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六年的春天，上海的法租界还浸在最后一丝慵懒的暖阳里。苏曼卿坐在霞飞路咖啡馆的靠窗位置，指尖缠着米白色的真丝围巾，看街对面的法国梧桐抽出新绿。她今天穿了件月白色的旗袍，领口绣着几枝银线兰草，是去年沈书言从北平寄来的料子，说北平的绣娘最懂兰草的风骨。
曼卿。
沈书言的声音总带着点书卷气的沙哑，像砂纸轻轻磨过宣纸。她抬头时，正看见他穿过玻璃门走进来，浅灰色的学生装袖口卷到小臂，露出腕骨上那道去年在请愿游行里被警棍划出来的疤。他手里捏着本卷了角的《新青年》，油墨味混着街面上的槐花香气，一起落在她面前的白瓷咖啡杯里。
今天怎么敢穿这个来？苏曼卿伸手替他理了理歪掉的领结，指尖触到他颈后温热的皮肤，那里有颗小小的朱砂痣，像滴落在宣纸上的胭脂。去年深秋他躲在她家阁楼里养伤，她就是借着月光数过这颗痣，数到后来他忽然捉住她的手，说曼卿你知道吗，古人说颈后生痣是命犯桃花，可我这颗，分明是被你点上去的。
沈书言握住她的手按在自己心口，那里隔着薄薄的衣料，跳得像揣了只受惊的兔子。明天要去南京请愿，怕以后没机会穿了。他笑起来的时候眼角有浅浅的纹路，像水墨画里未干的笔锋，曼卿，等我们把日本人赶出去，我就带你去北平看香山红叶，好不好？
窗外的黄包车碾过湿漉漉的柏油路，溅起的水花打在玻璃上，像谁在上面洇开了一片淡墨。苏曼卿忽然想起去年冬天，他也是这样握着她的手，在南京路的雪地里走了整夜。他说要让她做新时代的女性，不要像笼里的金丝雀，要像旷野里的风。可她母亲总说，沈书言这样的学生仔，今天喊着救国，明天可能就横尸街头，哪配得上苏家的小姐。
那天傍晚，沈书言送她到石库门的巷口。墙根下的腊梅开得正盛，他忽然低头吻她，带着咖啡的微苦和少年人特有的清冽气息。她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撞在青砖墙上，又弹回来，震得耳朵嗡嗡作响。他说曼卿，我给你写的诗，你要藏好。她后来把那些写在练习本上的诗稿缝进了旗袍的衬里，每一个字都像烧红的烙铁，烫得她心口发疼。
民国二十六年的夏天来得格外早。沈书言去南京的前一夜，突然敲开她家的后窗。他浑身是泥，裤腿上还沾着血渍，说请愿队伍被打散了，他要去武汉投奔读书会的同志。这是我家传的玉佩，他把块温润的羊脂玉塞进她手里，玉上刻着只振翅的蝴蝶，等我回来，就用它聘你。
苏曼卿看着他消失在巷口的黑影，手里的玉佩还带着他的体温。那天夜里，她把自己关在房里，对着镜子把头发剪到了齐耳。母亲捶着门骂她疯了，她却对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自己笑，笑出了眼泪。她想，沈书言喜欢新时代的女性，她就要做给他看。
秋天的时候，上海也乱了。日本人的飞机像乌鸦似的盘旋在头顶，石库门里的人家天天有人搬走。苏曼卿的父亲要带全家去香港，她却偷偷留在了空荡荡的老宅里。她把沈书言的诗稿抄了又抄，贴满了整个房间，仿佛这样就能把那个清瘦的少年牢牢锁在屋里。
民国二十七年的春天，她在《申报》的角落里看到条消息：武汉某读书会遭日军突袭，十余名成员牺牲，其中有个叫沈书言的北平籍青年。那天她把自己关在阁楼里，一遍遍地摸那块蝴蝶玉佩，直到指腹被磨得发红。窗外的梧桐又绿了，可那个说要带她去看红叶的人，再也不会回来了。
后来她成了医院的护士，穿着浆洗得发硬的白大褂，在断肢残臂中穿梭。有次抢救一个重伤的士兵，他临死前从怀里掏出本揉烂的诗集，说这是他牺牲的同志写的，托他务必交给上海的苏曼卿小姐。苏曼卿翻开诗集，看见扉页上那行熟悉的字迹：赠曼卿，愿你如蝶，破茧而生。
民国三十四年的秋天，日本人投降了。苏曼卿站在霞飞路的咖啡馆前，看着穿西装的行人来来往往，恍如隔世。她还穿着那件月白色的旗袍，只是领口的兰草已经磨得发白，衬里的诗稿早就被汗水浸透，字迹模糊得像场梦。
有个卖报的小孩跑过，报纸上印着庆祝胜利的大字。她忽然想起沈书言说过，等胜利了，他们要在北平的四合院里种满兰草，要让她的旗袍上永远有新的花样。可如今兰草依旧，只是那个为她绣兰草的人，永远停留在了民国二十六年的夏天。
那天傍晚，她走到黄浦江的码头。夕阳把江水染成了血色，远处的轮船鸣着汽笛，像谁在低低地哭。她从颈间解下那块蝴蝶玉佩，轻轻放进江里。玉佩落水的瞬间，她仿佛看见只白色的蝴蝶从水面振翅而起，越飞越高，最后消失在暮色里。
后来有人说，在上海的某个老宅里，住着个齐耳短发的老姑娘，总爱在梧桐树下坐着，手里捏着本泛黄的诗集，像在等什么人。风穿过巷口的时候，会卷起地上的落叶，像无数只破碎的蝴蝶，围着她缓缓飞舞。而那本诗集的最后一页，有行被泪水晕开的字迹：民国二十六年春，书言赠曼卿，愿岁岁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