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条的碎片，像苍白的蛱蝶，无声地栖在惨白的床单上。病房里只剩下粗重而压抑的呼吸声。陈远撕碎纸条的动作，与其说是决断，不如说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反抗——对那无处不在的窥视、对那精准得令人恐惧的心理拿捏、对那张看似温和实则傲慢的“邀约”的反抗。
但碎片可以被撕毁，邀约本身却已如同烙印，刻进了每个人的脑海。
“下周三，下午三点，医院后门咖啡厅。一个人来。谈‘安稳’。”
简单的二十一个字，却重若千钧，压得人喘不过气。
“远哥，你不能去！”李静第一个反应过来，声音带着哭腔，却又异常尖锐，“这摆明了是陷阱！他们想把你引出去！谁知道咖啡厅里等着你的是什么？就算他们不敢在公共场合怎么样，万一……万一他们跟踪你，或者在你回来的路上……”
她不敢再说下去，巨大的恐惧让她浑身发抖。陈远现在的身体状况，别说反抗，就算只是受惊急行几步，都可能引发伤口迸裂或呼吸衰竭。
王芳的脸色也极其凝重。她迅速将地上的碎纸片收拾干净，低声道：“李静姐说得对，这太危险了。‘一个人来’——这就是要切断你与外界的即时联系，让你孤立无援。‘谈安稳’——听起来像是要谈判，给出条件，但用什么谈？他们能给你什么‘安稳’？无非是威胁你接受某种‘安排’，比如永远闭嘴，或者……付出别的代价。”
陈远靠在床头，闭上眼睛。额头的青筋因为用力思考而微微凸起。他何尝不知道危险？对方选择医院附近的咖啡厅，看似公开安全，实则是一种精心的算计。那里人来人往，对方可以轻易伪装成顾客，甚至提前布置。而他，一个重伤未愈、行动迟缓的病人，一旦踏入那个环境，就像羊入虎口，即便对方当场不做任何事，也能轻易掌握他的行踪、观察他的状态、施加心理压力。所谓的“谈”，主动权完全在对方手中。
“可是……如果不去呢？”陈远缓缓睁开眼，目光扫过李静和王芳，“纸条上没说‘后果自负’，但这种无声的威胁更可怕。我们拒绝了第一次‘好意’（孙建国的探望），现在再拒绝第二次‘邀约’，对方会怎么想？会觉得我们油盐不进，决心对抗到底。接下来，他们会用什么手段？”
他顿了顿，声音更加干涩：“继续寄恐怖的东西？直接对静静或者孩子下手？还是制造一起看起来更‘合理’的‘意外’？我们现在连他们是谁、到底有几拨人都没搞清楚，防得住明枪，防得住所有的暗箭吗？”
这是一个无解的死循环。去，风险巨大，可能自投罗网；不去，可能招致更猛烈、更不可测的报复。成年人的两难，往往不是善恶之间的选择，而是在两种都可能通往绝境的路径中，被迫挑选一条似乎“代价稍小”的。
“报警！”李静抓住最后一根稻草，“把纸条的事情告诉周警官！让警察去咖啡厅布控！或者……让警察阻止你去！”
王芳苦笑：“纸条是打印的，没指纹，孙建国塞进来就走了，没有直接威胁言语。警察就算知道，能做什么？提前布控？以什么理由？对方完全可以声称只是约谈解决‘误会’或‘纠纷’，甚至可能根本不去，或者派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去。警察不可能因为一张语焉不详的纸条就大动干戈。而且……”她看向陈远，“如果警方大规模介入，对方可能会立刻缩回去，然后……用更隐蔽、更难以防范的方式报复。陈大哥之前放出风声，把自己弄成‘麻烦人物’，就是想争取一点周旋空间。如果现在让警方强势介入谈判，这个‘麻烦’形象就立不住了，对方可能直接选择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消除麻烦’。”
李静绝望地松开了手。她不懂这些弯弯绕绕，但她听懂了：报警未必有用，甚至可能更糟。他们仿佛被困在一个透明的玻璃罩里，外面的人可以随意敲打、窥视、递进纸条，而他们却束手无策，连大声呼救都可能震碎脆弱的罩子，让危险直接涌入。
陈远沉默了很久。窗外的光线渐渐偏移，病房里明暗交界。“还有四天。”他最终开口，声音里带着一种疲惫的平静，“这四天，我们做三件事。”
“第一，王社工，你通过你的渠道，尽可能查这个‘孙建国’的底细，还有‘阿勇’。纸条上直接提了‘阿勇’，说明这个名字不是空穴来风。查他们和江大川的关系，和以前城东那些砂石土方生意的关系。”
王芳点头：“我尽力。但时间太短，对方如果有意隐藏，很难查到深层的东西。”
“能查多少算多少。”陈远继续，“第二，我们要让警方‘适当’地知道这件事，但不是以‘受害者求助’的方式，而是……以‘我们可能被卷入更复杂纠纷，担心自身安全’的方式，向周警官‘咨询’或‘报备’。让警方有一个印象，但不指望他们采取行动。这样，万一……万一我去了咖啡厅出事，至少警方知道有这么个约，有个调查方向。”
这是预留后手，也是最无奈的自保。将自己的安危系于他人一个“印象”之上，充满了不确定，但已是他们能做的极限。
“第三，”陈远看向李静，目光变得复杂，“这四天，我的‘戏’要变一变。不能再只是‘记忆混乱、胡言乱语’的可怜虫。要让他们觉得，我虽然怕，虽然乱，但……被逼到墙角，也可能有豁出去的念头。偶尔，要流露出一点……硬气，或者说，绝望之下的狠劲。但不要太明显，要像是精神压力下的自然流露。”
李静听懂了他的意思，心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疼得无法呼吸。他不仅要演一个疯子，还要演一个可能走极端的疯子。这是把双刃剑，可能让对手更加忌惮，也可能彻底激怒对手。
“远哥……”她哽咽着，却说不出劝阻的话。她知道，这是他能想到的，在赴那场生死未卜的约之前，为自己和家庭增加一点点可怜筹码的方式。
计划就此定下。时间紧迫，气氛压抑得如同暴风雨前的闷热。
王芳立刻开始行动。她动用了自己几乎所有的关系网，拐弯抹角地打听“孙建国”和“阿勇”。反馈回来的信息依旧碎片化：孙建国这个名字很普通，本地做小生意、跑运输叫这个名字的不少，没有特别突出的。而“阿勇”，则更像一个代号或外号，指向性更模糊，但确实有人隐约记得，早年跟着“黑皮”混的人里，有个挺能打、不要命的就叫“阿勇”，后来“黑皮”进去，树倒猢狲散，这个“阿勇”好像跟了别的老板，具体是谁，众说纷纭。
关于江大川，倒是有个新消息：他争夺的那块地似乎出了变数，原本势在必得的他好像遇到了强大的阻力，据说气得在办公室里摔了杯子。同时，他那两个被检查的工地，整改要求非常严格，停工一天损失巨大。这些麻烦，似乎让他焦头烂额。
这些信息，拼凑不出完整的图景，却让陈远心中的猜测更加清晰：威胁可能并非直接来自江大川本人，而是来自与他利益相关、甚至可能因他当前困境而蠢蠢欲动的某个（或某些）手下或关联方。他们利用陈远事故和“可能恢复记忆”的由头，一方面可能想从陈远这里确认或消除某些隐患，另一方面，或许也想借此给江大川添堵，或者攫取某些利益？
水越来越浑了。
陈远则开始调整自己的“表演”。他依然会在夜里“惊醒”，会说“胡话”，但偶尔，在只有李静在时，他会看着窗外，用嘶哑的声音说：“逼急了……大家一起完蛋。” 或者，当护士提到费用时，他会眼神阴郁地沉默，然后低声对李静说：“要是我们没了，那些害我们的人，也别想好过……总有人，会知道的。” 这些话，他会确保在病房门未关严、或者有护士护工在附近时，以恰好能被隐约听到的音量“流露”出来。
他演得很累，心更累。这种将内心最深处的恐惧和愤怒，加工成表演道具的感觉，让他无比厌恶自己，却又不得不继续。
李静配合着他，同时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她既要担心丈夫的身体和那场未知的约会，又要担心这些“表演”会带来的后果，还要强打精神照顾两个孩子，应付日常琐事。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瘦下去，眼下的乌青浓得化不开。
第三天下午，王芳带来了关于纸条的警方“咨询”反馈。周警官在电话里语气严肃，叮嘱他们绝对不要单独赴约，并表示如果需要，警方可以派人以隐蔽方式在咖啡厅外策应。但同时，他也坦言，如果对方只是正常约谈，没有违法行为，警方也无法干预。他建议陈远最好不去，如果一定要去，必须提前通知警方，并保持通讯畅通。
这反馈在预料之中。警方能提供的，依然是一种有限度的、后发制人的保护。真正的危险，仍然需要陈远自己去面对和判断。
第四天，也就是约期的前一天，傍晚。陈远在搀扶下完成了当天的行走练习，正靠在床上喘息。夕阳的余晖将他的侧影拉长，投在冰冷的墙壁上，显得格外孤峭。
李静在整理衣物，动作机械。王芳下午出去后还没回来。
陈远忽然开口，声音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静静，明天……我一个人去。”
李静的手猛地一抖，一件小宝的衬衫掉在地上。她抬起头，泪眼模糊地看着丈夫。
“我想过了。”陈远没有看她，目光落在窗外遥远的天际线，“王社工说得对，对方要的是‘一个人’。如果我们耍花样，带人或者通知警察布控，他们很可能察觉，然后取消约会，或者……用更糟的方式报复。既然躲不过，不如就去看看，他们到底想‘谈’什么。”
“可是你的身体……”
“走慢点，没事。”陈远打断她，“咖啡厅就在医院后门，几步路。我累了就坐下。他们既然约在那里，暂时应该不会对我身体直接动手。” 他顿了顿，“我需要知道他们的目的。一直躲在病房里猜，永远被动。去了，至少能听到他们开什么条件，能看清楚来的到底是谁，或者……能确认一些事情。”
“万一他们……”
“我有准备。”陈远终于转过头，看向李静，眼神深处是破釜沉舟的决绝，“我不会带手机，但我会在衣服里……藏一支录音笔。王社工会帮我弄到最小的那种。如果能录下点什么，就是证据。如果……如果我回不来，”他的声音哽了一下，但很快恢复平静，“录音笔的位置，只有你和王社工知道。该怎么做，你们清楚。”
李静的泪水汹涌而出，她扑到床边，紧紧抱住陈远，肩膀剧烈地颤抖着，却发不出任何声音。这是她能想象到的最坏的打算，而她的丈夫，正在冷静地安排这一切。
陈远轻轻拍着她的背，动作有些僵硬。他的目光越过李静抽动的肩头，再次投向窗外。暮色四合，华灯初上，城市的夜晚依旧繁华喧嚣，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只有这间小小的病房，被无形的绳索紧紧捆缚，而明天，他将独自去面对攥着绳索另一端的那只（或那些）手。
四日之期，即将届满。赴约，是深渊的凝视，也是绝望中的一次试探性伸手。成年人的勇气，有时候不是无所畏惧，而是明知前方可能是绝路，为了身后所要守护的人，依然要迈出那沉重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