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蹲在茅屋前，竹匾里的金银花被晨光晒得微微卷边，香气淡而清苦。
井台边上青苔泛亮，空气湿润得能拧出水来。
我舀了一勺井水漱口，凉意滑过喉咙的瞬间，舌尖忽地一涩——像咬到了生铁锈。
我吐了出去。
再舀一次，水澄澈透明，映得出我眉目轮廓，连睫毛颤动都清晰可辨。
可当我将水倒入粗陶碗中静置片刻，奇异的一幕出现了：水面缓缓析出细如尘絮的白色漂浮物，轻若游丝，却彼此牵引着，在水中缓缓打转，竟隐隐成环形排列。
我的心跳慢了半拍。
这不是寻常杂质。
我起身从灶底抓了一撮草木灰，轻轻撒入碗中。
刹那间，那些白絮像是受了惊般微微震颤，随即徐徐下沉，凝聚成圈状沉淀，仿佛某种沉睡的脉络被唤醒后又强行镇压。
《井约》第三章·地脉篇有载：“白絮成环，浊源自下；地气躁动，三日发疫。”
我指尖微冷。
不是怕。是久违的、身为医者的警觉，在骨血里悄然苏醒。
可我已经退了。
退到无人识我姓名，无书录我行迹的地步。
我不挂牌，不留方，不传名，连教孩子识药都说“这是山里人祖辈讲的”，从不提一句《井约》是我所着。
我以为这样就够了。
可这水不会说谎。它认得我，也记得我写下的规矩。
我盯着那碗水看了许久，终于起身，取了个拇指大小的陶罐，小心翼翼舀入半罐井水，封口用蜂蜡密闭。
然后换上粗布裙衫，把药篓背在肩上，混进赶集的人流。
村口设着个“病报箱”——去年冬天才立起来的新玩意儿，漆成青灰色，上面刻着共议阁的徽记：两片交叠的叶子，中间一道流水纹。
据说凡遇怪疾异症，便可匿名投条上报，巡证使会循线而来。
我把陶罐悄悄搁在箱旁，压住一张折好的纸条：
“煮沸三遍，加炭滤。”
没署名，也没多写一个字。
转身时，风吹起我鬓角一缕碎发，我忽然笑了。
原来哪怕躲到南岭最深的褶皱里，有些东西还是追得上来——不是名声，不是权势，而是你曾经种下的秩序，开始自己生长了。
两日后，她来了。
青袍素带，腰悬陶筛与色谱片，肩披防雨油布斗篷。
是渠童派来的巡证使，也是我在河谷救过的孩子之一。
那年他高热昏迷，我用针灸配合贯众汤吊住性命，临走前只留下一句“莫信神，信法度”。
他如今已是独立执证的水质察官。
他在村里逐户取水检测，用便携陶筛过滤残渣，再以不同釉色的陶片比对水色变化。
最终判定：水中含微量“石髓盐”，无色无味，却能蚀神经、损筋脉，长期饮用者将渐生幻觉、肢体僵软，误以为中邪。
有人私下称这叫“疯医娘预警”。
但他没上报这个名称。
反而当夜就在村祠召集“水源议事会”，依照《通录》流程，请村民推选五人组成“清流组”。
一人负责凿渠引流，两人烧炭制滤床，另两人轮值监水测温。
分工明确，权责公示，连孩童都能说得清楚。
我坐在人群后排，剥着手里的草根，听着少年们争辩该不该请“山外高人”来驱邪。
有个老伯颤声提议：“不如去请那位住在溪头的女先生？听说她连死人都能救回来……”
话音未落，就被个十几岁的少年打断：“渠先生说过，水里的问题，得用水外的办法想。咱们现在有筛、有炭、有记录，还要靠谁念咒吗？”
满堂静了三息，随后响起稀稀拉拉的掌声，接着变成一片喧哗的赞同。
我低头笑了笑，指甲掐进草根里，汁液微苦。
第三日暴雨倾盆。
新挖的引渠被泥石流冲垮，半截埋在淤土中。
消息传来时，几个老人当场跪地磕头，哭喊着“神明降罚”，更有甚者嚷着要“请神医归来救水”。
我没有回应。
只是默默背上药篓，踏着湿滑山道上了半山腰。
我记得那里有个隐蔽泉眼——初来时勘察地形发现的，水量不大，但水质极净，四周岩层厚实，不易受地脉扰动影响。
我用竹管导流，接入一处废弃陶池，又在池边插了根木签，刻上两个小字：“可试。”
没留名，也没解释。
次日清晨，放牛的孩童发现了水流，尝了一口，惊呼“甜的！”奔走相告。
巡证使亲自查验，确认水质安全，当场绘图录入随身携带的“活脉网”图谱，并标注为“隐泉一号”。
我知道的时候，正坐在屋檐下晒干昨日采的白薇。
远处山雾流动，如同大地呼吸。
而我的井水，依旧沉默地泛着微白。
他们还不知道真相的全貌。
但已经不再问“谁来救我们”，而是开始讨论“我们该怎么解决”。
这才是真正的自在无执。
风拂过耳际，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在井学堂第一课上写下的一句话：
“最好的医术，是让世人忘了需要医生。”
现在，它正在变成现实。
只是我不知道，几天后那个踏雨而来的身影，会站在全村人面前，亲手揭开这场浊水背后的全部痕迹。
更不知道，她带来的不只是答案——还有我从未预料的审判方式。
我蹲在茅屋前，药炉上煨着一剂清淡的茯苓汤，火苗舔着陶罐底，发出细微的噼啪声。
窗外雨停了，山雾却未散，裹着湿气往门槛里钻。
远处传来几声狗吠，混着孩童咳嗽的余音，像一根细线，轻轻扯在我心上。
我闭了眼，听着这山村夜晚最寻常的声音——灶灰落、柴枝响、风穿檐角。
可我知道，今夜不会太平。
果然，子时刚过，村口钟楼那口铜钟突然被敲响三下——短、长、急，是共议阁定下的“重大溯源”信号。
我掀开草帘往外看，只见一行提灯人影正从岔路走来，为首那人披着油布斗篷，脚步沉稳，手中提的不是官灯，而是一盏青瓷灯笼，光晕如水，照出他肩头徽记：两叶交叠，流水其中。
是渠童亲自来了。
我没动。
也不该动。
我只是个背药篓的老女人，连名字都不配挂在谁的嘴边。
可当那一队人踏进祠堂，灯火映亮梁柱时，我听见自己心跳快了一瞬——那是属于江灵犀的心跳，不是这个无名村妇的。
祠堂内很快聚满了人。
老少皆有，脸上还带着惊惶未定的痕迹。
渠童站在主位前，并不坐，只将一只木匣放在案上，打开后取出几样东西：一小包白色粉末、一块焦黑炭屑、一片浸过水的麻布，还有一只盛着浊水的小陶瓶。
“诸位，”他的声音不高，却压得住全场，“此次水源异变，非天罚，非鬼祟，更非哪位‘神医’显灵救世。”
人群微微骚动。
“是地脉深处析出的石髓盐随地下水涌动，遇酸土则溶，入井则毒。”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但它留下痕迹了。水不会说话，但泥土记得。”
他说完，当众取来一碗新采的井水，倒入陶盆，再撒入石灰与草木灰混合物。
刹那间，水中白絮剧烈震颤，迅速凝聚成团，沉底成环状沉淀，与我那日所见如出一辙。
“此法非秘传，亦非仙方。”渠童抬手示意，“《通录·净水篇》第六条明载：‘双灰合剂，可镇游浊’。你们每个人，只要识字、肯学，都能做到。”
有人低头喃喃：“原来……我们自己就能拦住它。”
渠童点头，转身在随身携带的竹简上写下一行字，墨迹未干便递与记录生：“录入《共活纪事·补遗》，首条——”
“水不会说话，但泥土记得。”
满堂寂静，唯有烛火轻晃。
这时，一个老者颤巍巍起身：“渠大人，那隐泉……可是那位溪头女先生发现的？若无她，咱们现在还在喝毒水！是不是该立碑谢恩，让子孙永志不忘？”
所有人的目光，不知不觉朝我所在的角落飘来。
渠童却摇头。
“立碑？”他轻笑一声，眼神却极认真，“碑石一竖，人就停了。他们会说‘前人已做一切’，于是不再追问，不再探寻。我们要的不是纪念一个人，而是延续一种办法。”
他走到门外，指着新开的引渠旁一根插在土里的木桩，上面刻着箭头和两个字：“隐泉一号”。
“标记路径就够了。”他说，“让后来者知道怎么走，比记住谁走过更重要。”
我坐在角落，指尖掐进掌心。
这句话，像是穿过十年光阴，狠狠撞在我心上。
当年我在井学堂写下《井约》时，只想救人；后来我逃到南岭深处，是为了不被当成神供起来；而现在，他们真的不再问“谁来救我们”，而是开始争辩“下一步该怎么改筛网角度”、“滤床多久换一次炭”。
这才是我想要的自在无执。
可为什么……胸口还是闷得发疼？
夜深人散，我回到茅屋，正欲吹熄油灯，忽听窗外窸窣作响。
推门一看，一位佝偻老妇站在檐下，双手捧着一只粗陶碗，碗里药汁浑浊，浮着泡沫，气味辛辣中带腐甜。
“听说……您懂这个。”她声音发抖，“我孙子昨夜喝了新井水，回来就发热，今早开始说胡话，喊着‘天上飞鱼咬脚踝’……村里人都说，这是中邪了……可我不信，我不去烧香磕头，我就来找您。”
我没有接话，只接过碗，凑近鼻尖一嗅——石髓盐中毒初期，兼外感风寒，引发神昏谵语。
不算重，但也拖不得。
我不言语，转身进屋抓药：茯苓安神利湿，薏仁解毒健脾，淡豆豉透表除烦。
三味皆平和，不伤根本，嘱她隔两个时辰小口频服，明日若汗出热退，则无大碍。
她千恩万谢地走了，步履蹒跚消失在夜雾中。
我站在门口，望着她背影，久久未动。
他们不信神了，很好。
但他们仍会来找“懂的人”。
可“懂的人”若不在呢？若有一天，连最后一个识药的人都死了呢？
真正的秩序，不该依赖任何个体的存在——哪怕是我。
想到这儿，我转身回屋，将剩下的药材一一称量，分装成小包，每包夹一片干枯的银杏叶作记号，悄悄挂进村中药亭的横梁暗格里。
没有标签，没有留言，只有熟悉《井约》体系的人才能辨认。
做完这些，我最后回望一眼这住了三年的茅屋。
月光洒在新开的引渠上，水流清浅，波光粼粼，宛如星河铺地。
而我的身影倒映其中，模糊、摇曳，仿佛随时会被流水带走。
我转身走入林间小径。
身后，是渐渐远去的村落灯火；前方，是浓雾笼罩的未知山路。
我不知道下一站有没有村庄，也不知道会不会再遇见需要药的人。
但我知道，有些事已经变了。
规则在生长，方法在流传，人们开始用自己的脑子思考，用共议的方式解决问题——哪怕我还未完全放手，世界也已学会自己前行。
风掠过耳际，我忽然想起很久以前，范景轩曾冷冷问我：“你这一生，是要做照亮黑夜的灯，还是点燃火炬的人？”
那时我没答。
如今，我终于明白——
最好的光，是让人看不见光源的光。
我一步步走入更深的山林，衣袖拂过野蒿，惊起夜鸟扑翅。
而在遥远的下游，某座临江圩镇的学堂墙角，一张新的《辨症图》正悄然张贴上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