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雾还没散，陈砚踩着露水往村西头的祠堂走。青石板路湿滑，每一步都像踩在镜子上，倒映着灰蒙蒙的天。祠堂的木门虚掩着，门轴上的铜环挂着串红布条，被风一吹，在雾里轻轻摆动，像谁在招手。
推开门时，霉味混着檀香扑面而来。正厅的香案上摆着三排木牌，牌位前的铜炉里插着三支残香，香灰弯成了圈，还没断。最前排的牌位擦得锃亮，乌木上的金字在微光里闪着暖光——是村里过世的老人，牌位右侧刻着小字，记着生辰忌日，还有“爱喝浓茶”“善编竹筐”之类的碎语。
“陈老师来啦？”守祠堂的三叔公从里屋走出来，手里攥着块抹布，“刚擦完牌位，你看这雾，潮气重得很，不擦容易长霉。”他指着最左排的空位，“周明以前总说，这排得留着，等村里添了新过世的长辈，就把名字刻上去。他还说，牌位不光是念想，更是本‘活账本’，记着谁欠了谁的情，谁帮了谁的忙。”
陈砚凑近看，果然在一块旧牌位背面发现了刻痕：“王阿婆，1983年借李家半袋米，1985年还了一篮鸡蛋。”字迹歪歪扭扭，是周明的笔锋。三叔公说：“那年头穷，借东西是常事，周明怕大家忘了，就往牌位背面刻。他说‘人走了，账不能走，得让后人知道，当年谁帮过咱家’。”
香案底下藏着个木箱，三叔公掀开箱盖，里面码着厚厚的纸卷，全是周明记的“人情账”。最上面一卷写着：“张叔帮修屋顶，欠他三顿饭；刘婶给缝了件棉袄，欠她两尺花布；小石头替看了三天鸡，欠他一把弹珠……”每笔账后面都画着个小符号，吃饭画个碗，布料画把剪刀，弹珠画个圆圈。
“这账他记了五年。”三叔公抽出最底下的纸卷，纸边都磨破了，“最后一页写着‘欠祠堂三担柴’，是他走前三天记的。那天他来扫祠堂，说梁上有灰尘，得架梯子上去擦，结果梯子滑了，摔下来磕破了头。他说‘这柴得补上，不然祠堂该冷了’。”
陈砚翻开那页，果然看见“欠祠堂三担柴”几个字，后面画了个发抖的小人，旁边注着“头有点晕，明天补”。字迹比别处浅，像是没力气往下刻，纸页边缘还沾着点褐色的痕迹，三叔公说那是血渍。
“第二天他没来，第三天也没来。”三叔公的声音低了些，“后来我们才知道，他那天摔得不轻，躺了两天，起来第一件事就往山上砍柴，结果……”他没再说下去，只是从木箱里掏出把砍柴刀，刀鞘是枣木的，上面刻着朵小兰花——周明总爱在工具上刻花，说“干活时看着花，再累也有精神”。
刀身擦得雪亮，能照见人影，刀刃上留着道浅浅的缺口。三叔公说：“这是他最后砍的那担柴弄的，柴里有块石头，他没瞧见，崩了个豁口。”他用拇指蹭了蹭缺口，“他总说，工具得带点伤才好用，就像人，受过伤才懂疼人。”
祠堂后墙有面空白的木板，是周明留着写家训的。现在上面只刻了一半：“一要守时，借人的东西得按时还；二要记恩，谁给过暖，得刻在心上；三要……”第三个字只刻了个起笔，像个“勤”字，又像“善”字。木茬还新着，像在等谁来把剩下的笔画补全。
“他说家训不能瞎写，得让村里的老人都点头才算数。”三叔公摸着那半截字，“那天他召集了八位老人，坐在祠堂里讨论，从晌午说到日落，最后定了十条。他说‘今晚就刻，刻完请大家喝米酒’，结果米酒温好了，他却没来——山上落石，把他埋在了那边的核桃树下。”
陈砚走到木板前，指尖抚过那半截字，木茬扎得指腹发痒。三叔公递来把刻刀：“他的刀，你试试？老人们说，这第三条该是‘勤’，他总说‘手脚懒了，心就懒了；心懒了，日子就荒了’。”
刻刀落下时，陈砚的手有点抖，木屑簌簌往下掉，像在替谁掉眼泪。刻到第二笔时，他忽然明白周明为什么把家训刻在祠堂——这里的牌位记着过往，木箱里的账册连着当下，而未写完的字，是想牵着未来的手，让日子一代接一代，活得明明白白、热热闹闹。
“中午在这儿吃饭。”三叔公往灶房走，“我蒸了红薯，是周明去年种的品种，他说这薯甜，适合给祠堂当供品。”灶房的烟囱很快冒出烟来，混着雾散开，祠堂里的檀香、纸卷的霉味、新刻的木屑香，在雾里慢慢融成一团，像谁在轻轻叹气，又像在微笑。
香案上的残香终于断了，香灰落在牌位前的空地上，积成小小的山。陈砚把那卷“人情账”放回木箱，特意把“欠祠堂三担柴”那页露在外面，又拿起那把带缺口的砍柴刀，往屋后的柴房走——他得先把周明没砍完的柴补上，就像补那半截没写完的家训，补那些藏在时光里的遗憾。
雾渐渐薄了，阳光从祠堂的窗棂挤进来，在地上投下格子状的光斑，像张网，兜着那些没说尽的话、没还完的情、没刻完的字，在尘埃里静静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