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内情报部根据这些批注展开二次调查。他们调取了这一百四十五人的所有公开记录：学校成绩单、工作考核表、医疗档案、甚至工会的调解记录。
在劳动党中央的临时会议上，朱昭熙给中央成员仔细分析着这些人选，“先看这组。”她抽出标记“工业技术”的档案夹，里面是三十七份青年技术骨干的资料，“逐个过，重点看三点：解决实际问题的案例、在团队中的协作能力、对制度的理解深度。”
劳动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率先拿起李伟的档案：“云陇省煤矿的机电班班长，处理过三次重大设备故障。去年透水事故中，他临时改装的排水电路比标准方案效率高40%，但事后提交的报告里，只字未提个人贡献，全在分析流程漏洞。”
“他的技术总结里提到‘设备标准化才能减少故障’，这个思路对。”朱昭熙在笔记本上记下名字，“但年龄差太大，超过了预期区间的上限，暂不纳入核心考量。”
接下来讨论的是陈梅的档案。农艺师的记录显示，她在盐碱地改良项目中，不仅提出了七套实施方案，还说服三个邻近农庄共享试验数据，最终使改良成本降低27%。
“她在支部会议上的发言记录里说过：‘集体农庄的优势不在规模，在技术共享’。”对内情报部部长念出摘要，“家庭成分里的‘地主祖父’，经核实，他家在改革之前，主动上交了土地，还担任过农庄的技术顾问，没有抵触记录。”
朱昭熙点头：“放在备选池。但注意她的晋升路径——从技术员到农艺师用了五年，每一步都有明确的成果支撑，这种稳步成长的更值得关注。”
三个小时的筛选后，名单从一百四十五人缩减到十七人。当最后一份档案被归类时，朱昭熙突然开口：“这里面女性有多少？”
统计局长翻查记录：“三人。陈梅之外，还有坤泽机械厂的绘图员周玲，能独立完成蒸汽机总装图；翠南省供销社的会计吴敏，设计过农庄的物资调配算法。”
“把这三人的档案单独整理，明天给我详细报告。”朱昭熙合上笔记本，“今天就到这里。”
会议室只剩她一人时，朱昭熙从抽屉里取出另一份文件——《虞国人口结构分析》。数据显示，全国总人口中女性占72%，但在县处级以上职务中，女性比例仅为17%；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女性委员占比21%，军事委员会则不足10%。
她用红笔在数据旁批注：“制度设计的平等，不等于执行中的平等。”
这种差距的根源，她比任何人都清楚。十年前推动《男女同工同酬法》时，有老党员当面质疑：“女人家管不好矿山，扛不动钢轨，凭什么拿一样的工钱？”直到她带着女工突击队完成了铁路隧道的衬砌工程，这些声音才逐渐平息。
但隐性的阻力从未消失。去年全国代表大会上，有代表提议“女性公务员可提前五年退休”，理由是“便于照顾家庭”；军队的晋升考核中，女性将领的体能标准虽已降低，通过率仍比男性低30%。
这些细节都被她记在《制度执行偏差记录》里。最新的一条是：“云陇省煤矿的井下作业，女性矿工占比不足3%，并非能力问题，而是招工简章里写着‘优先录取男性’。”
朱昭熙揉了揉太阳穴，起身走到地图前。图上标注的二十七个重点区域，都是她亲自考察过的地方。
在翠南省的白鸽村，她见过妇女主任王秀莲用算盘算出最优分粮方案，比县粮站的算法节省15%损耗；在坤泽机械厂，女绘图员周玲发现的齿轮啮合误差，避免了整批蒸汽机的返工。
这些人证明，女性在任何领域都能胜任，甚至做得更好。但她们的晋升速度普遍慢于男性，不是因为能力，而是因为“惯例”，提拔干部时，“稳重”“有魄力”等模糊标准，最终往往指向男性。
“必须打破这种惯例。”她对着远处熙熙攘攘的人群自语。权力交接的核心，不仅是职位的更替，更是制度精神的延续。如果下一任核心层仍是男性主导，那些隐性的偏见就会卷土重来，甚至固化为新的规则。
她要找的女性候选人，不能是“象征性代表”，必须具备三个特质：首先，有十年以上的基层实践，懂生产规律，知道一亩地能产多少粮食，一台机床的加工精度误差允许多少，这样才能识破“假大空”的汇报。
其次，必须经历过制度冲突——处理过“同工不同酬”的纠纷，应对过“女性不适合 成为领导人”的质疑，这样才能在复杂局面中守住原则。
最后，要理解“制度的弹性”，知道哪些规则必须刚性执行（如选举权、受教育权），哪些可以灵活调整（如产假安排、岗位适配），在坚持平等的同时，不脱离现实土壤。
朱昭熙翻开周玲的档案。二十二岁的绘图员不仅能绘制精密图纸，还主导了“标准化零件库”的建设，将机械厂的零件种类从1200种精简到850种，生产效率提升40%。
她的政治参与记录里有个细节：在车间支部讨论“女性晚班安排”时，她没有直接反对“女性不上晚班”的提议，而是算了一笔账，晚班的设备故障率比白班高18%，需要更细心的操作者，最终说服支部保留了女性晚班组，条件是“每两小时轮换一次”。
“懂得用数据说话，而不是空谈平等。”朱昭熙在档案上画了个星号。
吴敏的档案同样亮眼。二十三岁的供销社会计设计的“滚动式物资调配法”，让翠南省的化肥供应周期从15天缩短到7天，避免了春耕时的断供。她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账本上的数字，就是老百姓的日子。算清楚了，才能让大家信得过制度。”
“扎根经济基层，理解制度的物质基础。”朱昭熙同样做了标记。
相比之下，陈梅的优势在于系统性思维。她的盐碱地改良方案不仅包含技术参数，还附带了“农民培训计划”——知道光有好种子不够，还得教会农民看土壤ph值，这样技术才能真正落地。
朱昭熙想起三年前视察农场时，陈梅指着试验田说的话：“社会主义农业不是靠口号增产，是靠每一寸土地的改良，每一株稻穗的选种。”
这三个人，各有侧重，却有一个共同点：她们的成长路径完全依赖制度提供的机会——周玲靠技术比武进入机械厂，吴敏因扫盲班识的字，陈梅是第一批享受免费农业培训的农家女。
她们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的命运与制度的好坏直接相关，也更能守住制度的初心。
朱昭熙在三人的档案上分别写下培养方向：周玲侧重工业标准化，吴敏侧重经济调配，陈梅侧重农业技术推广。接下来的五年，她们需要在更复杂的岗位上历练，从车间到工厂管理，从农庄到农业厅，从具体事务到政策制定。
她没有设定明确的“继承人”，而是要形成一个核心团队。权力结构不该是金字塔，而应是相互支撑的网络，这样才能避免个人意志对制度的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