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川的犯罪轨迹背后，有着复杂而沉重的成长背景。为了全面理解嫌犯的心理动因，程望和专案组决定深入调查他的过往生活，寻找那些隐藏在暗处的蛛丝马迹。
首先，调查组联系了杨川的家乡——一个位于边远山区的小村庄。村庄人口稀少，生活贫困，基础设施落后。通过访谈杨川的亲属、邻居和童年玩伴，程望逐渐拼凑出他的童年画面。
杨川出生于一个单亲家庭，母亲早年离世，父亲酗酒成性，家中经济拮据。小时候，他经常被父亲打骂，缺乏亲情和安全感。村里的人说，杨川从小性格孤僻，沉默寡言，几乎没有朋友，常常一个人躲在角落里玩泥巴或写字。学校里，他成绩平平，因家境贫困常遭同学嘲笑和排挤，心理上积累了巨大的自卑感和愤怒。
少年时期，杨川开始接触社会，初次外出务工。由于缺乏正规教育和技能，他只能干一些粗活，工资微薄。在外打工期间，他经历了更多的挫折和打击：被欺负、被误解、被剥削。这些经历逐渐让他对社会产生了极深的怨恨。
更重要的是，杨川年轻时曾因偷窃被捕，判处两年有期徒刑。狱中生活非但没有让他悔改，反而强化了他的敌对心理。狱友间的暴力和权力斗争，加深了他的冷酷和狡诈。出狱后，他更深地陷入犯罪的泥沼，开始以偷窃、抢劫为生，逐渐演变为暴力犯罪。
程望通过对比杨川作案时间与其生活变故的节点，发现他在家人病重、失业和感情失败时，犯罪行为明显加剧。这种情绪波动与犯罪冲动紧密相连，表明他的犯罪不仅是冷酷的选择，更是扭曲心理的爆发。
同时，心理专家对杨川早期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经历做了分析，指出其人格障碍的形成与童年创伤密不可分。长期缺乏关爱和支持，导致他难以建立正常的人际关系，内心积累了大量仇恨和不满。
在多方资料和访谈的基础上，程望撰写了一份详细的心理侧写报告，结论指出杨川的犯罪行为既有环境诱因，也有深层心理扭曲，是多种复杂因素交织的结果。理解这一点，对于后续的审讯策略和预防类似案件有重要指导意义。
通过这段调查，专案组成员对杨川的整体形象有了更清晰的认知，也为下一步锁定关键证据、完善案件闭环奠定了坚实基础。程望知道，只有将这些细节串联起来，才能彻底揭开这名悍匪背后的真相。
随着对杨川过往背景的深入剖析，专案组在审讯室的气氛也越发紧张。程望亲自参与了多轮审讯，意图通过心理侧写和细节逼问，逼迫嫌犯开口。
审讯初期，杨川表现出强烈的抵抗与冷漠，反复否认涉案事实。程望没有急于发难，而是巧妙利用心理战术，逐步瓦解其防线。他详细列举作案现场的细节，描述证据链的无懈可击，同时将杨川生活中的关键节点和犯罪时间对应，揭示他无法逃避的事实。
“你知道，你的每一次行动，都留下了无法抹去的痕迹。”程望的声音冷静却有穿透力，“我们掌握了你行凶时的指纹、目击者的证词、监控画面，还有你与受害者之间的联系。”
在长时间的逼问和对话中，杨川终于露出破绽。面对层层证据和无情的逻辑，他开始动摇，甚至流露出一丝悔意，但更多的是愤怒和挣扎。
“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程望追问，“杀害那么多人，折磨那么多无辜的生命，你内心到底承受着什么？”
杨川沉默良久，缓缓讲述了他内心的孤独和怨恨。他的声音低沉，夹杂着痛苦和扭曲的情绪：“我从小没人疼，没人关心……这个世界对我不公，我只是想让他们知道，知道我的存在。”
审讯的关键阶段，程望结合心理专家的建议，采用了分阶段讯问策略，避免激发嫌犯的极端反应，同时不断递进，深入挖掘其内心真实想法。
最终，在铁证面前，杨川承认了大部分罪行，案件得以基本厘清。专案组将所有证据和审讯记录整理成完整卷宗，依法移交检察机关。
在庭审过程中，检方提出详实的证据链，控诉杨川的罪行极其残忍，社会危害巨大。辩护方试图从嫌犯的成长经历和心理状态为其辩护，争取减轻处罚。但法庭根据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认定杨川构成多起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等罪，罪行恶劣，社会影响恶劣。
最终，法院依法判处杨川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赔偿受害者家属经济损失。
判决结果公布后，程望站在法庭外，神情复杂。正义虽已伸张，但那些逝去的生命和无数被伤害的家庭，带来的痛苦却无法抚平。他知道，作为警察的职责不仅是抓捕罪犯，更是守护社会的安全与公正。
这个案件，成为了程望职业生涯中沉重且深刻的一课。
本案至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