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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洪洞县人民议事会终止了曹生村支部书记王东己的代表资格，他被开除出复兴党，并被洪洞县公安局连夜带走。
这时，王大兵的妻子张梅开始为营救丈夫而四处奔走，她冀望于指控基层官员的渎职，来为丈夫求得一线生机。她找到办案的廉政专员阮义勇，诉说相关职能部门的不作为。她出示了洪洞县广胜寺镇派出所在事发后向她索取3.3万元办案经费的收据。
阮义勇到广胜寺派出所调查，广胜寺派出所所长王伟忠如坐针毡，亲自登门退还了王家3.3万元的经费，并收回了收据。王伟忠承认分管该区的片警此前竟一次未去过砖窑，是重大失职。而且事发后，派出所因场地有限，将获解救工人重新送回黑窑场看护，致使8名工人连夜逃散。阮义勇最后决定以渎职罪起诉王伟忠。
张作霖随即要求山西立即在全省开展清查黑砖窑行动。当时，在农村开个砖厂，开个小作坊，不经政府批准登记就生产、雇人，这种现象在山西还不少。在专项整治行动中，山西发现全省三千多个砖窑里面，三分之二属于无证照经营的非法砖窑，其中牵涉拐骗殴打工人、非法使用童工、限制工人人身自由等刑事犯罪的，有一千多家。
这些案件的细节，被袁克仁和阮义勇公开后，发端于山西洪洞的“黑砖窑”事件震惊中国，被《强国报》、《申报》等各大报称为一场民族的灾难。无法阻挡的舆论浪潮迅速席卷临汾市，随后席卷了整个山西省，紧接着，远在北京的大总统宋骁飞都知道了事情内幕。他拍案而起，电报指示张作霖一查到底，牵涉到谁。依法处理，绝不姑息。
这时。全国的舆论风暴开始了，外界对复兴党长期执政非常不满，酝酿出惊涛骇浪。一向言辞犀利的鲁迅在《申报》中发了一篇时评《不要民选政府行吗》：
这几天，山西黑砖窑事件震撼了舆论，无论是媒体还是公众，常常见到表达愤怒的词汇，“丧心病狂”、“令人发指”、“惨绝人寰”、“罄竹难书”，这些都适用于如今山西的黑砖窑事件。事实表明，当前基层政府运作与公民利益相背离。纵观世界，一国政府之职能，最低目标是保护其国民，最高目标乃为国民创福祉。童工和智障民工遭奴役甚至殒命的悲惨事件，在山西各地呈现普遍态势却久无遏止，可见基层政府与公民利益的疏离与隔膜，官员渎职失职可能制造怎样的公民悲剧。因此，我们谴责无良残暴的个人之恶，也尤其要揭露那些不能容忍的基层官员的失职渎职之恶。
即便在中国的封建王朝也没发生类似的事情。可为什么会发生在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和国家。仅仅只是金钱和暴利的诱惑吗？是什么给此类反人类暴行提供了温床？这事件能给这冷漠的社会一丝触动吗？难道这不是全体中国人的伤痛？
我所在的北京大都市，窗外霓虹灯闪烁，马路上车水马龙。女孩时髦而性感，她们正在西单百货挑选她们喜欢的衣服。酒吧里，青年男女正在享用美酒。火锅店里人声鼎沸。然而，在那些霓虹灯照不到的地方，一出出无法想象的人间悲剧在上演。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京剧《玉堂春》中，被冤屈的苏三就发生在洪洞县。这位孤苦伶仃的明朝女子，被赃官打入死牢后，发出了绝望的呼喊。五百年前。当权者没有好好保护柔弱的苏三，五百年后。公权力也在一定程度上难以成为“现代包身工”的依靠。
以前是封建*社会，现在是要建设法治国家。法治的核心在于依法治官，对那些手握公权却涉嫌贪渎的官员，绝不能宽容。我们需要政府为死难者降国旗，以国家的名义，来表达社会修复文明底线的决心，凝聚我们的人心。黑砖窑事件也是中国整个管理体系，整个政府机构失败、失效的一个明证。我们不得不想一想，不要民主，不要一个为选民负责的政府，行吗？”
鲁迅的诘问振聋发聩，而此时风暴的核心区，山西省、临汾市和洪洞县的官员们却试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长令从军找到山西省委书记丁宝铨，说：“兹事体大，听说大总统都已经震怒，如果不淡化处理，恐怕山西官场将会有一场大地震。”
丁宝铨想了想，点头认同令从军的看法，给协助执行此案侦察的山西高等法院院长白云勇打电话，要求淡化处理黑砖窑事件。同日，复兴党山西省委员会主办的党报《山西日报》还刊发了一则消息反驳鲁迅的文章，说:“山西各地官员正日以继夜紧急查处洪洞县黑砖窑严重侵害农民工权益案件，砖窑窑主王大兵己经被刑事拘留，殴打农民工的工头和5名打手己被全部抓获。与此同时，解救被拐骗民工，打击黑砖窑主专项行动己在全省开展，山西省11个市己开始用工大检查，尤其对小煤矿，小砖窑，小工队，小作坊进行全面排查，证明山西官场依然在有效运转，呵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这则消息涉及黑砖窑事件的定性问题——“严重侵害农民工权益案”，立即引起国内舆论的反击，《大公报》甚至用“旗帜鲜明地反对山西日报对黑砖窑事件定性”为标题发表意见，指出“严重侵害农民工权益案”，无视一个事实，即还有那些被拐的童工奴隶，某些人企图借助“农民工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把此案往民事纠纷上套，然后由山西权力部门出来帮农民工领工资，最后结局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黑砖窑事件是典型的反人类罪行!
袁克仁、阮义勇等人也觉得山西日报的定性不妥。袁克仁和阮义勇亲自去找负责审理此案的山西省高等法院副院长刘为民。
在刘为民的办公室，袁克仁道：“根据我们廉政专员的调查。黑砖窑涉黑社会性质犯罪，你们为什么说他们犯的黑社会罪不成立？”
刘为民想了想，说：“我也是按照法律宣判。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在非法控制方是片或者面，而不是点。‘黑砖窑’案件显然是一个点。就是黑心窑主在他所承包经营的黑砖厂内对民工限制自由、打骂、强迫劳动，而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就其犯罪行为的力度或者波及力而言，它是一种开放型，黑砖窑案件显然是封闭型的。”
袁克仁说：“那黑砖窑涉案人员中，为什么把‘非法拘禁罪’定性为‘强迫劳动罪’，法院如何解释?”
刘为民说:“不需要解释。这是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发生在山西临汾部分县的黑砖窑案，主要是强迫职工劳动。”
堂堂省级高等法院的*官、副院长。竟然不顾正义，利用法律漏洞为黑心砖窑主辩护，阮义勇很气愤，说：“你这分明是在袒护！强迫职工劳动的手段限制了人身自由，又犯了‘非法拘禁罪’。黑砖窑事件的性质之所以‘黑’，一是无合法证照，非法用工；二是这些农民工，童工不是自愿应招来的，而是被黑恶势力拐骗来的；三是在黑砖窑的劳动是被限制了人身自由的，强迫的劳动。我们不仅会对涉嫌犯罪的窑主、承包经营者进行起诉。还会对你们这些渎职犯罪的国家公职人员开展侦查、起诉和审判工作。”
阮义勇这一番话，让刘为民的额头直冒冷汗，他故作镇静。说：“你们请自便！”
袁克仁和阮义勇随即对侦办此案的官员进行了调查。这时，山西省委书记丁宝铨找到廉政总署副总长张作霖，请求终止对山西官员的调查，张作霖很为难，说：“这些专员，可都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他们要追求公平正义，我能有什么办法阻止吗？”
不久，袁克仁和阮义勇查出临汾市长张公毅竟然和山西高等法院副院长刘为民串通。为一些黑砖窑伪造聘用合同，补上的合同把黑砖窑的一些违法行为“白纸黑字”写下来。
阮义勇当即带了四个廉政专员。去临汾市政府大楼抓张公毅。他们来到张公毅的办公室，出示了证件和逮捕令。抓捕张公毅。
秃头的张公毅不太配合，大声喊叫，一大堆市政府的办公人员过来围观，指指点点，阮义勇亮明身份，掏出一把佩枪，拍在办公桌上，朝围观的人喊：“谁再妨碍公务，我就准备回去写我的枪走火报告了！”
围观的人很快就鸟散了，张公毅叹了一口气，“我没事时，一群人在周围对我摇尾巴，现在有点事，竟然没有一个人真心送行！”
阮义勇冷笑道：“你以为你那些下属，是对你摇尾巴？他们只是对权力摇尾巴而已。”
袁克仁也在山西省高等法院逮捕了刘为民，他们被以伪造合同罪和渎职罪被起诉。
最终，在袁克仁和阮义勇的努力下，山西廉政公署对“黑砖窑”事件中涉及犯罪的27起69人予以起诉，山西高等法院依法进行公开宣判：洪泂县曹生村黑砖窑案中致人死命的赵大兵、监工赵大江、包工头衡庭汉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其它打手分别以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赵大兵的父亲王东己以包庇罪、渎职罪判处尤其徒刑十年。
临汾市长张公毅和山西高等法院副院长刘为民被撤职，开除党籍，以伪造合同罪和渎职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长令从军被撤职，以妨碍公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洪洞县等其他发现黑砖窑的县市行政处分561人，移送司法机关120多人。
同时，宋骁飞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复兴党中央委员大会，山西省委书记丁宝铨被免去中央委员职务，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扣除五年的“俸禄”，并被责令公开向全国人民谢罪！
袁克仁、阮义勇等人在山西侦办的第一个大案取得了重大胜利，但他们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他们第一次面对社会如此血淋淋的现实，唏嘘不已，同时也知道了自己身上的担子很重，要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还任重道远！(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