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的车轮摩擦着铁轨，发出一声悠长的“呜——”，像挣脱束缚般猛地窜出站台。
我瘫在靠窗的座位上，指尖无意识地在冰冷的窗玻璃上划动——玻璃凉得刺骨，上面映出一张模糊而疲惫的脸，眼底下那大片青黑，连厚厚的粉底都遮掩不住，是这一个月来自我折磨留下的印记。
座椅扶手的皮质已经磨出了毛边，我低着头，不停地抠着那些翘起来的细小纤维，心里空荡荡的，仿佛被人硬生生挖走了一块。
邻座的小孩哭得震天响，他母亲一边哄着“乖，再忍忍就能见到爸爸了”，一边拿着个小小的玩具车在小桌板上滑来滑去，“哐当”一下撞在我的保温杯上，发出刺耳的声响。
我把杯子默默往里挪了挪。杯壁上还贴着去年公司年会发的“优秀员工”贴纸，如今看来，这标签简直比戏台上的丑角还要滑稽可笑。背包里揣着个在高铁站便利店匆忙买的金枪鱼饭团，咬了一口，味同嚼蜡，剩下的大半截在包里慢慢变凉、发硬。
窗外的景色像一幅缓缓展开的渐变画卷。
先是密密麻麻、反射着冰冷光芒的摩天大楼，那些玻璃幕墙像死人苍白的脸，毫无生气——这景象莫名让我想起楚曼公寓里那些昂贵却毫无温度的家具。
接着是郊区的工厂区，巨大的烟囱向外吐着灰蒙蒙的烟雾，压抑得让人胸口发闷。
再往后，视野豁然开朗，大片冬麦田覆盖着薄薄的霜，红砖砌成的小屋零星散落在田间，烟囱里冒出的炊烟带着暖意，像母亲织毛衣时不小心掉落的毛线头。
最后，连田野也消失了，只剩下连绵的黛青色山峦，在薄雾中若隐若现，宛如童年时信手涂鸦的简笔画。
年关将近，这飞驰的铁皮箱子里满载着归家的急切与温情。
前排的阿姨手法娴熟地织着毛衣，一个藏青色的毛线团滚到我脚边，她笑着冲我喊：“小伙子，帮个忙捡一下嘞！”手指上还缠绕着半截毛线。
斜对面的大叔正打着电话，嗓门洪亮得整个车厢都能听见：“买了烤鸭和糖糕！明儿个到家就给你留着！”嘴角那抹发自内心的笑意，藏都藏不住。
只有我与这氛围格格不入。内心如同一潭死水，即使狂风刮过，也激不起半点涟漪。
整整一个月了。自从我把那部装载着“未来伴侣系统”的手机狠狠塞进行李箱最底层，已经过去了三十个日夜。这三十天，我活得如同一台上紧发条的麻木机器。
每天早上七点准时被闹钟拽起，挤进能把人压成纸片的地铁。
我缩在拥挤的角落里，闻着周围人身上传来的包子、豆浆味，内心却毫无波澜。
上班后依旧在格子间里机械地敲击代码，屏幕上密密麻麻的0和1像永不停歇的蚂蚁，错了就麻木地修改，不带任何情绪。
午餐是便利店的饭团，只是口味从金枪鱼换成三文鱼，嚼在嘴里却是一样的味同嚼蜡。同事热情招呼聚餐，我总是摇头推说“活儿还没干完”——其实是再也提不起精力去应付那些虚伪的热络，那些人际间的弯弯绕绕，比最复杂的代码更难解析。
晚上七点准时下班，地铁里人潮稍退，我靠在冰凉的车门上看着窗外飞逝的夜景，霓虹闪烁，绚丽夺目，却感觉比老家那盏昏黄的煤油灯还要冰冷。
那部该死的手机，被我用力裹在一件旧t恤里，死死压在行李箱最底层，上面还压着去年那件袖口已经磨白的黑外套——破旧不堪，我却一直没舍得扔。
我不敢去看它，怕只要瞥见一眼，就会忍不住按下那个诱惑的开机键，怕再次听到那句如同魔咒的“系统已启动，正在分析目标数据……”
那种掌控一切的滋味，毒性太强了。
预先知道对方的隐私和下一句会说什么，精准地拿捏如何撩拨才能让对方心动，清楚地掌握每个人的情感软肋并加以利用——这种将一切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感觉，堪比最烈性的毒品，让人欲罢不能。
可随之而来的代价，我也尝够了：深夜辗转反侧，耳边仿佛总有蚊蝇般的幻听在嗡嗡作响，“目标情绪波动”、“好感度上升”，吵得人头痛欲裂。吃饭食不知味，连母亲特意寄来的、香喷喷的腊肉蒸好了，也只是机械地咬上一口便再也咽不下去。
比这生理上的戒断反应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内心深处对自己的强烈厌恶和恶心。
我活成了自己曾经最鄙视的模样：用冰冷的数据去丈量炽热的感情，用精密的算计去替代宝贵的真心，将他人的喜欢视为需要完成的任务，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虚伪的“掌控”之上。
当广播里响起乘务员软糯的“欢迎回家”时，我拎着轻飘飘的箱子随着人流走出车站。
湿冷的空气瞬间包裹上来，带着故乡那条冬天也不封冻的河水特有的腥气，还有隐约飘来的鞭炮火药味，呛得我忍不住轻咳了两声。
“卫柠！这边！”
父亲那熟悉而略带沙哑的嗓音，奋力地从嘈杂的人堆里穿透出来。
我抬头望去，一眼就看见他正用力挥舞着一条红色的围巾——那是我高中时戴过的旧物，母亲总说“还能用，别浪费”，如今已经被洗得有些褪色。
他身上穿着我去年给他买的深灰色羽绒服，帽檐上还沾着几点未化的雪花，脸上纵横的皱纹因为灿烂的笑容而舒展开，像一朵风霜雕刻出的花，只是眼角的纹路，似乎比记忆中又深了几许。
他快步迎上来，一把接过我手中的行李箱。箱子其实并不重，只装了几件随身衣物和那部被封印的手机，可他却攥得死紧，指关节都因用力而微微发白，仿佛生怕一松手，我就会再次消失不见。
“瘦了，颧骨都凸出来了。”他伸手摸了摸我的胳膊，那双因常年劳作而粗糙得像砂纸般的手，指腹还沾着点点未擦净的面粉——定是早上在家忙着包饺子留下的。
那带着体温的触感，透过厚厚的毛衣渗进来，暖得我鼻腔猛地一酸。
“是不是又没好好吃饭？工作再忙，也不能亏待自己的身子啊。”
“没有，就是……忙起来忘了。”
我挤出一个有些生硬的笑容，把那条红围巾塞回他手里，
“爸，你围着吧，你耳朵都冻红了。”
他却不由分说地又给我仔细绕在脖子上，冰凉的指尖偶尔碰到我的皮肤，带着熟悉的、令人安心的凉意——就和小时候一样，他总是这样，仔仔细细地绕上两圈，再把边角妥帖地塞好。
父亲骑着他那辆我上大学时买的旧电动车载我回家。黑色的车身已经掉了不少漆，显得斑驳，但车座上母亲亲手缝制的棉垫依旧厚实而温暖。
寒风像小刀子似的刮在脸上，生疼。但我紧紧靠在他不再宽阔却异常坚实的后背上，能清晰地闻到他身上那股熟悉的、五块钱一包的廉价烟味，还有羽绒服里散发出的、阳光曝晒过的温暖气息——那是母亲特意晒过的味道，带着棉被特有的、让人心安的味道。
车子驶过老街，包子铺的老板娘正站在蒸腾着滚滚白汽的笼屉旁，热情地吆喝着“热包子嘞！”。杂货店门口已经挂起了喜庆的红灯笼，那个大大的“福”字贴得有点歪斜，一看就是老板自己动手的杰作。
暖黄色的路灯灯光，温柔地洒在湿漉漉的青石板上，仿佛碎金铺地，也将我们父子俩依偎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