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10日，清晨六点过三分，莫斯科西南方向约三十五公里处，代号“橡树”的临时集结地。
寒冷像一层透明的玻璃纸包裹着整个世界，让每个声音都变得沉闷，每个动作都显得笨拙。我从半睡半醒中挣扎着睁开眼睛，第一感觉不是光线，而是重量——寒冷有重量，它压在我的胸口，让每一次呼吸都变成需要刻意完成的努力。
然后我听到了那个声音。
不是炮声，不是引擎声，而是更细微、更令人不安的声音：金属刮擦地面的摩擦声，就在“莱茵姑娘”附近。我立即清醒，手摸向放在身边的手枪。轻轻推开舱盖一条缝，晨光惨白如死鱼腹部。
两个身影正在坦克后方忙碌。不是苏军——穿着德军制服，但动作鬼祟。其中一人正从我们堆放在坦克旁的补给箱里取出什么东西，塞进自己的背包。另一人蹲在燃料桶旁，用虹吸管偷取柴油。
盗窃。在前线，在苏军反攻的阴影下，我们的人在偷自己人的补给。
我推开舱盖，手枪握在手中。“停下。”
两人僵住了。借着晨光，我看到他们是步兵连的人，年轻得可怕，脸上写满营养不良的苍白和冻伤的紫红。偷燃料的那个士兵手里还握着虹吸管，柴油滴在雪地上，形成一个个黑色的污渍。
“少尉，”偷食物的士兵结结巴巴地说，“我们……我们的连昨天一整天没收到补给。有两个人夜里冻死了。”
我看着他们。军装破烂，靴子用麻绳捆着，脸颊深陷。他们的眼睛里有某种让我感到恐惧的东西：不是羞耻，不是愧疚，而是纯粹的、动物般的生存欲望。
“放下东西，离开。”我的声音比预想的更平静。
他们犹豫了一瞬，然后放下手中的物资，转身踉跄着跑开，消失在晨雾中。
我爬出坦克，检查损失。食物箱被打开了，两罐肉罐头失踪。燃料桶少了大约五升柴油。弹药箱完好——幸好他们没动弹药，或者没来得及。
威廉这时也从驾驶舱出来，他看到了整个过程。“现在连自己人都不安全了。”
“饥饿和寒冷比敌人更能摧毁纪律。”我说，重新封好补给箱。
上午七点，我们进行补给清点。这不是例行检查，而是一种仪式——确认我们还拥有什么，还缺少什么，还能坚持多久。
卡尔召集车组，韦伯从坦克里搬出所有剩余物资，在地上排列整齐。景象令人绝望：
弹药区：
· 75毫米穿甲弹：3发
· 75毫米高爆弹：5发
· 7.92毫米机枪弹：217发（精确到个位数，因为我们在数子弹）
· 手枪弹：12发
· 手榴弹：2枚
燃料区：
· 柴油：约85升（在400升容量的油箱里）
· 发动机润滑油：半罐（冬季型号）
· 液压油：几乎见底
食物与饮水：
· 硬面包：1.2公斤（五人份）
· 肉罐头：3罐（可能是马肉）
· 油脂：一小块，约100克
· 代用咖啡粉：不到50克
· 饮用水：每人半壶，约1.5升
其他物资：
· 医用绷带：2卷
· 磺胺粉：几乎用完
· 防冻液：无
· 备用履带销：1个
· 维修工具：基本齐全，但磨损严重
韦伯看着地上的物资，年轻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真正的恐惧。“这些……这些只够一天，如果发生战斗的话。”
“如果不发生战斗，也许两天。”埃里希说，他在检查那三发穿甲弹的引信，“前提是我们不移动，不开火，不消耗。”
“但我们必须移动，”威廉指出，“苏军在推进，停留意味着被包围。”
卡尔沉默地看着这份清单。作为车长，他必须做算术：如果发生中等强度战斗，机枪弹可能在一小时内耗尽；穿甲弹只够对付三个装甲目标；燃料只够行驶约四十公里；食物只够维持基本生存热量。
“重新分配，”他最终下令，“从今天起，每日口粮减半。威廉，计算最省油的行驶方式。埃里希，没有我的直接命令，不准开火。韦伯，每发炮弹都要精确记录使用原因。”
我们默默执行。韦伯将弹药重新装车，动作小心翼翼，仿佛那些炮弹是易碎的瓷器。威廉调整了发动机怠速，降低了百分之二十——这会减少功率，但节省燃料。埃里希在瞄准镜旁贴了一张纸条：“三发。珍惜。”
上午九点，后勤军官终于出现了。不是亲自来，而是派了一辆摩托车通讯兵。年轻的通讯兵递上一份打印的物资分配表，纸张在寒风中脆得像干树叶。
卡尔扫了一眼，脸色变得严峻。“解释一下，”他指着表格上的数字，“为什么我们排只分到十升柴油和五十发机枪弹？”
通讯兵咽了口唾沫，眼神躲闪。“所有单位都减半了，少尉。运输车队昨天在途中遭遇空袭，损失了八辆卡车。铁路线被游击队破坏，维修需要至少三天。”
“空袭？”我捕捉到这个关键词，“苏联空军？”
“是的，”通讯兵点头，“伊尔-2攻击机，还有米格战斗机护航。我们的me-109大部分被调往南线，这里……制空权不再完全属于我们了。”
这个消息比补给短缺更令人不安。制空权的丧失意味着更多：补给线更脆弱，机动更危险，士气更受打击。闪电战的三要素——装甲突击、空中支援、快速补给——已经全部失效。
“食物呢？”埃里希问，“我们两天没收到正经食物了。”
通讯兵摇头。“食物运输优先级排在弹药和燃料之后。建议……建议从当地获取。”
“当地？”威廉冷笑，“看看周围。村庄被摧毁，农田被烧毁，平民要么逃走要么躲藏。‘从当地获取’就是偷窃或抢劫的代名词。”
通讯兵没有反驳。他只是站在那里，等待我们签字确认收到这份可笑的分配表。卡尔签了字，手在颤抖——可能是寒冷，也可能是愤怒。
通讯兵离开后，我们围坐在坦克旁，分享早晨的口粮：每人八十克硬面包，一片油脂，一口代用咖啡。我们像举行某种宗教仪式般缓慢进食，让每一口在口中停留尽可能长的时间。
“我在想，”韦伯突然说，声音很轻，“如果我们在学校做一道算术题：一辆坦克需要多少补给才能维持战斗状态？答案会有公式，有变量，有理论值。但现实中……”他指着地上稀少的物资，“现实中是这些。”
“现实中还有别的变量，”埃里希说，“寒冷让燃料消耗增加百分之三十，让士兵需要更多热量，让机械更容易故障。这些在公式里吗？”
“在苏军的公式里可能在，”威廉平静地说，“他们是主场作战。他们的补给线只有我们的十分之一长，他们的士兵有冬装，他们的坦克设计考虑了这里的冬天。”
“所以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是算术的对抗，”卡尔总结，“我们的算术错了。我们计算了距离，但没计算俄罗斯的纵深；计算了兵力，但没计算冬天的代价；计算了胜利的速度，但没计算失败的可能性。”
下午，我们进行了燃料转移。从分配到的十升柴油中，威廉小心翼翼地倒出五升加入油箱。剩下的五升，他装进一个单独的罐子。“应急储备，”他解释，“如果完全没油，这五升可能够我们启动引擎，移动到下一个据点。”
“如果下一个据点也没有油呢？”韦伯问。
威廉看了他一眼。“那就结束。”
没有戏剧性，没有悲壮，只是简单的事实：没油的坦克是二十五吨的钢铁棺材，在俄罗斯的冬天里，棺材里的人会在一夜之间冻死。
傍晚，我们听到了引擎声——不是坦克，而是飞机。从东方飞来，高度很低。我们最初以为是德国飞机，但当它们接近时，我们看到了轮廓：粗短的机身，装甲的机腹，机翼下挂载着火箭弹。
伊尔-2攻击机。三架。
它们没有攻击我们——我们太微不足道了。它们飞向西方，朝着德军后方补给线方向。不久后，远处传来了爆炸声，沉闷而连续。
“他们在炸我们的补给车队，”保罗从电台位报告，他刚刚监听到一段混乱的通讯，“第六补给纵队在K-7区域遇袭，损失不明。”
“所以明天我们的配给会更少，”埃里希说，“或者没有。”
这就是补给的恶性循环：越需要，越短缺；越短缺，战斗力越下降；战斗力越下降，防线越脆弱；防线越脆弱，苏军推进越快；苏军推进越快，补给线越危险；补给线越危险，补给越少。
天完全黑下来时，卡尔做出了决定。
“我们不能留在这里等待补给，”他说，“明天清晨，我们向西转移十五公里，到下一个预定集结点。那里可能情况好些。”
“可能，”威廉重复这个词，“也可能更糟。”
“但留在这里确定会变糟，”卡尔说，“移动至少给了我们可能性。”
我们开始准备夜间转移。威廉检查了履带——昨天修理的部分勉强坚持着。埃里希校准了瞄准镜，虽然他知道可能没有机会使用。韦伯重新整理了弹药架，确保在颠簸中炮弹不会松动。我更新了地图和日志。
深夜，在其他人尝试休息时，我坐在车长座位上，用冻僵的手记录：
“1941年12月10日，橡树集结地。补给危机从理论变成了具体的、可触摸的、可计数的现实。三发穿甲弹，五发高爆弹，二百一十七发机枪弹，八十五升柴油，够五个人吃一天半的食物。这就是‘莱茵姑娘’车组现在拥有的一切。苏军开始争夺制空权，伊尔-2攻击我们的补给线，这意味着明天、后天、大后天，情况只会更糟。盗窃在自己人之间发生，这是纪律崩溃的开始。韦伯说这是算术问题，他是对的。我们计算错了战争的公式，现在在用生命偿还计算错误带来的赤字。寒冷让一切变得更加昂贵：启动引擎需要燃料，保持体温需要食物，维修装备需要零件，而所有这些都在减少。明天我们将转移，不是进攻，不是撤退，只是移动——从一个匮乏的地方到另一个可能更匮乏的地方。因为停留意味着等死，移动意味着推迟死亡。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战争：不是为胜利而战，是为推迟失败而战；不是为征服而战，是为多活一天而战。弹药、燃料、食物——这些冰冷的数字，现在决定着我们的生死和灵魂的重量。”
我合上笔记本，把它塞进大衣内侧。外面，寒风呼啸，像无数灵魂在旷野中哀嚎。
明天我们将移动。带着三发穿甲弹，五发高爆弹，二百一十七发机枪弹，八十五升柴油，和够吃一天半的食物。
还有五条命，五个冻伤的灵魂，在俄罗斯的冬天里，继续这场已经输掉的战争的冰冷算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