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现在这种情况，朱载坖是极为不满的，朱载坖要发展的是工商业，其中重要的是工业，虽然重工业大部分肯定是由朝廷投资发展的，但是其他的工业部门肯定是要依赖民间资本来发展的，这点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这种放贷盛行的社会，不仅仅工业的发展会受到极大的限制，商业的发展一样如此。
以现在大明的海上贸易为例，海上贸易原本就是一种重本借贷形式的贸易，因为海上贸易是需要极为雄厚的资本的，一般的商人是没有这样的资本的，由于泛海出洋风险很高，为了分摊风险，多采用众人合股的办法进行。根据各自承担的责任，又有散商、绅商、仆商、船商等区别。其中船只的所有者又称为船主，并拥有丰富的资本。航海商人需要从船主处借到船只和本钱，然后放船出海。
但是在大明的海上贸易之中，合作经营过于偏向船主、船头的利益。真正经历风浪、面对各种艰难险阻而进行贸易的经营者所得利润很少。这导致航海出洋并没有成为经营者积累资本的途径，反而成为一种变相的高利贷。闽浙的富人坐收出洋之利，沿海的贫者却不见减少。
这也导致了大明的商人出海经商的意愿极低，他们更倾向于与通过经商积累资本之后，再转向放贷取利，因为从大明的实际情况来看，放贷取利是风险最低，回报最高的行当，比之辛苦的经营商贾，放贷取息显然是更加稳妥且高收入的情况，但是在朱载坖看来，这是绝不可行的，必须要予以打击，朝廷要支持实业的发展，而不是鼓励金融的发展，这点是极为重要的。
朱载坖还以英国的例子来警示重臣们，在现在的英国，不但有商人和普通百姓借钱，即便是国王也有要借钱的时候。由于英王征税需要经过议会许可，但战争或兴建时常需要临时用钱，这时就只能求助于英国的大商人群体。国王借到的钱自然不可能是什么高利贷，但国王的直接收入也不算多，在债主们眼中并不是一个信用良好的借贷者。
为了能够顺利借到钱，有的时候英国国王甚至不惜以地区贸易垄断特权作为抵押。许多享有丰厚回报的地区贸易公司如东印度公司、黎凡特公司、西非公司等，大多都当过英国王室的债主。这样的结果就是这些商人操控了朝廷，金融资本掌握了政治走向，这点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朱载坖对太子和重臣们说道：“在昔周天子尚不免受辱于贷，遑论升斗小民乎？此断不可行之事也，宜加严禁，以为朝廷长远也。”
对于太子要求对于整个金融体系进行整顿，同时严厉限制高利贷的看法，朱载坖是表示了支持的，但是同时朱载坖也认识到金融的作用，不能予以一禁了之，因为民间确实是有借贷需求的，同时还要吸取北宋青苗法的教训，朝廷在制定各种政策的时候，一定要充分考虑到执行的问题，不要轻易决策，尤其是在经济问题上，不要轻易的直接参与经济运行。
朱载坖认为王安石的青苗法在制度上确实是完美的，按照王安石的设想，百姓在粮食青黄不接的春夏之季，如有需要可以到官府“借钱”解燃眉之急，等到当年秋收后有了收入再还给官府。当然，这个过程中官府要收取一定比例的利息，这个利息一般为本金的百分之二十或三十。为了规范借贷管理，官府还将百姓分为不同借贷等级，每个等级可以借贷的数额不同，而且借贷时需要其他人担保。这样的话，利息比之之前要低多了，百姓的负担得以减轻，朝廷还可以获得利息收入，当然那是两全其美的办法。
但是实际上的执行过程中，就远不是这样的了，朱载坖认为王安石对于这些贪官污吏估计不足，同时朝廷和官府直接参与经营，本就是极为愚蠢的事情，所以朱载坖给朱翊釴划定的底线就是朝廷不能够直接参与此事，但是朝廷要通过各种手段来抑制高利贷，不管是严刑峻法还是税收以及其他的各种手段，朝廷确实是要对高利贷予以严厉限制。
同时将限制高利贷和鼓励工商业放在一起，使得这些资金从金融领域流入工商业领域，发展大明的工商业，革新技术，扩大生产规模，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在朱载坖看来，大明这么多的人口，要吃饭穿衣，要生活富足，发展工业，革新技术才是最重要的，放贷只能使得大明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激化社会矛盾，这是要亡国的，这点是朱载坖最担心的事情。
现在大明的工商业已经有所发展了，大量的大明商品行销诸国，为大明赚取了丰厚的利润。但是这些从海外诸国流入的金银，并没有使得大明的工商业升级为扩张产业的商业资本，而仅仅停留在商业中介和高利贷事业上。
现在大明的商人们还是热衷于在商场上稍有积蓄，随即在城中开设债典，放钱出贷，从行商转为坐贾。而大量的资金居于高利贷业，也使得无论农户和小工商业者更难于取得廉价的启动资金。
虽然大明很多地区的农户和手工业者都拥有令欧洲人和南洋诸国惊讶的手工技术，其产品在海外有极好的销路。但辛苦劳作的结果，大部分利润归于这些放高利贷的人。不多的一点结余，连维持生计都尚且困难，就更加无力支撑这些拥有丰富经验的从业者完成从工匠到手工工场主的转变。
所以大明朝廷要严厉打击高利贷，整顿钱庄票号和民间的放贷，鼓励发展工商业和海上贸易，使得大明从传统的农业国开始发生转变。
除此之外，太子这次整顿金融体系的一个重点就是建立信用货币制度，加强大明经济的安全性，防范出现钱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