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耕的忙碌与希望还在泥土中酝酿，盛夏的蝉鸣便迫不及待地接管了山村的奏鸣曲。田里的玉米已蹿起半人高，绿油油地在热风中摇曳。就在这万物疯长的季节里，张家迎来了期盼已久的又一件大喜事——建国和林雪要结婚了！
婚期定在农历六月十八，取“六六大顺”之意，也避开了最炎热的伏天。日子是双方家长（林家父母终于点头，并寄来了正式的同意信和一份不算丰厚却情意真切的礼金）共同商定的。建国和林雪这对有情人，在经历了一年多的相知、相恋与等待后，终于要携手走进婚姻的殿堂。
婚礼遵循着当时农村简朴而郑重的习俗。没有八抬大轿，没有十里红妆，却自有一番朴素的热闹与真诚的喜庆。
林雪是从知青点“发嫁”的。结婚前一天，几个要好的女知青和村里的姑娘们便挤满了她那间小小的宿舍，帮她梳头（依旧是最常见的双辫，只是辫梢系上了鲜艳的红头绳）、换上嫁衣。嫁衣是林雪母亲寄来的那块呢子料，由苏晚晴和母亲一起，熬了好几个夜精心缝制成一件合身的列宁装，款式大方，针脚细密。穿在身上，衬得林雪越发清秀挺拔，脸颊上的红晕比胭脂还要动人。
张家这边，更是早早忙碌起来。新房早已晾晒干透，家具也齐全了——建国和建党亲手打制的双人床、衣柜、桌椅，虽无雕花彩绘，却木质坚实，边角圆润，泛着木材本色的温润光泽。窗上贴着大红的“囍”字剪纸，是母亲和苏晚晴的手艺。院子里支起了临时的灶台，请来的本家婶子们忙着蒸喜馍、炸油糕、炖猪肉，香气弥漫了半个村子。
婚礼当天，建国借了二叔的自行车，车把上系着红绸，在建党、红兵等一帮年轻后生的簇拥下，一路敲锣打鼓（借了村里的锣鼓家伙），热热闹闹地去知青点接新娘。没有刁难，没有喧闹，只有知青点同伴们善意的哄笑和祝福。林雪在女伴的搀扶下，坐上了建国自行车的后座，手里紧紧攥着一个小小的红布包（里面是她的几件随身物品和那支钢笔）。在锣鼓和鞭炮声中，建国稳稳地蹬着车子，载着他的新娘，穿过绿意盎然的田野和乡亲们含笑的目光，回到了张家。
仪式简单而庄重。在堂屋毛主席像前，一对新人向领袖像鞠躬，向双方长辈（林家长辈由那位公社干部夫妇代表）鞠躬，再相互鞠躬。爷爷作为主婚人，说了些“夫妻团结，勤俭持家，共同进步”的祝词。母亲含着泪，将一枚祖传的、磨得发亮的银戒指戴在了林雪的手指上（这是张家能拿出的最体面的“传家宝”了）。林雪则恭恭敬敬地给公婆、爷爷和大哥大嫂（建军虽不在，苏晚晴抱着安安代受了）敬了茶。礼成，从此她便真正是张家的人了。
喜宴就摆在院子里，借了邻居的桌椅，摆开了七八桌。菜是实实在在的农家席面：红烧肉、炖鸡、粉条白菜、炒鸡蛋、凉拌黄瓜……虽然比不上城里的精致，但分量足，味道香，吃得宾主尽欢。建国和林雪挨桌敬酒（以水代酒），接受着亲朋好友、邻里乡亲的祝福。林雪脸上始终带着羞涩而幸福的笑容，举止落落大方，赢得了大家的一致称赞。
喧闹持续到下午，客人渐渐散去。新房里，红烛高燃，映着窗上的“囍”字和新娘子微红的脸庞。建国看着终于成为自己妻子的林雪，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只一遍遍地说：“你放心，我一定对你好。” 林雪低着头，轻声应着，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那枚温热的银戒指。
就在这新婚的喜悦还未完全沉淀之时，另一件牵动全家的大事也进入了倒计时——苏晚晴带着安安和晓岚随军的日子，定在了七月末。
随着建军那边手续办妥、房子落实（果然是一处带小院的平房）的消息传来，苏晚晴便开始有条不紊地准备行装。要带走的东西不多，却件件需要精挑细选：安安的衣物玩具、常用药品、一家三口的换洗衣物、几样舍不得丢的厨房小物件（比如母亲陪嫁的一把老铜勺）、还有晓岚的书本笔记。打好的包袱一个个摞在屋里，像沉默的计时沙漏，提醒着分别的临近。
六岁的我，已经懵懂地知道了“离别”的滋味。看着大嫂屋里渐渐空出来的柜子和墙角堆起的行李，心里就像被一只小手揪着，闷闷地疼。安安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侄儿，会含糊地叫我“嘟嘟”（姑姑），喜欢追着我跑。晓岚姐姐虽然话不多，但总会耐心回答我各种奇怪的问题，晚上有时还会给我讲书里的故事。大嫂苏晚晴，更是像另一个母亲一样温柔待我。一想到他们就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在我的概念里，部队驻地几乎在天边），很久很久才能回来一次，我就忍不住想哭。
但我不能哭。母亲说，这是喜事，大哥一家要团圆了，晓岚姐姐也有了好去处。我只能把难过藏在心里，趁着没人的时候，偷偷溜进大嫂房间，摸摸安安熟睡的小脸，或者帮着晓岚姐姐整理那些捆扎好的书。
我也悄悄地做了自己的准备。我钻进空间，将里面长得最好、药性最温和的几种草药，连同几块品相极佳、蕴含灵气的“石头菜”块根，仔细清洗、晾干、磨成细细的粉末。这些粉末没有直接的功效，但长期少量服用，能潜移默化地固本培元，增强体质，尤其对适应新环境和长途跋涉有益。我将它们分成三小份，用洗净晒干的荷叶仔细包好，外面再裹上油纸。一份给大嫂，嘱咐她偶尔煮汤或泡水时放一点；一份给安安，让大嫂掺在他的辅食里；一份给晓岚姐姐，让她学习累了时泡水喝。我告诉他们，这是“后山神仙爷爷教我的土方子，带着能水土不服”。
他们只当是我孩子气的关心，笑着收下，郑重地放进随身的行李中。大嫂还红着眼圈抱了抱我：“念念真懂事，大嫂会想你的。”
离别的日子终于到了。那天清晨，天色微明。一辆部队派来的吉普车（是建军托了关系，特意来接的）停在了张家门口。行李被一件件搬上车。爷爷、父亲母亲、二叔二婶、建国林雪、建党，还有我，都站在院门口送行。
母亲拉着苏晚晴的手，眼泪终于掉下来，反复叮嘱：“到了那边，缺啥少啥就写信来……照顾好自己，带好孩子……常写信回家……” 父亲沉默地拍拍建军（他未能回来送行，托了战友）的战友（司机兼护送人员）的肩膀，一切尽在不言中。建国和林雪也说着道别和保重的话。
安安似乎也感受到离别的气氛，瘪着嘴要哭，被苏晚晴轻声哄着。晓岚眼睛红红的，用力抱了抱我，又依次拥抱了爷爷奶奶和叔叔婶婶。
“上车吧，时候不早了。” 那位部队同志和气地催促。
苏晚晴抱着安安，晓岚提着最后一个小包，坐进了吉普车。车窗摇下，她们向外挥手。
车轮转动，卷起淡淡的尘土。我们全家人都跟着车走了几步，用力挥手。
“大嫂——安安——晓岚姐姐——” 我忍不住喊了出来，声音带着哭腔。
车里的苏晚晴和晓岚也探出头，拼命挥手。安安的小手也在一晃一晃。
车子越来越远，转过村口的山坳，不见了。只剩下空荡荡的土路，和站在路旁、久久不愿离去的我们。
晨风吹过，带着田野里玉米叶子的沙沙声。我心里空落落的，那种清晰的、名为“离别”的难过，第一次如此深刻地烙印在一个六岁孩子的心上。红烛的喜气还在新房中未曾散去，车轮却已载着至亲的人驶向了远方。我知道，生活就是这样，有聚合，有离散。但望着家人眼中同样不舍却努力克制的神情，我又觉得，只要我们心里彼此记挂，无论多远，都是一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