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年开春，新房子的油漆味散得差不多了。搬家那天，杨父杨母也把家里的铺盖、缝纫机这些一并搬了过来。杨母一边指挥着摆放那台老式五斗橱，一边对着帮忙的李玉容念叨：“二妹啊，这回宽敞了，你爸早上走去医院打针，溜达着就去了，方便。”她顿了顿，手里摩挲着橱柜上一个褪色的糖盒，声音低了些，“老二那边……唉，我是真住不下去了。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闹，锅碗瓢盆都不知砸了几套。上个月，老二媳妇又报了警，左邻右舍看笑话……我这心，整天揪着。”
李玉容正擦拭窗台，闻言停下动作。她知道老二两口子闹得凶，但没想到到了这地步。“妈，那他们现在……”
“打的时候凶得很，过几天又好得很，跟幼儿班的娃儿一样！说了老二几回了，还是老样子，一不对头就动手……”杨母重重叹了口气，“总说他也不改，我是没法子了。管不了，也管不动。我就想着，娃娃可怜。”
我那天把他两口子领取了保险公司，给小东买了份保险，也算是给孩子以后有个保障！”
新家宽敞明亮，四室两厅，杨父杨母住朝南的一间，窗户外果然能望见医院门诊的灯光。杨父的病需要每天注射胰岛素，杨母负责消毒、准备，李玉容有时帮忙打针。针头扎进去时，杨父常常闭着眼，枯瘦的手攥着椅子边，一声不吭。只有一次，他低声对杨军说：“这针剂……不便宜吧？拖累你们了。”
杨军正看手机里的新闻，头也没抬：“爸，说这些干啥。病了就治。”语气硬邦邦的，却把削好的一个苹果放在了父亲手边。
生活似乎步入新的轨道，但阴影并未完全散去。一天吃晚饭时，杨军突然对李玉容说：“老二今天来找我，想借点钱，说手头紧，那保险下个月费可能交不上。”
杨母正给孙女夹菜，筷子停在半空：“他又搞什么名堂？工资呢？”
“说是投资什么朋友的项目，暂时没钱了。”杨军扒拉着饭，“我这个月工资都借给他了。其他事，我管不了。”
杨母把筷子重重拍在碗沿上，发出“铛”一声响：“三十好几的人了，立不起来！以后他的事，你们少掺和，管好自己就行！”话虽这么说，她眼里却是掩不住的烦忧和无力。
或许是为了排解这些烦心事，杨母雷打不动地恢复了她的固定节目——去莲花市场那边跳坝坝舞。每天晚饭后收拾妥当，她就换上那件枣红色的涤纶上衣和黑色练功裤，拎个小收音机出门。
“妈，又去跳舞啊？”李玉容在厨房洗碗，探头问。
“去！筋骨不动就锈了。”杨母对着玄关的镜子捋了捋头发，“你们在家看着点你爸，别让他又偷摸吃甜东西。我九点前回来。”
楼下传来节奏鲜明的凤凰传奇音乐声，那算是这片小区黄昏的背景音之一。杨母很快融入那群年龄相仿的老姐妹中，扭腰、摆手、旋转，动作一丝不苟。跳舞间隙，她们聚在一起喝水、闲聊。
“杨婶，搬新房子了哈？享福了哦！”一个烫着卷发的阿姨凑过来说。
杨母接过话头，脸上有了光彩：“哎，儿子媳妇孝顺，非让我们搬过去一起住，说方便照顾。房子就在医院对面，宽敞是宽敞，就是事情也多……”她话锋一转，忍不住又吐苦水，“不像你们清闲，我家那个老二，唉，不成器，愁得我白头发都多了几把。”
“儿孙自有儿孙福，你看开点嘛。还是你大儿子靠谱，新房都给你们买起。”
“那是，老大两口子没得说。”杨母点头，语气里有了点实实在在的安慰，“就是当妈的，一颗心掰几瓣，哪瓣都放不下。”
音乐再次响起，她随着节奏舞动，暂时把家里的烦嚣抛在脑后。舞步轻快，但眉宇间那缕习惯性的蹙纹，并未真正舒展开。
跳完舞回来，身上还带着微汗和夏夜的闷热气息。进门看见杨父靠在沙发上打盹，电视还开着。杨军在自己房间看电脑，李玉容在检查女儿的作业。一切如常，平静，甚至有些沉闷。
“回来啦？”李玉容抬头打招呼，“锅里温着绿豆汤，喝点解暑。”
“嗯。”杨母应了一声，换了鞋，走到沙发边，轻轻推了推老伴，“老头子，回屋睡去，这里凉。”
杨父迷迷糊糊睁开眼，“哦，舞跳完了？”
“跳完了。”杨母看着他迟缓的动作，伸手扶了一把。这一刻，褪去了舞场上的活力，她只是一个照顾久病丈夫的普通老妇，背影显得有些疲惫。
她喝完绿豆汤，走到阳台上，望着对面医院夜晚依然亮着的“急诊”红灯，看了好一会儿。楼下偶尔传来汽车驶过的声音，远处广场舞的音乐隐约未绝。这个新家，带来了就医的便利和空间的宽敞，似乎也承载了更多剪不断、理还乱的家庭琐事与牵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