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们讲了那么多夏朝的故事：大禹治水、少康复国、桀骜不驯……听起来有鼻子有眼。但请先按住心头的热血，让我们冷静下来，面对一个所有叙述都无法绕开的、冰冷的核心问题：我们说的这个“夏朝”，它，真的存在过吗？
这可不是抬杠。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围绕这个问题爆发的争论，其激烈程度、颠覆性以及对国人文化心理的冲击，不亚于一场思想地震。这场公案的主角，不是帝王将相，而是书生与学者；武器不是刀剑，而是故纸与手铲；战场不在鸣条，而在大学的讲堂与考古的探方。
今天，我们就来复盘这场旷日持久的 “夏朝真实性”大辩论。看看我们深信不疑的历史，是如何被质疑、被推翻，又是如何在废墟上被重新建立的。
一、第一回合：古老信仰的黄昏（二十世纪初叶）
二十世纪以前，“夏朝存在”几乎是毋庸置疑的信仰。基石就是司马迁的《史记·夏本纪》。它清晰列出了夏王世系，从大禹到夏桀，十七位王，脉络分明。再加上《尚书》、《左传》等经典的佐证，夏朝作为中国第一个王朝的地位，稳如泰山。
然而，时代变了。二十世纪初，西风东渐，“科学”与“怀疑”的精神，像两把锋利的手术刀，被引入中国学界。一群受过新式教育的学者开始用审视的、甚至不无挑剔的眼光，重新打量那些被供奉了数千年的圣贤经典。
他们发现，问题重重：
《尚书》里关于夏的篇章，文辞古奥，但真伪混杂，很多是西周甚至更晚的人追述或假托。
《史记》的夏商周三代纪年，自己都承认“盖不可详”，很多材料来自传说。
越往后世，关于尧舜禹的记载越详细、越完美，仿佛故事被一层层精心涂抹过。
一个大胆的、石破天惊的念头产生了：我们熟知的“三皇五帝夏商周”古史体系，会不会根本不是“历史”，而是后世（尤其是儒家）为了政治和道德理想，一代代“编”出来的？
二、第二回合：疑古风暴——“层累造成”说的核爆
真正将怀疑推向巅峰，并形成系统理论的，是以顾颉刚先生为首的 “古史辨”派。他们干了一件堪称“史林黑客”的事——对上古文献进行源代码审查。
顾颉刚提出了他着名的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 观（1923年）。这个观点就像一颗学术核弹，它的核心爆破当量是：
时代越后，传说中的古史期越长。周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孔子时有了尧舜，战国时有了黄帝神农，秦时有了三皇，汉以后才有了盘古。历史像滚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早。
时代越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越放越大。比如舜，在孔子时代只是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了战国儒家和孟子口中，就成了孝道和禅让的完美楷模，细节丰富，形象高大。
我们无法知道某一件事的真实状况，但可以知道那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
应用到夏朝身上，疑古派的结论是致命的：禹，可能最初是神话里的一条虫（“禹”字本义）或一个神（社神）；“夏”可能最初只是一个部落或地域名称；整个夏朝世系，尤其是前半部分，很可能是周人为了证明自己取代商朝的合法性（“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而参照商朝框架“倒推”建构出来的政治神话。
也就是说，在“古史辨”派看来，夏朝很可能是一个 “传说中的王朝” ，是后世历史叙述的需要，而非真实历史的存在。
这场“疑古风暴”影响极其深远。它几乎摧毁了传统经学的神圣性，把上古史从“信史”的殿堂拉入了 “有待证明的传说” 的荒野。一时间，“东周以上无史”论甚嚣尘上。相信夏朝存在，似乎成了抱残守缺、不够“科学”的表现。
三、第三回合：考古反击——二里头的“铁证”浮出
然而，历史学除了“破”，还需要“立”。当文献记载被质疑得千疮百孔时，人们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个不会说话的证人——大地。
“疑古”的尽头，必然是 “考古” 。既然书上说的不可尽信，那我们就把地下的东西挖出来看看。
转折点出现在1959年。着名史学家徐旭生先生依据文献线索，赴豫西进行“夏墟”调查。他的目光，锁定在了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村。随后，大规模的科学考古发掘开始了。
挖出来的东西，我们前面几章已经详细描述过：规模宏大的宫城、严格的中轴线布局、官营的青铜礼器作坊、象征王权的绿松石龙、复杂的墓葬等级……
这些发现，虽然没有任何一件器物上刻着“夏”字，但它们指向了一个明确无误的事实：在文献记载中夏朝的核心区域和对应年代（公元前18-16世纪），确实存在一个具有高度社会分化、强大组织能力和复杂精神文化的早期国家实体。
考古学没有直接“证明”夏朝，但它提供了关键的拼图：
时空对得上：二里头文化的年代、分布范围与文献中的夏朝中晚期高度重合。
文明程度对得上：其发展水平远超一般部落联盟，完全符合一个初期王朝的特征。
后续衔接对得上：二里头文化（学界或称“二里头文化”、或称“夏文化”）与后续的郑州商城（早商文化）在文化上有明显的继承与发展关系，构成了一个连续的文化演进序列，印证了“夏商相继”的记载。
考古学的铧犁，在疑古派思想耕耘过的荒原上，犁出了惊人的、实在的痕迹。它没有简单“证实”《史记》的每一个字，但它证明了：司马迁等古人所追述的那个“早期国家时代”，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里头，极大概率就是那个被称为“夏”的王朝的都城废墟。
四、终局与启示：真相在中间地带
今天的学术主流，已经走出了非此即彼的极端。我们大致可以这样理解这场公案的“和解方案”：
疑古派的贡献是伟大的：他们打破了盲目信古的迷信，揭示了古史记载中后世建构和神话加工的层面，极大地推进了历史学的科学化。我们不再把《史记·夏本纪》当成一字不易的信史，而是把它看作一份包含了历史素地、神话传说和政治理想的混合文本。
考古派的功绩是决定性的：他们用实物证据证明，在传说中的夏朝时期，中原地区确实进入了早期国家阶段。二里头文化，无论我们是否称之为“夏文化”，都是一个真实不虚的、辉煌的文明。
夏朝的面貌是复杂的：真实的夏朝，可能没有文献描述的那么系统、那么完美（或那么邪恶）。它或许是一个由松散到紧密的邦国联盟，其疆域、官制、文化影响力都处于动态变化中。它既是真实的历史存在（以二里头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也是一个被后世不断叙述、阐释和意义化的文化符号。
所以，“夏朝存在吗？”这个问题的最佳答案或许是：存在，但它的“存在方式”，介于确凿的考古遗迹与流动的历史叙事之间。 我们通过考古触摸它的躯体，通过文献理解古人对它的记忆与想象。两者结合，才能拼凑出那个遥远时代更接近真实的、模糊而又生动的面容。
这场百年论战告诉我们：历史，从来不是被发现出来的“现成事实”，而是在证据与阐释、怀疑与建构之间，被一代代人不断追寻和对话的“过程”。 寻找夏朝，本身就是现代中国认识自我起源的一场精神跋涉。
公案暂歇，证据与阐释的角力却永不会停止。我们探寻夏朝，挖出了宫殿、礼器，理清了制度、信仰，也看清了学术的纷争。但所有这些工作的终点，究竟是什么？是为了给教科书多添一个确信的章节，还是为了满足考古学家的好奇心？或许，答案藏在一个更根本的问题里：当我们在黄土之下寻找一个失落的王朝时，我们真正在寻找的，到底是什么？下一章，全书的终章，我们将一起抵达这场漫长追寻的最终站台，并尝试回答那个盘旋已久的问题：寻找夏朝，即是寻找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