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学会刚成立时，院士们立志要“验证一切事物，以便坚守正确的东西”。他们曾潜心研究“西鲱鱼是不是小鲱鱼”；还把独角兽角磨成粉，围成一个圈，把蜘蛛放在圈中间——结果“蜘蛛立刻就跑出去了”。他们试了好几次，蜘蛛“有一次在粉末圈里待了一小会儿”。他们还研究过肯尼思·迪格比的“交感粉末”：“当时大家正讨论磁疗，吉尔伯特·塔尔博特爵士承诺会分享自己所知的‘交感疗法’，还请那些有‘交感粉末’的会员，下次开会时带些过来。”
1661年6月21日，几位先生被指派为“用交感粉末折磨人的提案管理员”；但我没找到任何关于实验结果的记录。院士们就这样一直研究着，直到1751年约翰·希尔爵士写文章讽刺他们。在我看来，这部曾广为人知的作品，其实是皇家学会有史以来收到的最高赞誉。文中列举了当时《哲学汇刊》上多篇如今看来粗浅幼稚的研究——但这恰恰说明，那些研究者是真的在“研究”，而非凭借所谓的“固有认知”，对“自然知识”妄下论断。若非如此，希尔既不知道该批评什么，也不知道该如何批评。
如今情况已完全不同。科研机构的根基早已稳固，不会再冒这样的风险。就像那句拉丁语说的“Ibit qui zonam perdidit”（可译为“身无分文者，敢取城池”），换成俗语就是“兜里没一个子儿的人，才敢去抢城堡”。
如今这些大型科研机构，已没有任何集体目标，唯一的作用就是为研究者个人的积极性提供支持：它们为投稿人出版作品，同时会发表一份通用声明，表明自己不对所刊内容负责。当然，它们不会什么内容都发表给所有人看；但只要作者有一定声望，或是内容看起来合理、安全，通常都能发表。这其实合情合理——就像“牧人”和“猎兽者”是完全不同的群体，行事方式也截然不同。这些科学学会，用唯灵论者的话说，就像是“出版媒介”；而它们“传播的观点”中，偶尔也会出现一些荒唐内容，仿佛“更高层次的认知”也并非总能避开无稽之谈。
有个笑话，据说和约翰·希尔爵士有关。说实话，我不太相信这是真的，但它能说明，希尔的同时代人并不觉得他没有幽默感——好的故事，总能和它所关联的人物性格沾上点边。据说希尔曾伪造了一封来自朴茨茅斯的信，寄给皇家学会，内容是：有个水手从桅杆上掉下来摔断了腿，用绷带包扎后，又涂了大量松节油，结果三天后，他的腿就恢复如初，能正常活动了。
当时学会的人正一本正经地讨论这封信——要知道，那时候很多人都觉得松节油有神奇的治疗功效。而这个开玩笑的人（希尔）又安排人送来了第二封信，信里说：“上一封信里，我忘了提一件事——那个水手的腿是条木腿！”这个故事是霍勒斯·沃波尔讲的，我猜是他第一个说的；他的话能证明这个故事确实流传过，但也仅此而已，没法证明故事的真实性。
约翰·希尔爵士的那本书，是篇既滑稽又尖锐的讽刺作品。皇家学会秘书马蒂博士，在他主编的《不列颠杂志》（1751年2月号）中，这样评价这本书：
“这位富有才华的博物学家，已经为我们带来过不少佳作，还在准备更多实用的着作，如今却把蘸着胆汁和苦艾的笔，用在这种招人恨的事情上，实在令人遗憾。诚然，他的不少批评都有道理，指出错误的同时也给出了修正方案。但他往往不够公正，而且总会夹杂着侮辱之词。说到底，他这本书能证明什么呢？不过是证明一套内容丰富、极具价值的文集（指《哲学汇刊》）中，有四十五分之一的内容存在错误罢了。学会的章程并未限制会员发表作品的数量，难免会有肤浅的作者混入；可他怎能把那些肤浅作者，和众多一流学者混为一谈？正是这些一流学者的着作，曾为《汇刊》增光，如今依然在为《汇刊》添彩。他难道忘了吗？《汇刊》上曾频繁出现波义耳、牛顿、哈雷、棣莫弗、汉斯·斯隆等人的名字；如今也还有沃德、布拉德利、格雷厄姆、埃利科特、沃森等人的文章——更别提还有一位希尔先生自己最推崇的作者，我说的就是希尔先生他本人啊！”[7]
这是当时唯一针对希尔的回应，却根本算不上回应。希尔的目的是揭露荒谬，所以他才专门收集那些荒谬的研究。我坚信，希尔其实是皇家学会的功臣；而且，比起他若选择淡化学会的错误、一味吹捧，这样的“批评”对学会的益处要大得多。不会有评论家指责我没提到扬、拉普拉斯这些人——因为我的书有个名副其实的标题，而希尔本不该把自己的书称作对皇家学会“着作”的评论（毕竟他只挑了荒谬内容，并非全面评论）。
曾有人指责约翰·希尔爵士，说他曾试图成为皇家学会院士却失败了。希尔否认了这一点，还要求对方拿出候选人必须提交且会被存档的推荐书作为证据[25]。但或许他根本没走到“提交推荐书”这一步——也就是说，他找不到人推荐自己；以他的性格，陷入这种困境倒也合理。我自己也曾在一些小事上和皇家学会有过分歧，所以我猜，或许也有人会怀疑我（曾试图加入却失败）。至于我到底能不能成为院士，我也说不清；就像有人被问会不会拉小提琴时回答的那样——“我从没试过”。总体来看，我一直对皇家学会的历史评价很高。习惯研究历史的人，看问题会着眼于整体，会考量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皇家医师学院等机构的完整发展历程；但那些没有历史思维（我指缺乏从历史角度看问题的习惯）的人，对当下事物的看法往往片面，一旦试图回顾过去，就很容易陷入混乱。我不想举会冒犯当今任何人的例子——毕竟没这个必要，咱们就说说整个国家对历史的认知吧。“《大宪章》万岁！它是我们自由的光荣保障！”《大宪章》里写着“任何自由人，不得被逮捕、监禁……或以任何方式剥夺权利，除非经由其同等级别的人依法审判”[8]。“自由人”（Liber homo，即“自由佃农”）确实能从中获益——可那些“农奴”（villeins）呢？哦，现在已经没有农奴了！但当时是有的。可谁会在意过去的农奴、蛮族或是奴隶呢？于是，英格兰、雅典、斯巴达都被说成是“自由国度”——仿佛生活在其中的所有“自由民”都拥有真正的自由。然而，在《大宪章》颁布很久之后，农奴仍会连同他们的“财产与子女”（文书中如此排序）被一同买卖；《大宪章》颁布很久之后，法律依然规定“领主可随意抢劫、水淹其农奴，并对其施以惩罚，唯不可使其致残”[9]。
皇家学会成立之初是一个合作组织，“合作”是它的核心宗旨。早期的宪章等文件里，完全没有要将其打造成“科学荣誉象征”（类似“荣誉军团勋章”那样的荣誉组织）的痕迹。显然，当时成为会员的条件很简单：有能力且愿意为推动自然知识做实事，不论人数多少、社会地位高低。正如前文提到的，查理二世曾因学会搞排他性而严厉斥责过他们。久而久之，“院士头衔代表荣誉”的观念几乎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我最初了解皇家学会时，它就处于这种状态。社会地位高且确实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很容易被选入学会；可一旦有人声称自己是凭“科学成就”申请，大家就会下意识地考察他“够不够格搞科学”。学会实际上采纳了诗人的准则，把院士们无形中分成了两类：“核心精英”（drink-deeps，可理解为“深度参与科研的人”）和“边缘成员”（taste-nots，可理解为“仅挂名、不深耕科研的人”）。
早年，皇家学会院士们对自身“成分混杂”的态度，让我很反感。大约37年前（1830年左右），一位在科学界地位很高的人，曾想给我一些“鼓励”。他说：“过些时候，我们会让你成为皇家学会院士的。”我心里却想：“呵！”——因为那天我刚听说了几桩新当选院士的事，那些人的“科学造诣加起来，连‘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第一卷公理1）都证明不了，也解释不清水泵的工作原理”。这样的“晋升”，真值得我向往吗？此外我还了解到，若从一些极具影响力的院士的主张来判断，皇家学会似乎认为自己“理应得到一切最好的东西”，而“次一等的”才该留给那些新成立的科研机构。有一次，在天文学会的周年庆典上，皇家学会的一位秘书在致谢时，几乎是在给在场众人“上课”，说所有人都有“义务”把最优秀的研究成果交给皇家学会，而皇家学会“绝对有权”期待这样的待遇。我的一位老朋友，也曾在类似场合断言：“大家向来都是这么做的，而且本就该这么做。”
近年来，皇家学会的一位会长也提出过类似的主张。1855年，罗斯勋爵向理事会提交了一份机密备忘录，探讨扩大理事会成员规模的可行性。他在备忘录中写道：“理事会规模如此之小，根本无法让各大主流科研机构都获得满意的代表席位；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指望那些机构会继续把次等的论文留给自己发表，却把最优秀的成果送到我们的《会刊》上。”[27]
此外，即便所有科研机构都在理事会有代表席位，罗斯勋爵还说：“就算每门学科都有专属学会，就算它们会发表所有研究成果，却把最优秀的论文（指不交给皇家学会）留着——当然它们不太可能这么做——皇家学会依然会保有……”
罗斯勋爵似乎以为，那些规模较小的学会会主动把最优秀的论文转交给皇家学会。比如，他觉得天文学会要是收到某个人（A.b.）一篇特别出色的论文，会把这篇论文转交给皇家学会。但这完全是误解：选择把论文优先投给皇家学会而非其他机构，决定权只在投稿人自己手里。可一位会长竟会产生“其他学会已集体认可并践行这一规则”的想法，这恰恰说明皇家学会的“特权主张”已根深蒂固。
我始终无法认同这种主张。记得第一次在天文学会周年晚宴上，听到皇家学会秘书克里斯蒂先生提出这种说法时，我立刻想到了沃尔特·司各特笔下的那位男爵，男爵曾说：
“我要向吉尔伯特骑士讨一笔遗产，
身为封臣，你该把最好的骏马献上。”
而吉尔伯特的回应是：
“纵然你是领主与伯爵，我敢说，
我的‘鹿蹄’（骏马名），我驾驭得比你更妥帖。”
我完全承认，皇家学会凭借悠久历史与卓越贡献，理应拥有最高地位和应得的尊重；但我过去无法、现在也依然无法认同“投稿人有义务把最优秀的成果交给皇家学会”——投稿人只需对自己的成果负责，无需承担这样的义务。
如前文所说，我习惯从历史角度看待问题。我知道一个事实：皇家学会（或许主要责任在当时的会长约瑟夫·班克斯爵士）曾坚决反对其他学会的成立，比如地质学会和天文学会——不过必须补充一句，那些带头“反抗”、成立新学会的人，大多本身就来自皇家学会。正是这个事实，让我对皇家学会的“特权主张”更添了几分反感。这种反感虽不清晰，却带着反精英的意味——在我看来，这个机构未免有些自视过高了。
我敢说，这种反感本可能慢慢淡化，可一个更难接受的问题出现了：我对物理学的看法逐渐成型，而这种看法让“F.R.S.（皇家学会院士）”这个头衔若加在我名字后面，会成为一种“虚假的象征”。皇家学会是普通物理学的重要堡垒，可在当今的哲学体系中，普通物理学领域存在一些让我无法认同的观点——我无法认同皇家学会所秉持的相关主张。任何看到我名字后跟着这三个字母的人，都会推断我秉持某种思维方式，但这种推断是错误的。要把这点完全说清楚，需要很多篇幅。或许以后，我会写一本“预算”，汇总“先验哲学”的研究成果、对“全知”的浅尝辄止，以及它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从家庭客厅到陪审团席位，从女子学校到教区会议。
皇家学会里确实有人，即便没有其他人反对，也会试图让我的批评（无论结论对错）失去依据，但这些人只是少数。
若仅将皇家学会盛行的哲学原则作为“原则”来看，其实没什么可反对的；可在日常实践中，却存在一种“全知全能”的傲慢，而这种傲慢恰恰是这些原则本身所驳斥的。这就像那些最爱报复的基督徒，嘴上说着“如何对待伤害自己的人”的漂亮话，却没一个人像我认识的一个小男孩那样坦诚——他妈妈告诫他“要爱你的仇敌”，他却回答：“你抓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