿子刚出生，拓跋普根的母亲惟氏就立这个婴儿为王。
张实下令说：他管辖范围内的官吏百姓，要是有人能指出他的过错，就赏赐布帛、羊和粮食。贼曹佐高昌人隗瑾说：“现在您处理政务，不管大事小事，都自己决定，有时候出兵发令，官府朝廷都不知道；万一有失误，也没人分担责任。下面的人都怕您的威严，只知道接受命令而已。这样的话，就算赏一千金，也没人敢说话啊。我觉得您应该稍微收敛一下自己的聪明，各种政事都多问问下面的人，让他们把想法都说出来，然后再选择好的意见去执行，这样好的建议自然就来了，何必用赏赐来激励呢！”张实听了很高兴，就照做了，还把隗瑾连升三级。张实派将军王该率领五千步兵和骑兵去援救长安，还送去各郡的贡品和账目。朝廷下诏任命张实为都督陕西诸军事，任命张实的弟弟张茂为秦州刺史。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展现了西晋末年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多个政权的动荡与权力斗争，其中折射出的政治逻辑与人性弱点，即便放在今天仍有强烈的警示意义。
汉赵政权：宦官专权与储位之争的恶性循环
汉主刘聪的统治堪称“昏君模板”：沉迷后宫、荒废朝政，将权力委于宦官王沈、宣怀等人，导致朝堂沦为私欲博弈的战场。宦官集团通过垄断信息、私断政事，一边打压功臣旧部，一边安插亲信，甚至形成“子弟中表为守令者三十余人，皆贪残为民害”的腐败网络。这种“权力真空下的代理人乱政”，本质是君主放弃责任后的必然结果——当最高统治者逃避决策，权力自然会流向最接近权力核心的投机者。
而储位之争更暴露了权力斗争的残酷性。郭猗、靳准通过伪造证据、胁迫证人，一步步构陷太弟刘乂与宗室诸王，而相国刘粲则在野心与猜忌的驱使下，成为阴谋的推动者。这场斗争中，没有是非对错，只有利益算计：宦官借构陷排除异己，刘粲借清洗巩固储位，最终导致“忠良被诛、朝野震恐”。太宰河间王易、御史大夫陈元达的死谏，恰是对这种黑暗政治的无声控诉——当正直者只能以死明志，政权的合法性已然崩塌。
代国：家庭伦理崩塌引发的政权解体
代王猗卢因偏爱幼子比延，强行剥夺长子六修的权力与尊严，最终引发父子相残，堪称“权力异化亲情”的典型。从夺马、逼拜到以步辇羞辱，猗卢的行为不仅违背人伦，更破坏了权力继承的稳定性。而六修从“惭怒”到弑父，再到被拓跋普根剿灭，短短数月内政权更迭、内乱不止，本质是“家天下”体制的致命缺陷：当权力继承完全依赖君主个人偏好，而非制度化规则，亲情便会成为权力的祭品。
卫雄、箕澹率部归附刘琨的事件，则揭示了乱世中“人心向背”的重要性。长期受民众拥戴的重臣，在政权内乱时选择“携民归附”，说明无论名号如何，失去人心的政权终将被抛弃。
前凉：乱世中的理性微光
与汉赵、代国的混乱相比，张实的统治展现出难得的清醒。他通过“悬赏求过”鼓励批评，在隗瑾指出“独断专行则谤无所分”后，能虚心纳谏、调整施政方式，体现了对权力边界的认知——领导者的“聪明”不应是垄断决策，而是汇聚群智。这种政治智慧，让前凉在西晋末年的乱局中保持了相对稳定，也为其后来成为西北割据势力奠定了基础。
历史镜鉴：权力失控的共同逻辑
这段历史中，三个政权的兴衰殊途同归地指向一个核心问题：权力如何被约束。汉赵因“君权失控+宦官擅权”而崩塌，代国因“继承失控+亲情异化”而分裂，前凉则因“有限度的权力开放”而存续。其中的教训至今仍具现实意义：
权力若失去监督，无论掌握在君主、宦官还是权臣手中，都会滋生腐败与暴政；
制度缺失时，亲情、伦理都可能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倾听民意、容纳批评，是政权维持活力的最低成本方式。
西晋末年的乱局，本质是“无序权力”对社会秩序的摧毁。而历史的价值，正在于让我们看清：什么样的政治逻辑会导致毁灭，什么样的选择才能走向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