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1月19日，清晨六点过八分，莫斯科西北郊外，距离克里姆林宫直线距离四十七公里。
我推开“莱茵女儿”的舱盖时，世界呈现出一种病态的灰色调——不是黑夜，也不是白天，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某种停滞状态。雪暂时停了，但天空低垂如铅，云层压得仿佛伸手可及。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新的气味：不再是单纯的硝烟和泥土，而是混合了煤烟、燃烧的橡胶，还有某种难以言喻的、属于大城市的腐败甜腻。
我们停在一条冻土路的路肩上，前方是地图上标注为“希姆基”的莫斯科西北郊区。透过望远镜，我能看到城市的轮廓在地平线上逐渐清晰：不是想象中的高楼大厦，而是一片杂乱无章的建筑群——工厂烟囱、居民楼、仓库、教堂尖顶，全都笼罩在晨雾和烟尘中。
“四十七公里，”威廉在驾驶舱里说，他的声音因长时间沉默而沙哑，“如果在高速公路上，不到一小时。”
“这里没有高速公路，”埃里希接口，他正用一块沾满油污的布擦拭瞄准镜，“只有这些。”
“这些”指的是我们前方的景象：一条勉强能称为道路的泥泞小径，两侧是半毁的篱笆和零星农舍，再往前，建筑逐渐密集，街道开始出现。这不是开阔的战场，不是我们熟悉的田野和森林。这是城市的边缘，是另一种战争的开端。
七点整，营部的命令到达：“我营作为第2装甲师先锋，今日任务：突破希姆基外围防线，建立桥头堡，为后续部队进入莫斯科市区创造条件。”
“桥头堡，”弗兰茨重复这个词，他左臂的伤口还没完全愈合，重新包扎的绷带下隐约渗出血迹，“听起来像是要过河。”
“比喻而已，”我说，但心里清楚这个比喻的准确性——我们确实要渡过某种东西，从相对开阔的郊野，进入完全不同的城市战场。
七点三十分，我们开始推进。三辆还能作战的坦克——“莱茵女儿”和另外两辆四号F2——呈纵列前进，而不是我们习惯的横队。道路太窄，两侧建筑距离道路边缘不到十米。
最初的几百米相对平静。我们经过了几栋被遗弃的农舍，窗户破碎，门敞开着，里面空无一物。雪地上有杂乱的脚印，但都已冻结，至少是几天前的。
然后，第一道障碍出现了。
不是地雷，不是反坦克壕，而是更简单、更原始的东西：一辆有轨电车。
它横在道路中央，显然是被故意推倒的。车体锈迹斑斑，车窗全部破碎，但庞大的钢铁框架完全阻塞了道路。更糟糕的是，电车周围堆满了沙袋、家具和碎砖——一个临时但坚固的街垒。
“绕不过去，”威廉评估，“两侧建筑太近。”
“那就撞开它。”我命令。
威廉深吸一口气，推动操纵杆。“莱茵女儿”缓缓加速，撞向电车中部。
撞击的瞬间，钢铁与钢铁的尖啸撕裂了清晨的寂静。电车被撞得扭曲、移位，但没有完全让开道路。我们卡住了，坦克的前半部分挤进了电车车体下方。
“倒车！再撞！”
第二次撞击。这次电车终于被推开足够空间，但代价是我们的前装甲上留下了深深的凹痕，左侧挡泥板完全扭曲。
我们挤了过去，继续前进。但街垒显然是个信号——苏军知道我们要来，而且准备好了。
八点零五分，第一轮袭击开始。
不是来自前方，而是来自两侧建筑的上层窗口。不是反坦克炮，而是更简单的东西：燃烧瓶。
第一个燃烧瓶从右侧二楼窗口飞出，在空中划出弧线，落在我们炮塔后部。火焰迅速蔓延，舔舐着装甲板。
“机枪！压制右侧建筑！”
埃里希转动炮塔，同轴机枪向窗口扫射。玻璃破碎，一个身影倒下。但更多燃烧瓶从其他窗口飞出。
“加速！离开这个区域！”
威廉猛推油门，坦克在狭窄街道上加速。燃烧瓶在我们周围炸开，有些击中装甲，有些落在前方路面，形成一道道火墙。
城市作战的第一课：垂直威胁。在开阔地带，威胁主要来自地面和水平方向。在这里，威胁来自每一扇窗户，每一个屋顶，每一处高地。
八点二十三分，我们到达第一个十字路口。这里视野稍开阔，但也意味着更多方向的威胁。
“停车，观察。”
坦克停在路口中央，炮塔缓缓转动，扫视四条延伸的街道。每条街都看似平静，但平静本身令人不安。
“车长，”埃里希突然说，“十点钟方向，那栋红色砖房的三楼窗户……窗帘在动。”
我举起望远镜。确实，那扇窗户的窗帘有轻微晃动，不是风吹的——附近没有足够的风。而且窗帘的颜色与建筑其他窗户不同，更新，更完整。
“观察哨，”我判断，“或者狙击手。”
“要开火吗？”
“不，标记位置，通知后续步兵。”
这就是城市战的第二课：你不能摧毁每一个可疑目标。弹药有限，而且无差别炮击会制造更多废墟，反而为防守方提供更多掩护。
我们继续前进，选择向右转，因为这条街道相对宽阔，两侧建筑距离较远。
错误的选择。
前进不到一百米，路面突然下陷。
不是坑洞，而是整个路面塌陷——下面可能是个老旧的下水道或地下室，被炮火震松，承受不住坦克重量。
“莱茵女儿”的前半部分陷入坑中，车体呈三十度角倾斜。炮管几乎触地。
“该死！”威廉猛踩油门，但履带空转，只扬起泥土和碎砖。
我们被困住了，在一条开阔街道中央，成为完美的靶子。
几乎在同时，苏军的反击开始了。
从前方一栋工厂建筑的屋顶，反坦克炮开火了。不是常见的45毫米炮，而是更大口径的——可能是缴获的德军50毫米炮。
第一发炮弹击中了我们倾斜的炮塔正面。装甲挡住了，但冲击力让整个坦克剧烈摇晃，倾斜角度进一步加大。
“炮塔转向！瞄准屋顶！”
“转不动！”埃里希吼道，“角度太大，液压系统失效！”
“威廉！能不能调整车体角度？”
“我在尝试！但履带没有抓地力！”
第二发炮弹。这次击中了车体前部，在装甲上留下一个深深的凹痕，裂纹如蜘蛛网般扩散。
更糟的是，步兵开始出现了。不是从街道尽头，而是从两侧建筑的地下室出口、巷口、甚至下水道井盖下。他们穿着平民服装和军装的混合，装备杂乱，但人数众多。
“机枪！所有机枪开火！”
车顶机枪、同轴机枪、车体前机枪同时喷出火舌。子弹打在墙壁和路面上，溅起碎石和火花。一些苏军士兵倒下，但更多人继续前进，利用每一处掩护。
我看到一个人扛着反坦克步枪，躲在一辆废弃的马车后。另一个人拿着炸药包，从侧面巷口冲出。
“手榴弹！”弗兰茨大喊。
一颗手榴弹从左侧飞来，落在坦克旁。爆炸声震耳欲聋，弹片打在装甲上叮当作响。
我们陷入了绝境。坦克无法移动，炮塔无法转动，而敌人从四面八方向我们涌来。
就在这时，后方传来了引擎声。
是我们的另外两辆四号F2。它们没有直接冲过来救援——那会成为下一个靶子——而是采取了聪明的战术：一辆停在街角，用炮火压制工厂屋顶的反坦克炮；另一辆绕到侧面小巷，用机枪扫射接近的步兵。
“威廉！再试一次！全功率！”
威廉将油门踩到底，变速箱发出濒临崩溃的尖啸。右侧履带终于抓住了什么——可能是塌陷坑的边缘。坦克颤抖着，极其缓慢地开始向后移动。
一厘米。两厘米。十厘米。
“继续！”
突然，左侧传来爆炸声。绕到侧面的那辆四号F2击中了什么——可能是弹药堆放点。二次爆炸的冲击波将周围的苏军士兵掀翻，也震松了我们周围的泥土。
就是现在。
“全速倒车！”
“莱茵女儿”猛地从坑中挣脱出来，车体重重砸在地面上。威廉没有停顿，立即倒车，同时转动车体，让炮塔重新获得射击角度。
“埃里希！屋顶反坦克炮！”
“瞄准完成！”
“开火！”
我们的高爆弹击中了工厂屋顶。爆炸将反坦克炮连同炮手一起抛向空中，从三层楼的高度摔下。
压力稍减。但战斗远未结束。
“全体撤退到上一个路口！重新组织！”
我们三辆坦克交替掩护，撤退到相对安全的十字路口。清点损伤：我的坦克前装甲严重受损，左侧履带再次松动；另外两辆坦克各有不同程度的轻伤。人员方面：弗兰茨在颠簸中伤口裂开，失血较多；埃里希的耳朵在爆炸中暂时失聪；我自己的肋骨在撞击中可能骨裂，每一次呼吸都带来刺痛。
但我们都还活着。在刚才那种情况下，这几乎是个奇迹。
九点四十分，步兵部队终于赶上来了。两个连的掷弹兵，在工兵和火焰喷射器小组的支援下，开始逐屋清剿。这是城市战的正确方式：坦克提供火力支援和移动掩护，步兵负责近距离清除威胁。
我们作为移动炮台，在步兵后方提供火力。看到可疑窗口？一炮过去。发现反坦克炮位置？集中火力压制。有建筑内藏匿大量敌人？召唤火焰喷射器。
进展缓慢，但相对安全。到中午十二点，我们推进了不到一公里，清除了大约两个街区的苏军抵抗。
中午短暂休整时，我爬出坦克，站在街角。这里已经是莫斯科的郊区，建筑更加密集，有些甚至是四五层的公寓楼——在德国只有大城市才有的那种。但它们现在大多破损，墙上布满弹孔，窗户破碎，有些完全被烧毁。
一个老妇人从一栋半毁的楼房里走出，手里拿着一个铁皮水桶。她看了我一眼，眼神空洞，然后继续走向街角的一处破裂水管，接了点浑浊的水，又默默走回去。
平民。这是我第一次如此接近还在战区内的苏联平民。在之前的推进中，村庄要么被完全摧毁，要么居民早已逃离。但在这里，在莫斯科郊外，还有人留下——可能是因为无处可去，可能是因为想保卫家园，也可能只是听天由命。
“车长，”威廉也爬了出来，递给我半块硬面包，“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我咬了一口面包，它像木头一样硬，“如果有人在柏林郊外这样打仗，我们会怎样。”
威廉沉默了。我们都没说话，因为答案太明显，也太令人不安。
下午的战斗更加艰难。苏军的抵抗变得更加有组织，显然是正规军接替了最初的民兵和散兵。他们使用了更专业的战术：在建筑内设置交叉火力，在街道上布置诡雷，甚至尝试了一次小规模反冲击——三辆t-34从侧街突然冲出，虽然被我们击退，但造成了新的伤亡。
到傍晚五点半，天色已完全暗下来，我们停止了推进。一整天，我们前进了不到两公里，损失了一辆坦克和二十七名士兵，击毙苏军估计一百余人，俘虏十五人。
微不足道的进展，巨大的代价。
那天晚上，我们在占领的一栋仓库里过夜。仓库很大，空旷寒冷，但至少能遮挡风雪。我们围坐在一小堆火旁——这次是允许的，因为建筑足够大，火光不会外泄。
“今天那个坑，”埃里希突然说，“如果威廉没有及时倒车出来……”
“但我倒出来了，”威廉平静地说，“所以不用想如果。”
“但下次呢？”埃里希的声音里有一种年轻的、未被战争完全磨灭的恐惧，“下次我们可能就没这么幸运了。”
“幸运？”威廉笑了，那是一种干涩的、没有温度的笑，“你以为那是幸运？那是经验。我知道在那种情况下，油门要踩多少，方向盘要转多少，什么时候该坚持，什么时候该放弃。那不是幸运，是技术。”
“但技术也会失效，”弗兰茨轻声说，他正在重新包扎手臂，“机器会坏，人会犯错。”
“那就尽力不让它发生，”威廉说，“然后接受可能发生的事。”
典型的威廉式哲学：务实，简单，不带幻想。但这正是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希望，不是信念，只是简单的坚持，一天又一天。
我打开笔记本，在火光下写下：
“1941年11月19日，莫斯科西北郊希姆基。今天我们第一次真正进入城市环境作战。一切都不一样了：威胁来自四面八方，包括头顶；道路狭窄，机动困难；每一个窗户，每一扇门，都可能隐藏死亡。我们前进了不到两公里，用鲜血和钢铁换来的两公里。距离克里姆林宫还有四十五公里——在地图上微不足道的距离，在现实中却如同天堑。城市战消耗的不只是弹药和燃料，更是神经和意志。每一秒都要警惕，每一个决定都可能致命。威廉的技术再次救了我们，但技术有极限，幸运会耗尽。今夜，在莫斯科郊外的仓库里，我第一次真正怀疑我们能否进入这座城市的核心。不是怀疑勇气，不是怀疑装备，而是怀疑这个目标本身是否可能——在俄罗斯的冬天里，在如此复杂的防御面前，用我们日益减少的一切。但怀疑没有意义，因为明天我们还要继续前进，无论可能与否。这就是战争：不是追求可能，而是面对不可能，然后继续前行。”
合上笔记本时，我看到埃里希已经睡着了，头靠在弹药箱上，年轻的面容在睡梦中依然紧锁眉头。弗兰茨在检查明天的弹药分配，手指因为寒冷而动作僵硬。威廉在擦拭他的工具，每一件都摆放整齐，就像在鲁尔区的修理厂里一样。
我靠在墙上，闭上眼睛。远处，莫斯科的方向有隐约的灯光——可能是探照灯，可能是炮火，也可能是那座城市本身的、不屈的脉搏。
四十五公里。在另一个世界里，这是一段短暂的旅程。在这里，这可能是永远无法抵达的距离。
但明天，我们还会尝试。因为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我们的命运，我们在这场巨大而荒谬的战争中的微小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