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记者提问环节后，工业部的赵部长发表了总结性讲话。
他走到话筒前，神情庄重，声音沉稳有力：
“同志们！今天，我们在这里见证的，不仅仅是一笔巨额资产的转移，更是一种崇高的爱国精神在闪耀！娄家此举，是急国家之所急，想建设之所想，是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紧密相连的典范！这充分体现了我们新中国公民高度的思想觉悟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他们为国家工业建设作出的努力和牺牲，党和人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他略微停顿，目光扫视全场，语气变得更加斩钉截铁：
“在这里，我可以明确地说，娄家，是值得我们所有人尊敬和学习的爱国人士！他们的行为，值得大力表扬和宣传！”
“定调了！”台下许多人心中闪过这个念头。
赵部长的讲话，为整个捐赠事件盖棺定论，赋予了其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性。
在更加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和如同繁星般闪烁的镁光灯中，楼振华高声宣布大会圆满结束。
领导们率先离场，相互交谈，面带赞许。
王忠义和娄晓娥也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从容退场。
领导们离场后，早已按捺不住的记者们如同开闸的洪水，迅速收拾起相机和笔记本，争先恐后地涌出礼堂大门。
他们必须争分夺秒，赶在截稿前将这篇注定会引起轰动的稿件发回报社。
走廊里，人声嘈杂，脚步匆忙。然而，在这股涌动的人潮中，却出现了一种无声的“隔离区”。
那位在提问环节抛出尖锐问题，质疑王忠义晋升与捐赠存在利益交换的记者，此刻正有些神色不自然地走在人群边缘。
他或许还想与相熟的同行交流几句，缓和一下气氛，但迎接他的，却是明显的冷遇。
几位来自主流大报、资历较深的记者在与他擦肩而过时，目不斜视，仿佛没有看到他这个人，但那微微蹙起的眉头和紧抿的嘴角，已经清晰地表达了他们的不认同。
更有甚者，毫不掩饰地投去冷淡甚至带着一丝鄙夷的眼神。
一位与他略有交情的同行，在错身而过时，终究没忍住，压低声音快速说了一句：“老张，你今天这话问得……太欠考虑了！这种场合，怎么能妄加揣测？”
旁边一位女记者听到了，也轻声对同伴嘀咕，声音不大却足以让附近几人听见：
“就是，想博眼球也不看地方。这娄家是爱国义举，王厂长也是真才实学，他还在那儿搞阴谋论，这不是给自己找不自在么？”
这些议论和目光，像一根根细小的针，扎在那名记者身上。
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辩解什么，但最终只是悻悻地闭上了嘴，加快了脚步，几乎是逃离了这片弥漫着无形指责的空气。
大多数记者心中都有一杆秤。
在这样被高层肯定、政治意义重大的事件上，追求新闻热点固然重要，但更需把握分寸和立场。
那名同行不顾场合、不顾影响的鲁莽提问，不仅险些破坏了大会的严肃气氛，也触犯了行业内在的某种规则，引来了同行基于职业素养和现实判断的集体鄙夷。
他独自一人，有些狼狈地消失在走廊尽头，与其他成群结队、热烈讨论着如何从正面角度写好这篇“爱国资本家”报道的记者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明天的报纸上，必将是一片对娄家义举和王忠义才干的颂扬之声，而他那个不合时宜的问题，只会成为同行间一个短暂流传的笑柄，以及他个人职业生涯中的一个不大不小的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