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恕，字务伯，太和年间担任散骑黄门侍郎。据《杜氏新书》记载：杜恕小时候和冯翊的李丰都靠父亲的职位担任官职，两人从小关系很好。等到长大成人后，李丰磨砺自己的名声和品行来追求世人的赞誉，而杜恕却性格豁达，直率真诚，和李丰的志趣完全不同。李丰最终名扬一时，京城的士人大多为他奔走宣传。但当权者中有人认为李丰的名声超过了实际，而杜恕却像穿着粗布衣服却怀揣美玉的人一样，不被人重视。因此，李丰和杜恕的关系逐渐疏远。杜恕也顺其自然，不刻意追求名声来迎合时俗。李丰凭借显赫的地位在朝廷任职，杜恕却依然在家过着平常的日子。明帝因为杜恕是大臣的儿子，提拔他担任散骑侍郎，几个月后，又转任黄门侍郎。
杜恕为人真诚质朴，不善于修饰自己，年轻时也没有什么名声。等到在朝中任职后，他不结交党羽，一心为公。每当政事有得失时，他总是引用纲常伦理来直言不讳地发表意见，因此侍中辛毗等人非常器重他。
当时从公卿到下面的官员都在讨论国家的利弊得失。杜恕认为：“古代的刺史，奉命传达六条政令，以清静无为着称，威风远扬。现在可以让他们不再领兵，而专门负责民事。”不久，镇北将军吕昭又兼任冀州刺史。于是杜恕上疏说：
“帝王治理国家的最高原则，莫过于让百姓安居乐业；而让百姓安居乐业的方法，在于使国家富足。使国家富足的方法，就是致力于根本，节约用度。现在两个敌对势力还没有消灭，战车频繁出动，这正是武将们施展才能的时候。然而，那些文官们，却也纷纷羡慕武职，慷慨激昂地谈论兵法，以孙武、吴起为榜样。州郡的长官们，也都忽视了体恤百姓的政务，而专心研究军事。种田的百姓，都纷纷放下农具，去从事战争。这不能说是致力于根本。国库每年都在亏空，而制度却越来越繁杂；百姓的精力越来越衰弱，而赋税和劳役却越来越多，这不能说是节约用度。现在大魏拥有十个州的土地，却继承了战乱后的破败局面，计算一下人口，还不如过去一个州的百姓多。然而，两个地方的叛逆势力还在反抗，北方的外族还没有臣服，边境地区不断发生战乱，几乎环绕了整个国家。我们用一个州的百姓，去经营九个州的土地，其艰难程度，就好像用一匹瘦弱的马去长途跋涉，怎么能不加倍珍惜它的体力呢？以武皇帝（曹操）那样节俭，国库充实，尚且不能在十个州都驻扎军队；每个郡尚且不能超过二十个。现在荆州、扬州、青州、徐州、幽州、并州、雍州、凉州等边境各州都有军队驻扎，我们所依靠的，内部充实国库、外部抵御外族的，只有兖州、豫州、司州、冀州而已。我以前认为州郡的长官掌握兵权，就会专心于军事功劳，而不致力于民事，应该另外设置将领和太守，来完成治理政务的任务。然而陛下又在冀州重用吕昭。冀州人口最多，田地大多已经开垦，又有桑树和枣树的收益，是国家征收赋税的来源，实在不应该再让他们承担军事任务了。如果北方确实需要镇守，自然可以专门设置大将去镇守。计算一下设置官员和士兵的费用，和兼任官职没有什么区别。然而吕昭在人才中还算容易找到的；朝廷如果真的缺乏人才，兼任官职的人也不会太多。由此推断，可知国家是根据人来选择官职，而不是根据官职来选择人。官职得到合适的人选，那么政治就会公平，诉讼就会合理；政治公平，百姓就会富裕；诉讼合理，监狱就会空虚。陛下即位以来，天下每年判决的案件有一百多起，年年增加，到现在已经有五百多起。百姓并没有增加，法律也没有更加严厉。由此推断，这不是政治教化衰落，地方长官不称职的明显证据吗？去年牛死了，全国平均十头牛中能损失两头；小麦收成不到一半，秋季的播种还没有开始。如果两个敌对势力还在边境徘徊，运输粮草，千里之外也来不及。追究这种局面的原因，难道在于加强军事力量吗？武士和精锐的士兵越多，越多就越麻烦。天下就像人的身体，只要腹腔和心脏充实，四肢即使有病，终究没有大患。现在兖州、豫州、司州、冀州也是天下的腹腔和心脏。因此，愚臣恳切地希望这四个州的长官，专心致力于根本的事业，来承担四肢的重任。然而，孤立的言论难以坚持，冒犯皇帝的意愿难以实现，众人的怨恨难以积累，似是而非的事情难以分辨，所以多年以来没有被英明的君主察觉。凡是说这些话的人，大多地位低微、被疏远；地位低微、被疏远的人的话，实在不容易被听取。如果让好的建议一定出自皇亲国戚，皇亲国戚本来就不会冒犯皇帝的四难来寻求忠诚和关爱，这是古今以来经常遇到的忧虑啊。”
当时朝廷又在大规模讨论考核制度，用来考核朝廷内外的各级官员。杜恕认为，如果不能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即使有才能也没有益处。如果所关注的不是所应关注的，所关注的也不是当务之急。于是他上疏说：
《尚书》中说“明确地用功劳来试验，经过三次考核决定升降”，这确实是帝王的最好制度。让有能力的人担任相应的官职，有功劳的人享受相应的俸禄，就像乌获（古代力大之人）能举起千钧重物，王良、造父（古代善于驾车的人）能挑选千里马一样。虽然历经六代（虞、夏、商、周、汉、魏），但考核业绩的方法并不显着，经过七位圣人（尧、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汉高祖），但考核试验的条文也没有流传下来，我确实认为这种制度可以大致地依据，但详细的内容很难完备地列举出来。俗话说：“世上会有乱臣贼子，但不会有混乱的法令。”如果法令可以单独依靠，那么唐、虞就不需要稷、契的辅佐，殷、周也不需要伊尹、吕尚的辅助了。现在上奏考核功劳的人，陈述周代、汉代的法令，连缀京房（西汉大臣，曾主张考功课吏之法）的本意，可以说是明白了考核的要点。但要推崇谦让的风气，兴起人才济济的治理局面，我认为还不够完善。
他们想要让州郡考察人才，一定要通过四科（德、勤、才、绩），都要有实际效果，然后才能举荐，试用后征召到公府，担任管理百姓的长官，按照功劳依次补任郡守，或者就增加俸禄、赐予爵位，这是考核的当务之急。我认为应该公开他的身份，采用他的建议，让他详细制定考核州郡的办法，办法制定后就施行，设立一定兑现的奖赏，实施一定执行的惩罚。至于公卿和朝廷大臣，也应该按照他们的职责考核。古代的三公，坐着讨论国家的大政方针，朝廷大臣，负责进谏和弥补缺失，没有善行不记录，没有过错不检举。而且天下非常大，事务非常多，确实不是一个人的智慧所能全部了解的。所以君主是头，大臣是四肢，说明君臣是一个整体，相互需要才能成功。因此古人说，廊庙（朝廷）的栋梁之材，不是一棵树就能支撑的；帝王的伟业，不是一个人的谋略就能完成的。由此说来，怎么会有大臣只尽自己的职责就能达到天下大治呢！而且平民之间的交往，还有人为了坚守信义不惜牺牲生命，为了报答知己不惜肝脑涂地，为了追求名声不惜坚守气节；何况那些穿着官服、站在朝廷上，官至卿相的人，他们所坚守的不仅仅是个人的信义，所感激的不仅仅是知己的恩惠，所追求的又岂是名声而已呢！
那些受到恩宠和俸禄、担任重任的人，不仅仅想让明君超过唐尧、虞舜；他们自己也想置身于稷、契的行列。所以古人不担心治理国家的决心不够，担心的是自我担当的意识不足，这确实是君主造成的。唐尧、虞舜这样的君主，把职责委派给稷、契、夔、龙等人，要求他们取得成功，等到他们有罪时，就处死鲧并流放四个凶恶的家伙。现在大臣亲自接受明君的诏令，为眼前的事效力，那些日夜为公事操劳，谨慎勤勉、特立独行，担任官职不屈服于权贵势力，执法公正不偏袒自己所亲近的人，正直地说话、正直地行事来对待朝廷的人，自然会被明君察觉。如果有人把享受俸禄当作高尚，把沉默不语当作智慧，担任官职只求不被指责，站在朝廷上只求保全自己，行为谨慎、言语谦逊地对待朝廷的人，也会被明君察觉。如果真的让那些只求保全自己、保住职位的人，没有被放逐斥退的罪名，而那些为公事尽心尽力的人，却抱着被怀疑的态度，不弘扬正义却让私下的议论成为风气，即使让孔子来谋划，也不能充分发挥一个人的才能，更何况是普通人呢！现在的学者，学习商鞅、韩非的学说，崇尚法家的权术，竞相认为儒家的学说迂腐不切实际，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这是最坏的社会风气，是创业的人应该谨慎对待的。后来考核制度最终没有实行。《杜氏新书》记载：当时李丰担任常侍，黄门郎袁侃被转任为吏部郎，荀俣出任东郡太守，这三个人都是杜恕的同僚好友。
乐安人廉昭因为有才能被提拔，他很喜欢议论朝政。杜恕上疏直言劝谏说：
我看到尚书郎廉昭上奏左丞曹璠因为处罚不当而被关押，还说“其他应当处罚的人另外上奏”。尚书令陈矫自己上奏说不敢推辞处罚，也不敢因为处罚过重而表示恭敬，言辞非常诚恳。我私下里为朝廷感到惋惜！圣人不会选择在什么样的时代才出现，不会改变百姓才去治理国家，然而他们一定会得到贤能和智慧的辅佐，这是因为用道义来引导他们，用礼仪来约束他们。古代的帝王之所以能够辅佐天下、管理百姓，没有谁不是得到了百姓的欢心，也没有谁不能充分发挥群臣的智力。如果现在朝廷任职的官员都是天下最优秀的人，却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力量，就不能说是善于用人；如果他们不是天下最优秀的人，也不能说是善于选拔人才。陛下为各种事务操劳，有时亲自点灯熬夜，但各种事务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理，刑罚和禁令一天比一天松弛，这难道不是大臣们不能胜任职责的明显证据吗？追究其中的原因，并不是只有大臣们不尽忠，也有陛下不会使用人才的原因。百里奚在虞国时很愚钝，但在秦国时却很聪明；豫让在中行氏那里苟且偷生，却在智伯那里表现出忠诚，这些都是古人的明证。现在我说一朝的人都不忠诚，这是诬陷一朝的人；然而从事情的类别来看，是可以推断出来的。陛下为国库不充实而感到忧虑，军事还没有停止，甚至到了减少四季的赋税服装，减少御府的私有粮食的地步，这是陛下的圣明，满朝的人都称赞，那些参与政事、关系密切的大臣，难道有真正为这些事情担忧的吗？
骑都尉王才、宠幸的乐人孟思干了不法的事情，震动了京都，但他们的罪状却是由小官吏揭发的，公卿大臣最初没有一个人说话。自从陛下即位以来，司隶校尉、御史中丞难道有谁举荐纲常伦理来监督奸邪的人，使朝廷严肃起来吗？如果陛下认为现在没有好的人才，朝廷缺乏贤能的辅佐，难道可以追寻稷、契的远大踪迹，坐等来世的贤才吗？现在所说的贤能的人，都担任了大官，享受着丰厚的俸禄，然而奉养上司的节操还没有建立，对公事的心思不一致，这是因为委任的责任不明确，而且世俗有很多忌讳。我认为忠臣不一定和陛下亲近，亲近的臣子也不一定忠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处在没有嫌疑的地方，事情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现在有关系疏远的人诋毁人，却不说明诋毁的事实，却一定说是为了报复自己所憎恨的人；称赞人，却不说明称赞的事实，却一定说是为了偏爱自己所亲近的人，左右的人有时就借机进献憎恨和喜爱的说辞。不仅诋毁和称赞有这种情况，政事的利弊也有嫌疑。陛下应当考虑如何开阔朝臣的心胸，坚定有道义的节操，使他们能够和古人一样，希望和史书一样流传下去。反而让像廉昭这样的人扰乱其中，我担心大臣们就会保全自己、保住职位，坐观成败，成为后世的教训！
过去周公告诫鲁侯说：“不要让大臣抱怨不被任用。”没有说贤能还是愚笨，说明都应该在当世任用。尧历数舜的功劳，称赞他除掉四个凶恶的人，没有说职位大小，有罪就除掉。现在朝臣们不认为自己没有能力，而是认为陛下不能任用；不认为自己不聪明，而是认为陛下不询问。陛下为什么不能遵循周公任用人才的方法，效法大舜除掉坏人的做法？让侍中、尚书坐着就侍奉在帷帐之中，出行就跟随在华丽的车驾旁边，亲自回答皇帝的询问，所陈述的一定能够传达，那么群臣的品行，能不能胜任都能知道；忠诚能干的人就提拔，愚昧无能的人就辞退，谁敢模棱两可而不尽心尽力？凭借陛下的圣明，亲自和群臣讨论政事，使群臣人人都能尽心尽力，人人都认为陛下亲近自己，人人都想着如何报答，贤能还是愚笨，能否胜任，就在于陛下如何任用。用这种方法处理政事，还有什么事情办不成？用这种方法建立功业，还有什么功业不能成就？每次有军事行动，诏书常常说：“谁应当为这个事情担忧呢？我应当自己担忧。”最近的诏书又说：“只想着公事而忘记私事的人，一定不是这样，只要先想着公事，后想着私事，事情自然就办好了。”我读了陛下的诏书，才知道陛下的圣明考虑到了下面的情况，然而我也奇怪陛下不治理根本的事情却担忧细枝末节的事情。一个人能不能胜任，确实有他的本性，虽然我也不认为朝臣们都能够胜任。圣明的君主任用人才，让有能力的人不敢保留自己的力量，而没有能力的人不能担任不适合自己的职务。选举的人不是合适的人选，不一定是有罪；全朝的人都容忍不合适的人，这才奇怪。陛下知道他们不能尽力，却代替他们担忧他们的职责；知道他们不能胜任，却教导他们处理事情，这难道仅仅是君主劳累而大臣安逸吗？即使圣贤同时出现，终究不能用这种方法治理好国家。
陛下还担心台阁的禁令不够严密，人情请托的现象无法杜绝，于是听从伊尹的建议，制定了迎客出入的制度，挑选司徒更换了守卫寺门的恶吏。然而，这些措施虽然有一定的威禁作用，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过去汉安帝时，少府窦嘉征召了廷尉郭躬无罪的侄子，尚且被举奏弹劾，闹得沸沸扬扬。而最近司隶校尉孔羡却征召了大将军狂悖的弟弟，有关部门却沉默不语，只是看风向行事，比接受请托还要过分。选举不依据实际情况，这是人事中最重要的问题。据臣松之考证，这里提到的大将军是司马宣王（司马懿）。《晋书》记载：司马懿的第五个弟弟叫司马通，担任司隶从事。司马通的儿子司马顺，被封为龙阳亭侯。晋朝初年接受禅让时，司马顺因为不理解天命，坚守节操不改变，被削去爵位和封地，流放到武威。窦嘉有皇亲国戚的宠幸，郭躬并非国家重臣，尚且如此；以现在的情况和古代相比，陛下自己不监督执行必罚的制度来杜绝阿谀结党的根源罢了。伊尹的制度，以及让恶吏守门，都不是治理国家的好办法。如果陛下能够稍微采纳我的建议，又何必担心奸邪不能消灭，而要纵容像廉昭这样的人呢？
揭发奸邪，是忠诚的事情。然而，世人却憎恨小人这样做，因为他们不顾道理，只是想苟且求得升迁。如果陛下不再考察事情的始末，一定认为违背众人、触犯世俗就是奉公，偷偷告密就是尽忠，那么，哪里有通达事理、才能出众的人却不能做到这些呢？实在是因为顾及道理而不做罢了。如果让天下人都背弃道理而追求私利，那么这是君主最担心的事情，陛下又怎么能喜欢呢？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杜绝这种现象呢？那些事先揣摩皇帝的意图来求得宠信的人，大多都是浅薄无德的人。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只是想迎合皇帝的心意，而不是想治理国家、安定百姓。陛下为什么不试着改变一下做法来考验他们呢？他们又怎么会坚持自己的行为而违背陛下的意愿呢？对于臣子来说，得到皇帝的信任，这是一种安定的事业；担任尊贵显赫的官职，这是一种荣耀的事情；享受丰厚的俸禄，这是一种优厚的待遇。臣子即使再愚蠢，也没有不喜欢这些而喜欢冒犯皇帝的，只是迫于道理，才勉强这样做罢了。他们心里其实希望陛下能够怜惜并帮助他们，稍微给予一些信任，为什么反而采纳廉昭等奸邪小人的意见，而忽视像曹璠这样的人呢？现在外面有伺机进攻的敌人，国内有贫困、空虚的百姓，陛下应当全面考虑国家的得失，政事的利弊，确实不能懈怠。
杜恕在朝廷任职八年，他的议论正直坦率，都像上面所说的这些内容。
杜恕先被调任为弘农太守，几年后又转任赵国的国相。据《魏略》记载：杜恕在弘农任职时，为人宽厚温和，深受百姓爱戴。当他调任时，孟康接替他担任弘农太守。孟康，字公休，是安平人。在黄初年间，因为和郭皇后有亲戚关系，他和郭皇后的九个亲属一起被赐予官职，担任散骑侍郎。当时，散骑侍郎都是由才学出众的人担任，而孟康却因为皇后的亲戚关系混杂其中，所以大家都轻视他，称他为“阿九”。孟康本身没有多少才华，但他在闲职上广泛阅读各种书籍，后来开始上书弹劾一些官员，他的文章言辞典雅且切中要害，大家才对他刮目相看。正始年间，孟康出任弘农太守，兼任典农校尉。他到任后，廉洁奉公，嘉奖善行，体恤百姓，减少诉讼，根据百姓的需求，为他们带来便利。郡里有两百多名官吏，每到春天，他都会安排四分之一的人休假。他做事果断，经常亲自巡视，提前告知督邮要公平公正，不能让下属官吏去探听消息，做出过分谦卑的行为。他也不愿意麻烦百姓，经常提前让吏卒准备好镰刀，到哪里都自己割马草，不住在驿站，而是露宿在树下，而且他出行时随从不超过十几个人。郡里地处交通要道，对于过往的宾客，如果不是公事，他从不提供任何物资；如果是自己的老朋友来访，他就自己出钱招待。孟康刚上任时，大家虽然知道他有志向和才能，但他从未担任过地方长官，大家对他能否胜任还心存疑虑。然而，他上任后恩泽百姓，治理有方，得到了官吏和百姓的称赞和歌颂。嘉平末年，他从渤海太守任上调入朝廷担任中书令，后来又转任中书监。
杜恕因病辞去官职。据《杜氏新书》记载：杜恕离开京城后，在宜阳的泉水坞安家，利用那里的壁垒和壕沟的坚固，建立了一个小家。明帝驾崩时，很多人都在为杜恕说好话。
后来，杜恕从家中被重新起用，担任河东太守，一年多后，又升任淮北都督护军，但又因病辞去官职。他在任职的地方，只关注重要的事情，他施行仁政，深得百姓的欢心，但他的政绩不如他的父亲杜畿。不久，他又被任命为御史中丞。杜恕在朝廷任职时，因为不能迎合世俗，所以多次被派到外地任职。后来他又被调任幽州刺史，加封为建威将军，让他持节，兼任护乌丸校尉。
当时征北将军程喜驻扎在蓟县，尚书袁侃等人告诫杜恕说：“程申伯在先帝时期，就排挤田国让到青州。你现在和他都手持符节，共同驻扎在一个城里，你应该好好对待他。”但杜恕并不在意。他到任不到一年，有一个鲜卑部落的首领，没有经过关塞，直接带着几十个骑兵来到州府，州府杀了一个带他来的鲜卑人，却没有上表禀告朝廷。于是程喜就弹劾杜恕，将他交给廷尉审判，他被判死罪。因为他的父亲杜畿在勤于公事时溺水身亡，他才被免去官职，贬为平民，流放到章武郡，这一年是嘉平元年。
据《杜氏新书》记载：程喜希望杜恕向他低头认错，他暗示司马宋权向杜恕透露一些意思。杜恕给宋权回信说：“宋权告知我你的意思。处理天下事，如果用善意对待，没有不顺利的；如果用恶意对待，没有不产生嫌隙的。然而有人说，人的天性都是不善良的，不应该用善意对待，这样就落入他们的圈套了。我遇到这样的人，就想回到大海，乘船远去，不能在他们中间周旋。然而我52岁了，还没有被废弃，也遇到一些明智通达的人理解我的本心；如果没有人理解我，我即使把心掏出来放在地上，也只是一堆肉，有什么用呢？所以我始终不向他们解释。程征北功名显赫，比我早得多，难道有人比我更了解程征北吗！如果让我处理事务，无论大小，都要先请示他再行动，这显然不是上级让我监督他的意思；如果请示了却不听从，又不符合上下级和谐相处的原则。所以我只有一心一意，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杀鲜卑人的事情，如果天下人都认为是对的，那我就心安理得；如果认为是错的，我也自己承担，没有什么怨恨。程征北明白也好，不明白也好，各位君子自有自己的想法，不在我一人的解释。”于是程喜就严厉地弹劾杜恕。
杜恕为人洒脱不羁，但做事不考虑防范祸患，最终导致了这样的失败。
当初，杜恕从赵郡返回时，陈留人阮武也从清河太守任上被征召入朝，两人都轻视廷尉的职位。阮武对杜恕说：“我看你的才能和性格，可以遵循正道，但你却不够努力；你的才能可以担任高官，但你却不能顺利得到；你的学问可以讲述古今之事，但你的志向却不专一。这就是所谓的有才能却无处施展。现在你有空闲时间，可以试着深入思考，着书立说，形成自己的学派。”杜恕在章武时，于是撰写了《体论》八篇。据《杜氏新书》记载：杜恕认为，人伦的纲常中，君臣关系最为重要；立身的根本中，言行最为关键；安定君主、治理百姓，法律和政治最为精细；消除残暴、去除杀戮，用兵最为有效。礼是万物的根本，万物都得到其根本，就没有什么不好的，所以称为《体论》。他还写了《兴性论》一篇，大概是出于自我修养的考虑。嘉平四年，杜恕在流放地去世。
甘露二年，河东人乐详已经九十多岁，他上书朝廷，诉说杜畿的政绩，朝廷深受感动。于是下诏封杜恕的儿子杜预为丰乐亭侯，食邑一百户。据《魏略》记载：乐详，字文载，从小好学。建安初年，乐详听说公车司马令、南郡人谢该擅长《左氏传》，于是他从南阳步行到许昌，向谢该请教疑难问题，整理出《左氏乐氏问》七十二事。问题弄清楚后，他回到家乡，当时杜畿担任太守，也非常好学，任命乐详为文学祭酒，让他教导后辈，于是河东的学业大兴。到黄初年间，乐详被征召为博士。当时太学刚刚成立，有十多个博士，但他们的学问大多浅薄，又不熟悉教学，只是充数而已。只有乐详同时教授五种学问，如果有人难以理解，反复提问，乐详也没有不高兴的表情，他用木棍在地上画图，引用各种例子，甚至忘记睡觉吃饭，因此在远近都享有盛名。乐详学问精深，又擅长推算天文历法，他受皇帝的命令和太史一起修订法律和历法。太和年间，他转任骑都尉。乐详学问渊博，但才能较少，所以历经三朝，始终没有担任地方官。到正始年间，他因年老辞官回家，本国的宗族都归附他，他的学生有几千人。
杜恕的奏章、议论和驳斥都很有见地，他把一些切中时事的大事整理成书。据《杜氏新书》记载：杜恕的弟弟杜理，字务仲，从小就聪明机智，杜畿很看重他，所以给他取名叫理。他21岁就去世了。另一个弟弟杜宽，字务叔，性格清静，聪明好学。他出身名门望族，在京城长大，但他专心致志，博览群书，远离世俗事务，他想探索深奥的道理，因此声名远扬，当时的名人都和他交往。他被举荐为孝廉，担任郎中。他42岁去世。他对经书的解释，有很多驳斥，但都还没有完成，只有《删集礼记》和《春秋左氏传解》流传于世。
杜预，字元凯，是司马懿的女婿。《晋书》称赞他才智渊博，善于分析治乱，他常说：“德行不是我能达到的，立功立言，是我所追求的。”他广泛研究各种典籍，认为《公羊传》和《谷梁传》都是诡辩之言。他还批评过去的儒生对《左氏传》的解释没有完全理解丘明的本意，却用这两种传记来混淆视听。于是他整理精妙的言论，着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参考各家学说，写成《释例》，还制作了《盟会图》和《春秋长历》，形成了自己的一家之学，直到年老才完成。尚书郎挚虞非常看重他，说：“左丘明本来是为《春秋》作传，但《左传》却单独流传；《释例》本来是为《左传》而作，但它所阐述的内容何止《左传》，所以也单独流传。”杜预在晋朝很有功名，官至征南大将军，开府，封为当阳侯，食邑八千户。他的儿子杜锡，字世嘏，担任尚书左丞。《晋诸公赞》说：杜锡很有气度。杜预的堂兄杜斌，字世将，也有才能和声望，担任黄门郎，被赵王司马伦冤杀。杜锡的儿子杜乂，字洪治，少年时就有好名声，担任丹阳丞，早逝。
阮武也是一个豁达的大才子。据《阮氏谱》记载：阮武的父亲阮谌，字士信，他被征召入朝，但没有就任，他创作了《三礼图传》。据《杜氏新书》记载：阮武，字文业，性格豁达，学识渊博，是一个高雅的人。他的官职只到清河太守。阮武的弟弟阮炳，字叔文，担任河南尹。他精通医术，撰写了药方一部。阮炳的儿子阮坦，字弘舒，担任晋太子少傅，平东将军。阮坦的弟弟阮柯，字士度。据《荀绰兖州记》记载：阮坦过继给伯父，伯父去世后，按顺序他的哥哥应该继承爵位，但父亲喜欢阮柯，说要把爵位传给他，于是他继承了封号。当时他年幼，不懂得谦让，长大后非常后悔，于是用头巾裹着脸，后来虽然出来做官，但始终没有摘掉头巾。他性格纯朴、笃厚、闲适、高雅，遵守礼仪，没有违背，专心研究经典，学问渊博。他被选为濮阳王文学，后升任领军长史，死于任上。当时王衍担任领军，他哭得很悲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