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喝热水都是奢望的东线，表彰信还不如一罐肉汤。
威廉看了，只是冷笑：“又是铁十字？这东西能填饱‘罗蕾莱’的油箱吗？”
我们沉默地擦拭着新炮管，却仿佛总能看到挪威那辆老旧“艾玛2”上，炮手奥托被击中时，温热的血溅在冰冷的钢铁上。
而如今，新的铁十字勋章闪闪发光，只是我们身后长眠于冻土的人，再也看不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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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不是落下来的，是横着刮过来的。像无数把淬了冰的钝刀，没头没脑地撞在“莱茵女儿”倾斜的前装甲上，发出细密而顽固的嘶嘶声，仿佛要锉进钢铁的缝隙里去。气温究竟多少，已经没人关心了。数字失去了意义，只剩下一种深入骨髓的认知：冷。呼出的气瞬间变成白雾，还没来得及散开，就在领口、眉毛和该死的耳机边缘凝成一层硬邦邦的霜。手指头即使蜷在手套里，也像十根失去知觉的木棍，活动一下关节，能听见冰碴子碎裂似的轻响。这种鬼天气，别说热水，能找到一块没冻成石头般的黑面包，都算是上帝的恩典——假如上帝还愿意朝这片被血和烂泥反复浸泡的冻原瞥上一眼的话。
我缩在车长指挥塔下面，尽量避开那无孔不入的风，拆开了那只印着师部徽记的牛皮纸信封。信纸很挺括，在昏黄的手电光下甚至反射出一点廉价的光泽。措辞是千篇一律的模板：“……在近期艰苦卓绝的防御作战中，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坚定的意志及对元首与祖国的无限忠诚……特授予二级铁十字勋章……”后面是一串名字，我的，威廉的，埃里希的，约阿希姆的，保罗的。哦，集体荣誉，人人有份。
我扯了扯嘴角，大概是想做出一个类似笑的表情，但脸上的肌肉早已冻得僵硬。非凡的勇气？我眼前晃过的，是三天前那场混乱的反突击。t-34的轮廓从雪雾里冒出来，像是地狱里钻出的幽灵。“莱茵女儿”的新炮管（75毫米长身管，我们当初像抚摸情人一样迎接它）在颤抖中射出炮弹，击中，起火，但我们侧翼的一辆三号坦克被直接打穿了炮塔。火光一闪，舱盖被掀开，里面没有活人爬出来，只有更浓的黑烟，混着一种甜腻的、令人作呕的气味，被风卷过来，久久不散。坚定的意志？我的意志只想让这场该死的暴风雪再大一点，大得能把所有命令、所有无线电呼叫、所有前方和后方的界限都淹没掉，好让我们能钻进这铁棺材里，闭上眼，哪怕只是假装睡上十分钟。
对元首与祖国的无限忠诚……我把信纸折起来，塞进胸前最里层的口袋，那里大概还有一丝微不足道的体温。忠诚能融化水箱里的冰吗？能让后勤卡车那见鬼的发动机在零下三十度打着火吗？能把这封信变成一箱肉罐头，或者——仁慈的上帝啊——哪怕只是一壶滚烫的、加了糖的茶？
威廉从驾驶员的位置上探出半个身子，手里拿着块沾满油污的抹布，正无意识地擦拭着操纵杆。他瞥了一眼我塞信的动作，嘴角向下撇出一个深刻的弧度。
“又是什么？嘉奖令？”他的声音嘶哑，是长期在发动机轰鸣和炮声中说话留下的后遗症。
“嗯。”我摸出半支挤扁了的香烟，费劲地点燃，“二级铁十字。”
威廉嗤地笑出声，那笑声干涩，比外面的风雪更冷。“哈！铁十字。这东西，”他用抹布指了指我胸口，“能填饱‘罗茵女儿’的油箱吗？能让她别像个娇气的老小姐一样，每天早晨都要我们用喷灯去伺候那冻住的机油盘？”
我没接话。他的话像一块石头，砸进结了冰的湖面，只留下一个白印子，底下是更深、更沉的寒意。填饱油箱？昨天，我们领到的油料只够标准配给的一半。连长搓着手，脸冻得发青，眼神躲闪，解释说铁路线被游击队骚扰，运输车队遇到了“不可预见的困难”。不可预见的困难。这成了整个东线最流行、也最令人绝望的词语。
埃里希和约阿希姆正在炮塔右侧清理主炮的防盾。积雪混着泥土，冻成了硬块，卡在缝隙里。他们用刺刀尖一点点地抠，呵出的白气笼住年轻的脸庞。埃里希，我们的第三任炮手，有天赋，学得快。但天赋在冻僵的手指和瞄准镜里的虚影面前，能有多大用处？约阿希姆，第二任装填手，力气大，沉默得像头牛，现在也被这寒冷熬得有些萎靡。
保罗蜷在无线电员的位置上，戴着耳机，但里面除了静电噪音，大概也只有些断断续续、意义不明的编码片段。补给、援兵、撤退命令……什么都没有。只有寂静，和被风雪扭曲的电磁嘶鸣。
我的目光无意识地扫过“莱茵女儿”修长的炮管。它比F型那短粗的管子漂亮多了，也致命多了。我们得到它时，是在十月，泥泞季节刚开始。那时我们还为这新利器兴奋过，威廉甚至难得地哼了几句不成调的歌。可现在，这漂亮的炮管指向灰蒙蒙的天空，更像是一根巨大的、冰冷的温度计，测量着我们对这场战争日益麻木的体温。
约阿希姆终于撬下来一大块冻土，顺手丢在雪地上。他直起身，搓了搓红肿的手，朝我和威廉这边看了一眼，目光在我胸前停留了一瞬。他大概也猜到了信的内容。这个老实巴交的农夫儿子，他会怎么想？荣誉？他家里还有父母和两个妹妹，上次来信说土豆收成不好，配给不够。一纸勋章寄回去，能换土豆吗？
埃里希则更专注地看着炮管本身，手指虚虚地拂过冰冷的金属，像是在检查，又像是一种无意识的依赖。他还太年轻，或许还没完全学会把荣誉和生存截然分开。
威廉不再冷笑，只是低头更加用力地擦拭着那些早已锃亮的操纵杆。他的侧脸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棱角分明，也显得格外疲惫。我们认识太久了，从波兰的尘土，到挪威的峡湾寒雨，再到如今这无边无际的俄罗斯冻原。有些话，不用说。
寂静又笼罩下来，只有风的嚎叫和雪粒刮擦装甲的声响。在这片令人窒息的白色喧闹中，记忆却像狡猾的幽灵，钻过一切屏障，悄然而至。
不是关于这枚崭新的、还未到手的铁十字。而是关于另一枚，或许更早，也更沉重。关于另一辆坦克，另一个名字。
艾玛2。我们那辆老旧的二号坦克。波兰。阳光很好，尘土飞扬。奥托·舒尔茨，我们第一任炮手，也是装填手，来自鲁尔区，说话带着浓重口音，爱笑，才十九岁。他总说等打完仗，要回去继承家里的小五金铺，然后把隔壁面包房的姑娘娶回家。
那枚反坦克炮弹的破片击中他时，声音并不太响，至少淹没在发动机和爆炸的轰鸣里。但那股温热的、带着浓重铁锈和另一种无法形容气味的液体，猛地溅在我侧脸上，溅在冰冷的观察窗边缘，溅在艾玛2简陋的内壁上。那不是水，比水粘稠得多。奥托甚至没叫一声，就那样软倒下去，年轻的眼睛还睁着，望着波兰九月的天空，却什么也映不出来了。他倒下的地方，很快被从他身体里涌出的东西浸透。
我们后来把他埋在了路边一棵橡树下。威廉用刺刀在树干上刻了个粗糙的十字。没有牧师，没有国旗，只有我们几个，满身油污和硝烟，沉默地铲土。他的那枚铁十字勋章——如果当时有的话——会和他一起埋进波兰的土地里吗？还是寄回鲁尔区，交给那个再也等不到儿子归来的五金铺老板，和那个再也等不到新郎的面包房姑娘？
“车长。”保罗的声音从下面传来，带着一丝迟疑，打断了我的恍惚。“收到连部通知，明天可能有一次连级规模的侦察行动，方向东北。要求我们做好出动准备。”
“知道了。”我应了一声，声音平稳得连自己都有些意外。准备？检查弹药，清点所剩无几的油料，给机枪上油，确保电台电池……还有，把这块铁十字勋章的通知书收好，别弄丢了。毕竟，这也算是“财产”。
我抬头，望向东北方。那里是更深的雪原，更密的森林，以及潜伏其中的、看不见的敌人。t-34，反坦克炮，神出鬼没的狙击手，还有那些恨我们入骨的游击队员。他们不会在乎我口袋里有没有嘉奖令。
约阿希姆和埃里希结束了工作，爬进坦克，挤在狭小的空间里，试图汲取一点可怜的、发动机余热带来的暖意。保罗摘下了耳机，揉着冻得通红的耳朵。威廉终于丢开了那块抹布，双手拢在嘴边呵气，目光投向外面无尽的风雪，又似乎穿透了风雪，看到了别的什么东西。
我从指挥塔缩回身子，盖上了舱盖。噪音被隔绝了一些，但寒意依旧。在彻底合拢之前，我最后看了一眼外面那片荒芜的、被白色统治的世界。
新的铁十字勋章会发下来，或许就在下一次补给到达的时候——如果补给还能到达的话。它会闪闪发光，冰凉的金属表面映不出我们沾满油泥的脸，也映不出身后这片吞噬了太多生命的土地。它会是一块精致的、有分量的金属片。
而奥托，还有无数像奥托一样，长眠在从波兰到挪威，再到这片广袤冻土之下的人们，他们再也看不到任何光亮了。无论是勋章虚假的反光，还是家乡清晨真实的太阳。
风雪依旧。明天，我们将驶向东北。驾驶着“莱茵女儿”，带着不足的油料，有限的弹药，一纸轻飘飘的嘉奖，和一身洗不掉的、属于东线寒冬的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