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板被卸走的那个春天，成了张家人记忆里一道冰冷刺骨的伤疤。空洞的门口，像一只永远无法闭合的、流泪的眼睛，日日夜夜承受着风霜雨雪，也承受着外界毫不掩饰的窥探、议论，甚至是刻意路过的、充满恶意的打量。
生活并未因为失去屏障而停止，反而在一种近乎赤裸的暴露感中，更加艰难地继续。
最紧迫的问题，是粮食。
春天本该是青黄不接最严重的时节，而今年的情况，似乎比往年更糟。公社的粮仓据说空了，返销粮迟迟没有下文。生产队仓库里的那点存粮，在优先保障“革命需要”和“积极分子”之后，分到普通社员手里的，少得可怜。张家因为“有问题”，更是被克扣到了极致。
饭桌上的食物，肉眼可见地一天天稀薄下去。
原本还能见到玉米碴子的糊糊，变成了能照见人影的菜汤，里面漂浮着几片切得极细的、蔫黄的野菜叶子。窝头从纯玉米面掺野菜，变成了大部分是麸皮、豆粕和干树叶，只有极少量的玉米面黏合，粗糙得拉嗓子，吃下去半天都不消化，肚子却依旧是空的。
饥饿，像一头无声的巨兽，悄然降临，用它冰冷潮湿的舌头，舔舐着每个人的胃，也舔舐着每个人的意志。
爷爷吃得最少，他总是把碗里那点稀薄的糊糊喝掉，窝头只掰一小角，剩下的推给正在长身体的建军、建国，或者悄悄塞给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建党。他的脸庞以惊人的速度凹陷下去，眼窝深陷，颧骨高高凸起，皮肤松弛地挂在骨架上，泛着不健康的青黄色。但他干活的力气却没有丝毫减少，甚至更加拼命。天不亮就下地，天黑透了才回来，仿佛想用无休止的劳作，来对抗那噬骨的饥饿和内心的煎熬。
父亲从县里回来的次数屈指可数，每次回来，都像经历了一场劫难，比上次更加憔悴枯槁。他带回来的，不再是稀罕的吃食，而是一次比一次更坏的消息：县城彻底乱了，武斗开始出现，供应几乎断绝。他自己也因为“审查”和“劳动改造”，常常一天只能吃上一顿掺了沙子的高粱米粥。有一次，他偷偷塞给母亲一小包用油纸裹了又裹的东西，打开一看，是半斤发黑、结块的粗盐。这在当时，已经是极其珍贵的东西。母亲捧着那包盐，眼泪扑簌簌往下掉。
母亲是全家最操劳也最坚韧的人。她不仅要应对繁重的家务和越来越捉襟见肘的口粮分配，还要想尽一切办法，为这个濒临绝境的家寻找一点点额外的食物来源。她带着我（我已经能摇摇晃晃地跟着她走几步），几乎走遍了村子周围每一寸能长东西的土地。田埂边、河沟旁、废弃的宅基地，所有能吃的野菜——灰灰菜、马齿苋、荠菜（早已过了最嫩的季节，只剩下又老又韧的叶子）、甚至榆树皮、槐花——都成了她搜寻的目标。她的手指因为长时间挖野菜、剥树皮而布满裂口和倒刺，手掌粗糙得像砂纸。
我的存在，让母亲在寻找食物时更加艰难，却也成了她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我常常饿得睡不着，半夜里会因为胃部尖锐的绞痛而小声哭泣。每当这时，母亲就会把我紧紧搂在怀里，哼着走调的摇篮曲，一只手轻轻拍着我的背，另一只手，会悄悄伸到枕头底下，摸出她不知道从哪里省下来的、拇指大小的一块窝头，或者一小撮炒熟磨碎的黄豆粉，用水化开，一点点喂给我。
“念念乖，吃了就不饿了。”她总是这样低声哄着，眼神里充满了无尽的歉疚和怜爱。她自己，却常常一整天只喝几碗照得见人影的菜汤，走路都有些发飘。
哥哥们的变化最让人心疼。建军已经是个半大小伙子，正是最能吃的时候。饥饿让他迅速抽条，却瘦得只剩下一副骨架，脸上的稚气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过早成熟的沉郁和隐忍。他不再抱怨，只是更加沉默地干活，吃饭时总是最后一个端起碗，吃相却很慢，仿佛要把每一粒渣滓都嚼出味道来。建国自从辍学后，像一头沉默的小牛犊，跟在爷爷和二叔身后，什么脏活累活都抢着干，试图用笨拙的力气来弥补自己“不能上学”给家庭带来的“负担”。而建党，那个曾经最淘气爱笑的小男孩，如今也变得安静异常。他常常蹲在院子里，看着光秃秃的枣树，或者望着空洞的门口发呆，大大的眼睛里，失去了孩童应有的光彩，只剩下对食物的本能渴望和一种深切的、无法理解的恐惧。
最让人揪心的是二叔。长期的饥饿、巨大的精神压力和无处发泄的愤怒，让他变得喜怒无常，有时会对着空米缸破口大骂，有时又会抱着头蹲在墙角，发出压抑的呜咽。他的身体也垮得很快，原本壮实的汉子，现在走起路来都有些踉跄。
奶奶在这场饥饿的战争中，迅速衰老下去。她的眼睛失去了往日的神采，变得浑浊而呆滞，常常对着灶膛里微弱的火苗，一坐就是半天，嘴里喃喃自语，听不清在说什么。她的浮肿从脚踝开始，慢慢向上蔓延，皮肤按下去就是一个深深的坑，很久才能复原。这是长期缺乏蛋白质的典型症状。
那本《赤脚医生手册》被母亲藏得更深了，再也不敢拿出来看。但饥饿和营养不良带来的各种小毛病，却开始在这个家里蔓延。建党常常喊腿疼（生长痛加剧），建国的手脚生了冻疮（春天了还不见好），奶奶的浮肿日益严重，母亲则常常头晕眼花。
一个黄昏，母亲抱着我，在村外一条几乎干涸的小河沟边，试图寻找最后一点能吃的野菜。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空气里弥漫着泥土和腐烂植物的气味。母亲蹲在地上，用一根削尖的木棍，费力地挖着一丛已经长老了的蒲公英的根。她的手指因为用力而微微颤抖，额头上渗出虚弱的汗珠。
我坐在旁边一块石头上，看着母亲单薄而专注的背影，心里酸涩难言。我知道，蒲公英的根晒干了可以磨粉，勉强果腹，但味道极苦，也没什么营养。
就在这时，一阵轻微的“窸窣”声从旁边的草丛里传来。母亲警觉地抬起头。
一个瘦小的身影从草丛后慢慢挪了出来。是村尾的宋知远。
他比上次见面时更加形销骨立，简直像一具披着衣服的骨架。他手里提着一个破旧的、打满补丁的布袋，看到母亲和我，他愣了一下，随即脸上露出一丝极淡的、几乎看不出的笑容，冲我们点了点头，然后迅速低下头，加快脚步想从旁边绕过去。
“宋……宋老师。”母亲忽然出声，声音很轻，带着一丝犹豫。
宋知远脚步顿住，有些惊讶地抬起头。他已经很久没听到有人用“老师”这个称呼叫他了。
母亲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泥土，走到宋知远面前。她没有靠得太近，保持着一段安全的距离。
“这个……给您。”母亲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里面是她今天找到的、最好的一把嫩野菜（她自己一口都没舍得吃），还有一小块比拇指大不了多少的、掺了麸皮的窝头。她飞快地把布包塞进宋知远手里，然后立刻后退了两步，低下头，不敢看他的眼睛。
宋知远愣住了，低头看着手里那个小小的、带着体温的布包，枯瘦的手指微微颤抖。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喉咙里却只发出“嗬嗬”的声响。
“我……我不是……”母亲的声音更低了，带着慌乱和恐惧，“我就是……看您……您也难。这点东西，不值什么……您别嫌弃。”
宋知远抬起头，看着眼前这个同样面黄肌瘦、眼中却依然存着一丝善意的年轻妇人，又看了看坐在石头上、睁着大眼睛安静望着他的我。他那双深陷的、曾经充满智慧此刻却只剩下麻木和疲惫的眼睛里，似乎有什么东西极快地闪动了一下，像是死水中投入了一颗小石子，荡开了一圈微不可见的涟漪。
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对着母亲，也对着我，深深地、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他紧紧攥着那个小布包，转过身，像来时一样，悄无声息地、迅速地消失在了暮色渐浓的草丛后。
母亲站在原地，望着他消失的方向，久久没有动。晚风吹起她枯黄的头发，单薄的衣衫贴在身上，勾勒出嶙峋的肩胛骨。
“妈，”我轻声喊她，伸出小手。
母亲回过神，走过来抱起我，把脸埋在我小小的肩膀上，停留了片刻。我感觉到有温热的液体，浸湿了我的衣襟。
“念念，”她在我耳边，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人活着……再难，心里那点亮，也不能灭了，对不对？”
我没有回答，只是用小手，紧紧搂住了她的脖子。
夕阳完全沉入了地平线，最后一点余晖也消失了。黑暗，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
母亲抱着我，沿着来路，一步一步，慢慢地往那个没有门板的、黑洞洞的家的方向走去。
饥饿依然噬咬着每个人的身体。
恐惧和压力依然笼罩着整个家庭。
但在这个寒冷的、匮乏的春夜，在一条荒芜的河沟边，一次无声的赠与和一次深深的鞠躬，像一粒极其微小的火种，悄悄点燃在母亲——或许也在那个濒临绝望的“老右派”——的心底。
那点火光，微弱得几乎看不见。
但它存在着。
在这个漫长的、似乎永无尽头的黑夜里，守护着人性最后的一点温度，也守护着活下去的、最卑微却也最坚韧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