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语】
公元前209年九月，在陈胜的影响下，第三支非常重要的反秦力量举兵反秦——刘邦在沛（江苏沛县）起兵。
注：第一支，陈胜、吴广；第二支，脱离陈胜吴广，在赵地自立为赵王的武臣、张耳、陈馀。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刘邦这支反秦义军是如何被触发的。
在陈胜的影响下，秦帝国沛县县令打算举城响应陈胜的义军，但是他麾下的主吏萧何、狱掾曹参却对此表示反对。
萧何、曹参的反对理由完全符合逻辑：县令是秦朝官吏，现在想要举兵反秦，响应的人不多，所以这事不靠谱。但是，如果县令把那些逃亡在外的人召集起来，然后反秦，这事大概率就成了（注，萧何、曹参所阐述的是县令身份原罪逻辑）。
县令于是便命樊哙去召刘邦来见，当他发现刘邦已经组织了百来号人的队伍时，便觉得刘邦的势力太大，不可控，于是反悔了。
紧跟着，沛县的县令大人就来了一波Sao操作：下令关闭城门，防守城池，并要诛杀萧何、曹参。萧、曹二人极为惊恐，翻过城去投奔刘邦以求自保。
至此，作死的县令已经一脚跨进了“鬼门关”。
刘邦便在绸绢上草就一书，用箭射到城上，送给沛县的父老，陈说利害关系，挑动县里的秦人反了县令，反了秦帝国。于是，沛县子民一不做二不休，杀了县令，敞开城门迎接刘邦，拥立他为“沛公”。
萧何、曹参为刘邦召集沛县青年，得三千人，以此响应诸侯抗秦。
刘邦的队伍就这样拉起来了，以100人起步，在培训发展至3000人，这才是令大秦帝国闻风丧胆的“屠龙刀”。
《资治通鉴》载，刘邦，字季，为人高鼻梁、眉骨突起如龙额，左大腿上有七十二颗黑痣。对人友爱宽厚，喜欢施舍财物给人，心胸开阔，素来有远大的志向，不安于耕田作地。起初担任泗水亭长，单父县人吕公，喜爱给人相面，看见刘邦的形状容貌，认为很不寻常，便将女儿嫁给了他。
刘邦以亭长身份奉县里委派遣送被罚服营建劳作的夫役到骊山去，途中大部分夫役逃亡。刘邦据此推测待到骊山时人已经都跑光了，于是便在行至丰乡西面的泽中亭后，停下来喝酒休息并释放所送的夫役们说：“你们都走吧，我也从此逃命去了！”
这一群夫役中年轻力壮的汉子愿意跟随他的仅有十余人。
刘邦一不小心喝高了（也许是断片了），夜间从小道走进湖沼地，遇到一条大蛇挡在道上，他随即拔剑斩杀了大蛇。一位老妇人拉着刘邦哭诉：“我的儿子是白帝的儿子啊，化为蛇，挡在小道上，而今却被赤帝的儿子杀了！”说罢就忽然不见了踪影。
刘邦随后逃亡、隐藏在芒砀山泽（河南永城）中，这山泽间于是常常出现怪异现象，刘邦就这样在芒砀山泽收了百来号人举旗反秦。
这就是历史上的“斩蛇起义”典故。史书的这一番包装意图是什么？
这段历史不仅情节跌宕起伏，而且蕴含着丰富的朝政智慧、人性洞察和历史书写的密 码。它清晰地展示了在乱世之中，个人选择、政 治策略、 宣传以及“天命”包装如何共同作用，最终塑造了历史的走向和帝王的传奇。
下面我们深入解析一下博弈各方的逻辑，以及司马光为何将史书（主要源自《史记》和《汉书》）中那些包装刘邦的“历史素材”全数纳入了《资治通鉴》？
【 萧何、曹参的智慧VS沛县县令的“骚操作”】
沛县县令原本就是秦朝官吏（秦廷的维护者），从身份上来看，他与反秦（掀翻秦廷）者之间存在根本性矛盾。
所以，县令试图反水作为秦朝的代表号召大家反秦时，其反秦行为势必难以取信于民。民众会怀疑其动机（自保？投机？陷阱？），其行为必然缺乏天然的号召力。
萧何、曹参精准地洞察了权力合法性和群众心理的关键，为县令提出的方案是务实且高明的——引入秦廷外的力量（逃亡者、反叛者）作为“新鲜血液”和“反秦符号”，以此有效打破“身份原罪”的障碍。
刘邦这样的逃亡者，本身就是秦法的破坏者，天然具有反秦的“合法性”和号召力。由此足见，萧何、曹参作为未来汉初重臣的政 这眼光多么毒辣。
沛县令的“Sao操作”之下，其行为必然失败。
县令召刘邦前来参与反秦，这是投机行为，见刘邦势大而反悔则是恐担心失控，这种反复就已经令人生厌，但也不至于丧命。
反复之后的县令干了一件最大的蠢事——欲杀萧何、曹参。
县令此举，直接将自己最得力的助手给逼反，同时也暴露了县令刻薄寡恩和愚蠢至极，彻底失去了人心和内部支持，至此，县令只剩下一条死路。
县令下令关闭城门之举，看似防守，实则将自己孤立于沛县父老和民众之外，为刘邦策反城内提供了绝佳的外部条件和道义优势（县令背信弃义、陷害好人）。于是，刘邦草书一封信，就能挑动沛县父老杀县令，举义旗。
【 刘邦的手腕与“沛公”身份的建立】
刘邦射书入城，精准地将矛头指向县令个人（而非整个沛县秦人），陈说利害（响应起义是生路，跟随县令是死路），成功分化瓦解了城内力量，策动父老反杀县令。这招是典型的“借力打力”、“祸水东引”，不留痕迹地就收获了人心，除却了反秦路上的第一只拦路虎，由此可见其手腕着实高明。
虽然史料记载刘邦是被沛县父老立为“沛公”的，但是，这很显然是刘邦、萧何、曹参、樊哙这帮人策划的结果。
刘邦被拥立为“沛公”而非“王”或“将军”，是因为“公”是楚国旧贵族的尊称，既区别于陈胜的“王”（树大招风），又利用了楚地遗民对旧贵族的认同感，赋予“沛县反秦老大”的政 治地位，同时留有上升空间（后来才称王）。这是非常务实的政 治定位。
称“沛公”后，刘邦依靠萧何、曹参在沛县的人脉和行政能力，迅速整合了沛县的人力物力，将百人小队扩张为三千人的反秦力量，“屠龙刀”就此有了雏形。
【 史书对刘邦的“包装”及其意图】
司马光在收录史料时，将那些包装刘邦的史料全数纳入了《资治通鉴》，这些包装史料包括：异相记载（隆准、龙颜、七十二黑痣）；吕公相面嫁女；“斩蛇起义”的神话；芒砀山泽的异常景象四大模块。
史料记载这些的动机很明显——包装刘邦，夯实刘邦未来开辟西汉帝国的“天命所归”属性。
在君权神授观念浓厚的古代，非凡的相貌是“真命天子”的标配。这些描述暗示刘邦生来不凡，注定非池中之物，为其日后称帝提供“先天”依据。这符合历代史家（尤其是官方正史）为开国帝王“造神”的传统。
这是史家很典型的“春秋笔法”——用一些似是而非的“历史传说”来解释“为何是刘邦”这个泗水亭长最终得了天下。同时也为汉帝国的建立实属“天命”来背书。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将其全数纳入，其核心动机在于利用这些被广泛记载和接受的神话传说，塑造了刘邦“天命所归”的帝王形象，为汉朝的正统性背书，同时也将其作为“德运”与“人事”相结合的典范，用以教化后世君主，以此达成“以史为鉴，资于治道”之目的。
【 结语】
萧何、曹参为秦帝国县令的“身份原罪”量身定制的破冰之道却被愚蠢的县令在投机、反复、背叛、自我孤立过程中演变为自己脖子上的绞索。
这一鲜明对比的历史细节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引入新力量破冰很重要，能接得住被引入的新力量更为重要。
公元前209年仲夏，刘邦仅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从亭长沦为通缉犯，从通缉犯蜕变为百人小队长，从百人小队长成长为“沛公”，这里面既有时代的客观因素，更有刘邦精准射书（宣传攻势）、矛盾转移（针对县令）、身份塑造（沛公）、资源整合（用萧曹）这一些列主观层面的关键性操作。
如果让历史照进现实，那么我们会发现：客观和主观之间的界限更多的时候都是模糊的，而且往往都是主观才是主动论，客观通常都是从动论。
司马光虽然一如既往地继承了司马迁所开创的“天命叙事”之春秋笔法，但却也将其纳入了“以史为鉴，资于治道”的历史正轨。也许，诸如《马斯克传》这类海外的名人传记也偷师司马光校正后的“天命叙事”与“春秋笔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