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七章：重审的船票与未沉的木船
再审法庭的穹顶很高，风从半开的窗缝钻进来，卷起原告席上散落的纸页。赵桐权的目光落在最上面那张泛黄的船票上，票面上“长江航运”的字样已经模糊，却仍能看清目的地——“汉口”，日期是“1998年7月23日”。这是二十五年前他亲手判定为“无效合同”的关键物证，此刻在晨光里泛着水痕般的褶皱，像一页被江水泡透的往事。
“再审开庭。”法槌落下，声音撞在墙壁上，荡出沉闷的回响。被告席上，当年胜诉的航运公司总经理已是满头银发，却依旧端着搪瓷杯，杯沿的茶渍圈像年轮般清晰。原告席上，七十岁的陈守义蹲在地上，手里摩挲着块船板，木头的纹路里还嵌着细沙——那是从他父亲当年驾驶的“江顺号”木船上拆下来的，1998年那场特大洪水里，船沉了，父亲也没能回来。
“再审申请人，陈述理由。”赵桐权翻开卷宗，指尖划过自己年轻时的笔迹。二十五年前，他刚从海事法院调岗，凭着“不可抗力免责”的条款，认定航运公司对木船沉没无责，驳回了陈守义要求赔偿的诉求。那时他没注意到，卷宗角落里藏着一份被撕碎又粘好的航行日志，更没听见陈守义那句哽咽的“我爸是被他们逼着超载才出的事”。
陈守义慢慢站起来，将船票和航行日志推到证物台。日志的纸页被水泡得发涨，上面的钢笔字晕成了蓝雾，却仍能辨认出“7月22日，公司强装50吨化肥，吃水线超30公分”的字样。“法官，这船票是我爸最后一次出航的凭证，航运公司说‘汛期赶货，多装多得’，逼着他超载。我找到当年的水手老王，他说出发前就跟船长说‘船要沉’，可公司的人拿着鞭子站在码头……”
航运公司现任律师立刻反驳：“原告所述纯属臆断！1998年的洪水属百年不遇的不可抗力，当年的海事报告明确写着‘因洪水导致翻船’，与超载无关。再说，航行日志没有公司签章，不足为证。”
“没有签章，却有血迹。”赵桐权戴上白手套，轻轻掀起日志最后一页。在“超载”二字的下方，有块暗红色的印记，经鉴定，与陈守义父亲的血型完全一致。“这是你父亲在争执时被公司监工推倒，额头撞在船板上留下的血。当年的码头监控虽然模糊，但能看到争执的场景，时间与血迹形成时间完全吻合。”
这是他凭着重生记忆找到的关键——前世他忽略了这份带血的日志，直到三年前在档案馆整理旧物时才偶然发现，那时陈守义已经因肺癌去世，临终前还攥着这块船板，说“要让江里的爹知道，不是船不结实”。
航运公司总经理放下搪瓷杯，杯底在桌面上磕出闷响：“洪水面前，超载几吨算什么？总不能让我们为天灾背锅！”
“超载30%，在洪水里就是生与死的区别。”赵桐权调出当年的船舶检验报告，“‘江顺号’的核定载重是120吨，实际装载170吨，吃水线超过安全值30公分，这意味着遇到漩涡时，船身根本无法灵活转向。海事报告只写了‘洪水’，却隐瞒了超载的事实——因为这份报告，是你们公司花钱请人做的。”
他将一份银行转账记录投影在大屏幕上：“1998年8月15日，航运公司向海事局鉴定科科员的账户转入两万元，备注是‘辛苦费’。这位科员后来因受贿罪入狱，在狱中供述了篡改报告的经过。”
陈守义看着转账记录，突然蹲在地上，双手捂住脸，喉咙里发出像被江水呛住的呜咽。二十五年了，他在码头扛过包，在江边摆过摊，就为了攒钱上访，现在终于有人说“不是天灾”，积压的委屈像开闸的洪水，再也堵不住。
赵桐权看向那块船板，上面刻着小小的“顺”字，是陈守义父亲亲手凿的，说“走江的人，图个顺水顺意”。他想起前世陈守义的儿子说，父亲总在夜里对着船板说话，说“等洗清了冤屈，就把船板沉回江里，让爹认认路”。
“被告，”赵桐权的声音沉得像江底的淤泥，“你们为了赶工期，强迫船员超载，事后伪造报告，逃避责任，导致一人死亡，一艘船沉没，这不是‘天灾’，是人祸。”他顿了顿，目光落在陈守义身上，“根据《民法典》规定，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他人损害的，不能以不可抗力免责。”
法槌落下时，声音在庭内久久回荡：“撤销原判决，航运公司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68万元，并公开向陈守义及其父亲道歉；将伪造报告的相关线索移交监察委调查。”
庭审结束后，陈守义抱着船板走到赵桐权面前，老泪落在木头的纹路里，晕开一小片深色。“赵法官，谢谢您……让我能对得起江里的爹。”他把船板举起来，阳光透过上面的细孔，在地上投下细碎的光斑，“您看，这船板还结实着呢，就像我爹说的，不是船不结实，是人心太黑。”
赵桐权看着那些光斑，突然明白，重审旧案最难的不是找到证据，而是直面自己当年的轻率。二十五年前，他只看到“不可抗力”四个字，却没看到带血的日志、沉江的木船、和一个儿子二十年的等待。
走出法院时，陈守义背着船板，沿着江边慢慢走，背影被夕阳拉得很长，像一艘终于靠岸的船。赵桐权回到办公室，在二十五年前的卷宗扉页写下：“法律的意义，不是给错误找借口，而是给逝者讨公道，给生者留希望。”
窗外的江风送来潮湿的气息，像在应和。他知道，这迟到二十五年的正义，会随着那块船板沉入江底，告诉长眠的人：你的船没沉，你的冤屈，有人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