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拉斯堡国家大剧院迎来前所未有的热烈气氛，全体与会者自发起立鼓掌，向这位真正关心艺术创作、真心诚意为创作者谋福利的王子殿下致以最高的敬意。
“殿下，创建全国新闻出版协会的点子真精彩，最初您提出来的时候我还以为这只是一个类似‘作家协会’那样的清水衙门，结果听了您的解释才发觉这是一个集中管理和运营版权的商业机构，真佩服您能想出这样的好主意。”约翰·普利特发自内心地钦佩罗兰。
罗兰脸上笑容依旧，心里却在暗道惭愧。
“集中管理和运营版权”，新闻总监先生这句话道出了“新闻出版协会”的本质。事实上这个机构并不是罗兰拍脑袋想出来的，很大程度上参考了地球上的“报业辛迪加”。
所谓“报业辛迪加”，是指不同的报纸杂志有偿共享新闻报道、新闻图片和专栏文章，从而打破各家媒体细分市场的格局，建立一个规模庞大的资源共享平台，以便催生优秀的新闻作品。
别管说得怎么动听，一言以蔽之，这就是一个商业垄断机构，而且是地球上极少数不受政府和公众苛责的垄断机构之一，其在垄断报刊内容供应市场的同时也最大限度维护了创作者的知识产权，将更多重大报道和优秀作品更为及时的送到更多读者面前。
罗兰在远东创建这样一个高仿版的“新闻出版辛迪加”，并不是灵机一动的想法。除了“为文艺创作者谋福利”和“妥善保护并且充分开发作品版权”之类公开宣扬的口号，他做这件事还有一个不便声张的理由。
事实上罗兰早就意识到新闻出版行业的重要性，意识到以报刊杂志为代表的出版物是至关重要的舆论平台，如果他不主动掌握这块阵地，敌人就会攻上这块阵地，使寇拉斯政府的宣传工作陷入被动。
为了掌握舆论宣传阵地，就有必要建立起一套新闻出版审查制度，在新闻报导和文艺作品刊登面世之前进行细致的审核，剔除那些败坏社会风气或者有害于国家政府形象的作品。
这项工作并不光彩，而且非常棘手。拿破仑曾试图控制法兰西第一帝国的新闻报道，俾斯麦在普鲁士乃至后来的德意志帝国做过同样的事，斯大林和希特勒也有相似的举措，但是他们都没能真正如愿以偿，甚至为管控舆论付出了得不偿失的代价。
罗兰吸取了前人的经验，放弃由政府机构出面进行新闻出版审查，转而创建一家由“寇拉斯家族基金”控股、股东名单几乎囊括国内全部出版商与发行人的“报业辛迪加”。
毋庸置疑，“远东新闻出版辛迪加”是一家私营性质的股份制商业机构，其运营模式完全符合市场规则，其在垄断报刊杂志内容渠道的同时也自然而然的获得了对投稿作品的审评权，协会聘用的审稿人员有权对一件作品的优劣打出分数，向各大报刊推荐什么样的文章抑或雪藏什么样的作品都在协会的量裁权限之内——罗兰作为“远东新闻出版辛迪加”的控股人，当然拥有比其它股东更大的“权限”。
这就是罗兰为远东新闻出版业制定的游戏规则，谁觉得不爽可以退出协会，倘若因此遭到协会及其利益相关的新闻出版商联合封杀，失去发表作品的渠道，那也是纯粹的市场行为，不关政府的事。
“这很商业，也很合理，不是吗？”罗兰问约翰·普利特。
“谁说不是呢！”新闻总监的脸上露出心照不宣的笑容。
当天的座谈会结束后，罗兰陪同国内文艺界与学术界的精英们共进午餐，善加款待，赢得与会者的一致好感。也就是从这届盛会开始，王子殿下博得“寇拉斯王国文艺与学术保护人”的美名，不仅成功将远东的知识分子阶层转化为自己的铁杆拥趸，还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开明与宽容的美名。
文学与艺术没有国界，学术交流不受民族限制。远东境内颇有一些具备国际影响力的艺术家和学者，这些权威人士在出席座谈会过后，满怀激情的将自己对王子殿下的赞美谱写成诗篇、文章、画作以及其他形式的作品，并且通过书信传递给居于国外的友人、同学、同行、老师以及学生，后者在各自的专业领域或多或少拥有一些影响力，于是乎远东王子善待知识分子、热爱文艺与学术的美名由此传遍世界各地，为罗兰本人及其代表的寇拉斯政府赢得了各国知识精英的赞誉，以至于那些在本国受到迫害、无法充分展现才华的艺术家和学者都将寇拉斯王国视为可以改变命运的乐土，陆续迁居寇拉斯堡寻求更宽容的创作环境。
尽管现在的寇拉斯堡与亚珊圣城那样的国际大都会相比还显得很土气，但是随着各国文化精英的到来，罗兰相信用不了多久寇拉斯王国的首都将成为一座具有浓郁文化气息的国际都市。
《祖国日报》的创刊号预定于六月一日发行，这是远东新闻出版业的一件大事。《祖国日报》的刊行首先象征寇拉斯政府彻底清除了帝国在远东文化界的残余势力，开始掌控面向全体国民乃至国际社会的舆论阵地，同时也将宣告新闻出版业即将爆发一场划时代的技术革命。
鲁道夫陛下对《祖国日报》的创刊非常重视，亲自出席5月30日报社举办的创刊庆祝酒会，并且发表了简短的即席讲话，指出“办好《祖国日报》是一项政治任务”，使全体从业者体会到了庄严的使命感。
罗兰陪同父亲出席了创刊庆祝酒会，并且由两方面身体力行支持《祖国日报》的创刊发行。首先是从后勤上确保《祖国日报》创刊号一炮打响，印刷厂正在加班加点的赶工，预计六月一日当天早上将有总计10万份《祖国日报》面世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