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辔竞耕：北齐北周屯田经济思想之比较
河清三年（公元564年）的春日，北齐都城邺城郊外的屯田区，新绿初现。一位身着青色官袍、面容干练的官员正手持账簿，认真核对田亩与收成记录。他便是北齐尚书省屯田曹的郎中裴文举。
“郎中，”一名属吏上前禀报，“今年司农寺典农署所辖的河内屯田区，引水渠修缮完毕，预计可新增水田三百亩，将引种淮南早稻。”
裴文举听闻，眼中闪过一丝欣慰，随即又微微蹙眉：“引水固然是好事，但稻种需谨慎挑选，更要教导屯户耕作之法。南方稻作与北方的水土条件不同，不可照搬。
此事需尽快报知尚书屯田郎，派遣熟悉农事的人前往指导，莫要辜负了朝廷的投入。”他稍作停顿，补充道，“陛下（指北齐武成帝高湛）虽沉迷于享乐，但国家财政空虚，也明白屯田的益处。
我等担任屯田客郎中（注：此处结合史料官职，强调其管理屯田客民之责）
屯田曹之职，若不能增加仓储、安抚流民，有何颜面面对河北的父老乡亲？”
北齐自高洋建国，历经数位皇帝，虽政局动荡，鲜卑权贵与汉人士族矛盾交织，但对于屯田的重视却一脉相承。
中央设立尚书省屯田曹，设置屯田郎，下辖屯田曹郎中，专门“处理诸州屯田等事”，从政策制定到具体执行，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备的管理体系。
直属王室的司农寺，则设立典农署，直接管理王室控制的大型屯田基地，其屯田客多为战俘、流民及罪没之家，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但也给予耕牛、种子、农具等支持。在地方，各州也多有屯田，或进行军屯以巩固边防，或开展民屯以安置流民。
其屯田规模虽不及北魏鼎盛时期，但组织更为严密，管理更为精细，尤其在利用汉人地主豪强的经验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方面，颇有成效。
裴文举等汉族士大夫，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试图通过发展屯田来恢复北方经济，以支撑北齐庞大的军政开支。
他们的经济思想，融合了汉代以来重农固本的传统，以及应对现实财政压力的务实考量，强调“地无遗利，人无游手”，将流民、战俘等人力资源与荒芜土地相结合，力求“收其地利，以实仓廪”，其核心在于“用官力以尽地利，籍民力以充国用”。
然而，北齐的屯田也深深烙上了其政权性质的印记。鲜卑军事贵族常常将屯田视为私产，侵夺屯户劳动成果、兼并屯田土地的事情时有发生。
裴文举等有识之士虽努力整顿，却常受权贵掣肘，举步维艰。这种体制性的弊端，使得北齐的屯田虽有章法，却难以发挥最大效能，其经济思想中务实的一面，时常被政治腐败与奢靡之风所侵蚀。
与此同时，在关中平原的另一端，西魏早已禅让给北周。长安城（北周都城）内，一所简朴的官 官署之中，一位身着布袍、面容清瘦的老者，正对着一幅《六条诏书》的刻本专注地凝神思索。
他便是刚刚继任度支尚书、兼领司农卿不久的韦孝宽，而墙上所悬挂的，正是他的前任、北周奠基者宇文泰的谋士——苏绰的画像。画像旁边，正是那篇名垂史册的《六条诏书》。
“尽地利，无论年少年长，只要能够操持农具的，都要让他们前往田间，按时开垦耕种，不要错过农时’……”韦孝宽轻声自语，苏绰的教诲仿佛仍在耳边回响。
自宇文泰重用苏绰，推行《六条诏书》以来，“尽地利”便成为北周国策的核心要点之一。
苏绰不仅坚决主张“无论年少年长，只要能够操持农具的，都要让他们前往田间”，将所有劳动力投入到农业生产中，更着重强调“让农夫不耽误农事，让蚕妇能够做好本职”，实现“减少徭役，减轻赋税”。
以此来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这已不仅仅是单纯的开荒种地，更蕴含着一种“重视农业以富民，从而增强国家军事力量”的系统经济思想。
“大人，”司农寺少卿薛善匆忙走进来。他曾受苏绰之命，监领陕西韩城地区的屯田，取得了显着成效，如今已是韦孝宽的得力助手。
“泾州（今甘肃泾川）传来消息，贺兰祥将军主持的军屯，今年麦粟获得丰收，除了留足军粮，还可以上缴长安仓廪数万石。
更令人欣喜的是，薛善当年在韩城尝试的兵农合一之法，被将军加以改良，兵士们在屯田之余，不忘进行操练，士气十分高昂，粮草自给率大幅提高，减轻了转运的辛苦。”
韦孝宽抚摸着胡须，笑着说道：“苏尚书当年同时设置屯田，以资助国家和军队的策略，如今才完全见到成效啊！他命你在韩城派遣八千工役冶铁铸造兵器，是深知屯田不仅要保证粮食充足，也要保证军备充足。农业是军事的根本，军事是农业的保障，二者相互促进。
宇文丞相（指宇文泰，其子宇文觉已篡魏建周，追尊为文帝）与苏尚书的志向，在于使国家富强、军队强大，实现天下统一，并非仅仅满足于偏安一隅。”
北周的屯田，在苏绰《六条诏书》“尽地利”思想的指引下，呈现出与北齐截然不同的景象。它更加强调国家对经济的深度干预与规划，注重鼓励农桑生产与减轻赋役相结合，以激发农民的生产热情。
苏绰的经济思想，扎根于儒家“足食足兵”的理念，又融入了法家富国强兵的功利色彩，以及关陇地区务实、坚韧的地域文化特色。他不仅将屯田视为解决粮食问题的途径，更将其作为整顿吏治、凝聚民心、强化中央集权的基础。
因此，北周的屯田管理更注重实际效果，鼓励创新，例如薛善在韩城将屯田与冶铁同时进行，贺兰祥在泾州将军屯与战备相结合，都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时光匆匆流逝，北齐在高纬的统治下日益腐朽，鲜卑权贵的贪婪导致屯田成果被大量侵占，百姓生活困苦。而北周则在宇文邕（周武帝）的领导下，大力推行改革，禁止佛道，释放奴婢，将更多的土地和劳动力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屯田事业…… 事业蒸蒸日上，国力日益强盛。
建德五年（公元 576 年），周武帝宇文邕亲率大军征讨北齐。当北周的军队迈着稳健的步伐，穿越富饶的关中屯田区，一路向东挺进时，他们粮草供应充足，士气极为高昂。而北齐的军队，却时常面临粮饷短缺的困境。
河北的屯田虽取得了一定成效，却难以弥补统治者挥霍无度以及吏治腐败所造成的巨大亏空。
邺城被攻破的那一刻，在北齐尚书省屯田曹的官署内，裴文举望着窗外匆忙逃窜的人群，手中紧紧攥着那份关于河内屯田区引种水稻的奏报，最终无奈地长叹一声。
他明白，北齐的灭亡并非一朝一夕所致，其屯田虽有相关制度，却在执行上存在缺失，更缺乏清明的政治和长远的国策。
而在长安，韦孝宽收到了平定北齐的捷报。他走到苏绰的画像前，深深地鞠了一躬，说道：“苏尚书，您的宏大愿望，今日得以实现。北周之所以能够灭掉北齐，江南陈国兵力的牵制固然是一个因素，但倘若没有您当年尽地利的教诲，并置屯田，以资军国的策略，又怎能积累如此雄厚的国力，一举席卷河北呢？”
北朝的屯田，到了北齐、北周时期，达到了新的高度。北齐继承了北魏的余绪，官僚体系相对完备，却受到内部腐朽和民族矛盾的制约，其经济思想更多地停留在“以官力促生产”的层面，未能深入人心。
而北周则在苏绰《六条诏书》“尽地利”思想的指引下，将屯田与富国强兵、整顿吏治紧密结合，形成了更为系统、积极的经济发展思路。其成功不仅为灭掉北齐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后来隋朝统一全国，乃至大唐盛世的出现，埋下了重要的经济伏笔。
北朝屯田的成功，不仅体现在规模和技术上，更在于其背后经济思想的先进性和强大的执行力。
这或许是这段历史留给后人最为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