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稷站在齐国的稷下学宫外，望着来自各国的士人学子鱼贯而入。这是他被父亲派来游学的第三年，也是他第一次有机会系统性地比较中西方土地制度。
学宫内，一位来自西域的旅人正在讲述远方的见闻。那人深目高鼻，言语间夹杂着生硬的雅言，但讲述的内容却让在场士人震惊。
“西方庄园，领主所有，农奴无份。”旅人比划着说，“农奴世代附属于土地，随田买卖，无人身自由。领主有生杀大权，课重税，征劳役，农奴所得仅够糊口。”
满座哗然。一个年轻士子起身质疑：“岂有此理！我华夏虽也有贵族庶民之分，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是虚言。井田制下，八家共耕公田，私田所产自留。农人可自由迁徙，可读书出仕，岂能与西方农奴等同？”
旅人摇头：“阁下所言井田，恐是理想。我游历华夏多年，见贵族占田千顷，农人无立锥之地者，不在少数。只是...”他顿了顿，“华夏贵族较西方领主，确多几分人情。遇灾年减租，设粥棚赈济，修桥铺路，此我在西方少见。”
姬稷默默听着，想起这些年的所见所闻。他起身问道：“西方可有类似我国辕田、易田之制？可有土地轮换、赋税调节之策？”
旅人想了想：“闻西方有‘三圃制’，土地分为三块，轮流休耕。但非为公平，而为保地力。农奴仍无田权，收获尽归领主。”
辩论持续终日。姬稷发现，尽管中国土地制度有其弊端，但与西方相比，确有多元性和灵活性。最重要的是，中国早就打破了严格的身份固化，布衣可为卿相，奴隶可成将军。
当晚，姬稷与几位学宫先生促膝长谈。一位老儒叹道：“今日所言，令我思及根本。原始共产之时，土地公有，人人有份；封建之时，土地王有，分级而治；而今井田既坏，土地渐归私有。然西方之私有，是领主一人之私；中国之私有，却有多人分享之可能。”
另一人接话：“这便是钱穆先生所言‘中国贵族较西洋的好’。中国重视人情伦理，强调‘仁政’，虽未必常行，却为理想。西方则以契约法律为基，冷酷少恩。”
姬稷忽然问：“若中国将来有资本主义，会否与西方不同？”
满座寂静。良久，一位先生缓缓道：“资本主义本质在资本增殖，天下皆然。然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仁中取利，义中求财’，若能保留此精神，或可避免西方资本主义之残酷。”
数日后，姬稷游历至齐国边境，亲眼目睹了土地兼并的惨状。大贵族田氏占田万顷，农人多沦为佃户，缴纳高额地租。但与西方农奴不同，这些佃户仍有人身自由，可迁徙，可经商，子弟可读书科举。
一个老佃农告诉姬稷：“田氏虽苛，遇灾年尚能减租放贷。去年大旱，田氏开仓赈济，活人无数。听说西方领主，饥荒年景仍强征租税，甚至趁机低价购田，逼农为奴。”
姬稷在竹简上记录：“中西方土地制度之根本差异，或在‘仁’字。中国理想中的统治者应行仁政，西方领主则仅依契约法权。”
但他也看到残酷现实：随着战争持续，赋税加重，许多小农破产卖地，大地主势力膨胀，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所谓的“仁政”在利益面前往往苍白无力。
在返回周原的路上，姬稷遇到一群逃亡的农人。他们来自不同诸侯国，因战乱和重税失去土地，正寻找新的安居之所。
“听说秦国授田于移民，三年免税，可是真的？”一个年轻人眼中带着希望。 “又闻楚国地广人稀，垦荒者即得永业，确否？”老者颤声问。
姬稷据实以告，并为他们指路。望着这些人远去的背影，他忽然意识到：中国的土地制度虽有问题，但始终保持着一定的流动性和开放性。农民可以“用脚投票”，选择投奔更好的制度。
这与西方农奴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上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
回到周原后，姬稷将所见所闻整理成篇。父亲姬仲阅后，沉思良久：“中西之异，根源在文化。西方重物权，中国重人情；西方严阶级，中国通上下；西方固守契约，中国强调变通。”
“然今战国纷争，礼崩乐坏，中国之人情传统，还能保持多久？”姬稷忧心忡忡。
姬仲遥望西方秦地的方向：“秦行法治，重农战，抑贵族，虽强大却少恩。若有一天秦统一天下，中国土地制度或将大变。”
他顿了顿，又道：“然文化传统如长流之水，虽可暂时改道，终将回归本源。我相信，无论制度如何变迁，中国土地制度必保留一份人情，一分变通，不至于如西方般冷酷。”
姬稷在竹简上写下最后一段：“观今日土地之变，思未来中国之路。若资本主义必不可免，望能保留仁中取利之传统；若土地国有必将来临，望能记得原始公有之人人有权。”
“制度可变，文化长存。中国土地制度之特殊性，不在具体形式，而在其背后的人文精神。”
窗外，月色如水，洒在千年不变的土地上。姬稷知道，他正在见证的不仅是一场经济制度的变革，更是一种文明路径的选择。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人与人、人与地的关系，正在战争与和平的交替中，悄然重塑。而这一切，都将深深影响这个民族的未来，直至千年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