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宣中兴：余晖下的复兴（约黄帝纪年2770—2745年，公元前74—公元前49年 ）
汉武帝刘彻在位五十四年，他北击匈奴、南征百越、凿空西域，将大汉的声威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可这份辉煌的背后，是天下百姓数十年的负重前行——连年征战让丁壮死伤无数，严刑峻法使民间冤狱丛生，过度征敛又让无数农户破产流亡。到了武帝晚年，关东流民已达二百万，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曾经强盛的大汉王朝，俨然走到了风雨飘摇的边缘。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汉武帝在五柞宫病重，临终前将年仅八岁的太子刘弗陵托孤给四位大臣：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这四位辅政大臣中，霍光无疑是核心——他是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异母弟，自少年时入宫为郎，侍奉武帝三十余年，以谨慎周密深得信任。武帝曾赐给他一幅“周公辅成王”的画作，其托付之意不言而喻。
武帝驾崩后，刘弗陵即位，是为汉昭帝。朝堂之上，四位辅政大臣很快便显露出了裂痕。金日磾本是匈奴休屠王太子，归汉后一直谨小慎微，辅政一年多便病逝，算是全身而退；上官桀则野心勃勃，他先是通过联姻，让自己的孙女（同时也是霍光的外孙女）成为皇后，随后便联合御史大夫桑弘羊、昭帝的兄长燕王刘旦，企图扳倒霍光，夺取朝政大权。
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上官桀等人精心策划了一场阴谋——他们伪造燕王刘旦的上书，弹劾霍光“专权自恣”，说他检阅羽林军时僭用天子仪仗，又擅自增选幕府官员，有谋反之心，请求昭帝下令将其逮捕。当时昭帝年仅十四岁，朝中大臣多以为皇帝年幼，定会被这份奏疏蒙蔽。可没想到，昭帝看过奏疏后却一言不发，次日上朝时，更是直接戳穿了这场骗局。
他看着满朝文武，目光落在霍光身上，缓缓说道：“大将军检阅羽林军，是在京城附近，增选幕府官员也是最近的事，前后不过十天。燕王远在蓟城，怎么可能这么快就知道这些事？这封奏疏分明是伪造的，是有人想陷害大将军。”这番话条理清晰、逻辑缜密，让在场的官员无不震惊——谁也没料到，这位少年天子竟有如此敏锐的洞察力。上官桀等人见阴谋败露，索性打算发动政变，结果事情泄露，全族被诛，燕王刘旦自杀身亡。经此一役，霍光彻底清除了朝堂上的反对势力，成为大汉王朝实际的掌权者，而昭帝对霍光的信任，也自此达到了顶峰。
此后的数年里，霍光与昭帝形成了极为默契的君臣相济之势。昭帝深知自己年幼，朝政繁杂，便将一应政务尽数托付给霍光，自己则安心做一个“垂拱而治”的君主；霍光也没有辜负这份信任，他始终秉持着武帝晚年颁布的《轮台罪己诏》中“与民休息”的政策，大刀阔斧地调整国家政策，只为让百姓能喘口气。
当时天下最紧迫的问题，便是因过度征敛导致的民生凋敝。霍光首先从减轻赋税入手，将武帝时期的“口赋”（人头税）从每人每年二十三钱减至二十钱，又将成年男子的“更赋”（徭役税）减免一半，让农户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农业生产。对于因灾荒流亡的百姓，他下令各地官府不得苛责，还开放皇家的苑囿和公田，让流民耕种，甚至借给他们种子和农具，等到秋收后再偿还。
在农业生产上，霍光十分重视水利建设。当时关中地区的郑国渠、白渠因年久失修，灌溉能力大幅下降，他便征调民力对这些水利工程进行疏浚和修缮，还在朔方、西河等地开凿新的渠道，使得更多的农田得以灌溉。这些举措下来，大汉的农业生产很快便有了起色——从元凤元年到元平元年（公元前80年-公元前74年），关中地区连年丰收，粮价从武帝晚年的“谷石万钱”降到了“谷石五钱”，创下了汉初以来的最低纪录。
除了农业，霍光对商业也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政策。武帝时期为了筹集军费，实行了“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政策，由国家垄断盐、铁的生产和销售，虽然增加了财政收入，却也因官营产品质量低劣、价格高昂，严重损害了百姓利益。霍光掌权后，虽然没有废除盐铁官营，但对其进行了改革——他要求各地盐铁官不得强制百姓购买，不得随意提高价格，还选派清廉官员前往各地监督，严惩那些趁机牟利的贪官污吏。这些措施让商业逐渐恢复活力，长安、洛阳、临淄等大城市再次变得热闹起来。
在政治上，霍光也始终保持着谨慎克制的态度。他虽然手握大权，却从不独断专行，遇到重大事务，总会召集丞相、御史大夫等大臣共同商议；对于昭帝，他更是始终保持着臣子的礼节，从未有过僭越之举。而昭帝也对霍光极为信任，无论朝中有人如何诋毁霍光，他都一概不信，甚至还曾明确对大臣们说：“大将军是先帝托付给我的重臣，有他在，我才能安心治理天下，你们以后不许再妄议大将军。”
君臣同心，其利断金。在霍光的辅佐和昭帝的支持下，大汉王朝的政局逐渐稳定，经济快速恢复，百姓的生活也一天天好起来。曾经因战乱和苛政而布满疮痍的国土，终于开始重现生机——田野里重新长满了庄稼，村落中又响起了鸡鸣犬吠，市集上的货物琳琅满目，就连边境地区，也因为朝廷不再轻易发动战争，而变得安宁了许多。史书上记载，这一时期“百姓充实，四夷宾服”，虽然有些溢美之词，却也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
然而，就在这大好局面之下，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却再次将大汉王朝推向了未知的深渊——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四月，年仅二十一岁的汉昭帝在未央宫病逝，且没有留下子嗣。这位少年天子在位十三年，虽然大多数时间都处于霍光的辅佐之下，却以其聪慧、信任和包容，为大汉的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离世，不仅让霍光失去了最信任的君主，也让刚刚稳定下来的朝局，再次陷入了动荡之中。
昭帝无嗣，皇位继承便成了头等大事。当时朝中大臣们商议后，决定迎立汉武帝的孙子、昌邑王刘贺为帝。刘贺是汉武帝第五子刘髆的儿子，按照辈分，算是昭帝的侄子，身份上还算合适。可谁也没想到，这位昌邑王竟是个荒诞无度的纨绔子弟。
从昌邑（今山东巨野）前往长安的路上，刘贺便一路吃喝玩乐，他不仅纵容手下抢掠民间女子，还在途中购买鸡、猪等牲畜，让人宰杀后在车上享用。抵达长安城外的霸上时，按照礼制，他应该为昭帝的去世而哭泣，可他却以“喉咙痛，不能哭”为由，拒绝行哭丧之礼。入宫即位后，他更是变本加厉——昭帝的灵柩还停放在未央宫前殿，他就迫不及待地将昌邑国的旧臣召到长安，封官赏爵，甚至在宫中与宫女嬉戏打闹，饮酒作乐，完全不顾及国丧期间的礼节。
更让霍光和朝中大臣们无法容忍的是，刘贺还企图夺取权力。他即位后不久，便打算将昌邑国的旧臣安插到各个重要岗位，尤其是兵权要职，这无疑触动了霍光的底线。霍光深知，若是让刘贺继续胡闹下去，不仅昭帝以来的复兴局面会毁于一旦，大汉王朝甚至可能陷入更大的混乱。于是，在即位仅仅二十七天后，霍光便联合丞相杨敞、大司农田延年等大臣，向皇太后（即昭帝的皇后，霍光的外孙女）上奏，历数刘贺的种种荒诞行径，请求废黜其帝位。
皇太后虽然年轻，却也明白事态的严重性，很快便批准了大臣们的请求。霍光随后亲自带兵进入未央宫，将刘贺召到太后面前，宣读了废黜诏书。刘贺直到此时才惊慌失措，却也无力回天，最终被遣返回昌邑，降为海昏侯。这场“二十七天的闹剧”就此落幕，可大汉的皇位，却再次空悬。
皇位继承人选再次成为焦点。此时汉武帝的子孙中，在世的还有不少，可要么像刘贺一样不成器，要么年纪太小，无法承担起治理国家的重任。就在大臣们一筹莫展之际，霍光的心思，落在了一个特殊的人身上——汉武帝的曾孙、戾太子刘据的孙子，刘询。
戾太子刘据是汉武帝的嫡长子，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因“巫蛊之祸”被诬陷谋反，最终自杀身亡，其家人也大多受到牵连，只有刚出生不久的孙子刘询，因年纪太小而幸免于难，被收押在长安的官狱之中。后来汉武帝醒悟过来，下令将刘询释放，送到掖庭（宫中负责管理宫女和宗室事务的机构）抚养。刘询在掖庭长大，虽然名义上是宗室子弟，却过着与平民无异的生活，他不仅要自己挣钱养活自己，还曾多次出宫游历，深入了解民间的疾苦和长安周边的社会状况。
霍光之所以选中刘询，一方面是因为刘询是汉武帝的直系后代，身份合法；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刘询长期生活在民间，没有强大的外戚和亲信势力，更容易控制，不会像刘贺那样刚即位就急于夺权。于是，在废黜刘贺后不久，霍光便派使者前往掖庭，将刘询迎入宫中，先封为阳武侯，随后便举行了即位仪式，刘询正式成为大汉王朝的第十位皇帝，是为汉宣帝。
此时的刘询，已经十八岁。他虽然长期生活在底层，却并非懵懂无知的少年——多年的民间生活，让他深知官场的黑暗和百姓的艰难；而“巫蛊之祸”的家族悲剧，又让他养成了隐忍、谨慎的性格。他十分清楚，自己之所以能登上皇位，完全是霍光一手促成的，而如今的霍光，权势早已达到了顶峰——朝堂之上，无论是文武百官，还是宗室诸侯，都对霍光敬畏有加；就连自己这个皇帝，在霍光面前，也只能保持谦逊和恭敬。
即位之初，刘询便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隐忍。有一次，霍光表示愿意“归政于帝”，也就是将朝政大权交还给刘询。换做其他皇帝，或许早就迫不及待地接受了，可刘询却坚决拒绝，他对霍光说：“大将军是先帝托付的重臣，辅佐昭帝治理天下多年，劳苦功高。如今朕刚刚即位，对朝政还不熟悉，还需要大将军继续辅佐，朝政之事，仍需大将军做主。”这番话既表达了对霍光的尊重，也打消了霍光的疑虑，让霍光更加放心地继续执掌朝政。
在日常相处中，刘询对霍光也始终保持着极高的礼节。每次上朝，他都会对霍光起身相迎；霍光站在身边时，他甚至会因为“内心敬畏”而不敢直视霍光的眼睛。史书上记载，有一次霍光陪同刘询去祭拜汉武帝的茂陵，霍光坐在马车的副驾位置上，刘询坐在正驾，可刘询却“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可见他对霍光的敬畏之深。
刘询的隐忍，并非懦弱，而是在等待时机。他知道，自己虽然是皇帝，却没有实权，若是过早地与霍光发生冲突，只会重蹈刘贺的覆辙。因此，他选择了暂时妥协，一方面继续依靠霍光稳定朝局，另一方面则在暗中观察和学习，熟悉朝政运作，同时悄悄培养自己的势力——他重用了一批在掖庭时就跟随自己的亲信，让他们担任一些中下级官职，逐渐积累政治经验；又通过联姻，娶了大臣许广汉的女儿许平君为皇后，形成了自己的外戚势力（虽然许广汉出身低微，势力不大，但聊胜于无）。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整整六年。直到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霍光病逝，刘询才终于等到了亲政的机会。霍光的去世，让刘询既松了一口气，又感到一丝不安——松的是自己终于可以摆脱霍光的控制，亲掌大权；不安的是，霍光虽然去世了，霍氏家族的势力却依然庞大——霍光的儿子霍禹继承了大司马大将军的职位，霍光的侄子霍云、霍山分别担任中郎将和奉车都尉，掌握着宫中的兵权，霍光的妻子霍显更是在宫中横行无忌，甚至还曾毒杀过皇后许平君（此事当时刘询尚未察觉）。
刘询深知，要想真正掌握大权，就必须清除霍氏家族的势力。但他并没有急于动手，而是采取了循序渐进的策略。首先，他以“尊崇霍光功绩”为由，给了霍氏家族极高的待遇——他亲自为霍光主持葬礼，将其陪葬在汉武帝的茂陵旁，追封霍光为宣成侯，还让霍禹继承了霍光的爵位。这些举措，让霍氏家族放松了警惕，以为刘询依然会像以前一样善待他们。
随后，刘询开始不动声色地调整官员任免，逐步削弱霍氏家族的权力。他先是将霍光的女婿、度辽将军范明友调任为光禄勋，将霍光的另一个女婿、中郎将任胜调任为安定太守，把他们从兵权要职上调离；接着，他又任命自己的亲信魏相为丞相、丙吉为御史大夫，让他们掌握了朝政的核心权力；最后，他下令将宫中的侍卫部队和京城的卫戍部队的指挥权，收归自己直接控制，彻底切断了霍氏家族与兵权的联系。
霍氏家族的人很快便察觉到了危机。霍禹、霍云、霍山等人多次在一起商议，想要发动政变，推翻刘询，可他们此时已经失去了兵权，手下也没有足够的亲信，计划很快便泄露了。刘询得知后，毫不犹豫地采取了行动——他下令将霍禹、霍云、霍山等人逮捕，随后以“谋反”的罪名，将霍氏家族满门抄斩，与霍氏家族有牵连的官员，也大多被罢官或处死。这场清洗，干净利落，没有引发任何动荡，刘询也由此彻底清除了朝中的反对势力，真正实现了亲政。
亲政后的刘询，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才能。他深知，要想让大汉王朝继续走向复兴，就必须解决武帝以来遗留的诸多问题，尤其是吏治腐败和民生凋敝。因此，他将“整顿吏治”作为亲政后的首要任务。
在官员选拔上，刘询十分重视实际能力，而不是只看出身和资历。他曾明确对大臣们说：“老百姓之所以能安居乐业，全靠地方官治理有方。若是地方官不称职，老百姓就会受苦。因此，选拔地方官，必须要选那些有才能、有品德、能为百姓办事的人。”为了选拔到合适的官员，他建立了一套严格的考核制度——对于郡守、刺史等地方高官，他不仅会亲自召见，询问他们的施政方略，还会派使者前往各地巡查，了解他们的实际政绩；对于表现优秀的官员，他会及时提拔重用，甚至将他们调到中央担任要职；对于那些贪污腐败、不作为的官员，他则会严惩不贷，绝不姑息。
当时有一个名叫黄霸的官员，起初只是一个小小的颍川太守。他在任期间，重视农业生产，积极推广先进的耕作技术，还为百姓制定了详细的乡规民约，教导百姓互相帮助、遵纪守法。在他的治理下，颍川郡社会安定，百姓富足，甚至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景象。刘询得知后，亲自召见黄霸，对他大加赞赏，随后将他提拔为京兆尹，后来又升任丞相，封为建成侯。像黄霸这样因政绩突出而得到提拔的官员，在宣帝时期还有很多，他们遍布全国各地，成为了治理地方的中坚力量。
除了选拔贤能，刘询对贪污腐败的打击也十分严厉。他深知，武帝时期的严刑峻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腐败，但也导致了冤狱丛生，因此他采取了“宽严相济”的策略——对于那些贪污数额巨大、民愤极大的官员，他绝不手软，往往会处以重刑，甚至连他们的家人也会受到牵连；但对于那些因一时疏忽而犯错的官员，他则会酌情从轻处理，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
当时有一个名叫田延年的大臣，曾在霍光废黜刘贺时立下大功，后来担任大司农。他在负责修建昭帝陵墓时，贪污了三千万钱的工程款。事情败露后，田延年试图通过贿赂大臣来掩盖罪行，可刘询得知后，坚决要求依法处理。最终，田延年在狱中自杀身亡。这件事在朝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官员们无不引以为戒，贪污腐败的风气也因此得到了很大的遏制。
在整顿吏治的同时，刘询也十分重视“平理刑狱”，解决武帝以来冤狱丛生的问题。他深知，严刑峻法只会让百姓对朝廷失去信任，只有公正司法，才能让社会稳定。因此，他即位后不久，便下令设立了“廷尉平”这一官职，专门负责审核廷尉（中央最高司法机构）审理的案件，纠正冤假错案。后来，他又在地方上设立了“治书侍御史”，负责监督地方官员的司法审判，确保各地的案件都能得到公正处理。
为了进一步完善司法制度，刘询还多次亲自过问重大案件的审理。有一次，一个名叫淳于意的医生被人诬告“故意伤害”，被判了肉刑（割掉鼻子或脚趾）。他的女儿淳于缇萦为了救父亲，亲自来到长安，向刘意上书，说愿意入宫为奴，替父亲赎罪。刘询看到这份上书后，深受触动——他自己曾因“巫蛊之祸”险些丧命，深知冤狱对百姓的伤害有多深。于是，他不仅下令赦免了淳于意，还借此机会废除了部分残酷的肉刑，改用笞刑（打板子）代替。他还规定，执行笞刑时不得使用过重的刑具，也不得超过规定的次数，避免犯人因笞刑而丧命。
这些举措下来，大汉的司法状况得到了显着改善。据史书记载，宣帝时期“狱刑大省，天下断狱四万”，与武帝时期“禁网浸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的严刑峻法形成了鲜明对比。百姓们不再因为一点小事就担心被治罪，社会矛盾也因此缓和了许多。
在政治稳定的基础上，刘询继续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推动经济进一步繁荣。他深知，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因此对农业生产的重视程度，丝毫不亚于霍光辅政时期。当时，关中地区虽然经过多年的恢复，农业生产已经有了很大起色，但关东地区（函谷关以东）因常年遭受战乱和灾荒，农业基础依然薄弱。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刘询下令将关中地区的先进耕作技术，如代田法（一种在地里开沟作垄，轮换种植的方法，能有效保持土壤肥力），推广到关东各地。他还派遣农官前往关东，指导农民如何改良土壤、选择良种，提高粮食产量。
对于因灾荒而歉收的地区，刘询更是给予了极大的关怀。每当地方上报灾荒，他都会第一时间下令减免当地的赋税，还会从关中地区调运粮食，赈济受灾百姓。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关东地区发生严重的水灾，数十万百姓流离失所。刘询得知后，立即下令打开各地的粮仓，向灾民发放粮食，还派遣使者前往灾区，安抚百姓情绪，帮助他们重建家园。他还规定，受灾地区的百姓可以暂时免除徭役，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恢复生产。
除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在宣帝时期也迎来了全面繁荣。当时的手工业，以丝织业最为发达。长安、临淄、成都等地的官营丝织作坊，规模庞大，工匠众多，能够织出锦、绣、绮、罗等多种精美的丝织品。这些丝织品不仅供应皇室和贵族使用，还通过丝绸之路远销西域和中亚地区，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商品之一。据史书记载，当时西域的乌孙、大宛等国，都以能穿上大汉的丝织品为荣，甚至连匈奴的贵族，也常常通过贸易获取大汉的丝织品。
商业方面，刘询进一步放宽了对商业的限制。他废除了武帝时期颁布的“告缗令”（一种鼓励百姓告发商人隐匿财产，告发者可获得商人一半财产的法令，曾严重打击了商业发展），还降低了商业税，从原来的“算缗钱”（对商人的财产征税）改为按交易额征税，税率也从百分之六降到了百分之三。这些措施让商人的经营积极性大幅提高，长安、洛阳、临淄、邯郸、宛城、成都等大城市，再次成为繁华的商业中心。长安的西市，更是店铺林立，货物琳琅满目，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在这里交易，甚至还有西域的商人前来贩卖香料、宝石等商品，热闹非凡。
经济的繁荣带来了财政收入的大幅增加。到了宣帝中期，大汉的国库已经十分充盈，太仓（中央粮仓）里的粮食堆积如山，甚至有些粮食因存放时间过长而发霉变质；都内（中央国库）里的铜钱也多得无法计数，串钱的绳子都因年久腐朽而断裂。这种“太仓有不食之粟，都内有朽贯之钱”的景象，自文景之治后，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了。
在经济繁荣的同时，宣帝时期的文化也迎来了昌盛。刘询虽然出身民间，却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他深知，儒家思想是维护皇权统治的重要工具，因此即位后不久，便下令召集天下的儒家学者，前往长安整理儒家经典。当时，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和多年的战乱，很多儒家经典都已残缺不全，不同学派的学者对经典的解读也各不相同，甚至出现了相互争论的情况。为了统一儒家思想，刘询在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召集了数十位着名的儒家学者，在长安的石渠阁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学术会议，史称“石渠阁会议”。
这场会议由刘询亲自主持，主要讨论《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等儒家经典的解读问题。学者们围绕着经典中的疑难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刘询则在一旁倾听，不时提出自己的看法，最终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做出了裁决，并将裁决结果记录下来，作为官方的解读标准。通过这场会议，儒家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统一，也更加符合皇权统治的需要。同时，刘询还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儒家教育，在各郡国设立学校，选拔优秀的儒生担任教师，教授儒家经典。这不仅提高了百姓的文化素质，也为朝廷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很多出身贫寒的儒生，通过学习儒家经典，进入了仕途，成为了治理国家的重要力量。
除了儒家文化，宣帝时期的史学和文学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当时，着名的史学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将司马迁的《史记》整理出版，让这部伟大的史学着作得以流传后世。《史记》不仅记录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的历史，还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体例，对后世的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学方面，汉赋在宣帝时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着名的赋家王褒、刘向等人，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赋作，如王褒的《洞箫赋》，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洞箫的声音和形态，语言优美，意境深远，成为了汉赋中的经典之作。
在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同时，宣帝时期的外交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中最重大的事件，便是联合乌孙打击匈奴，最终实现了匈奴的归附，让边境地区迎来了长久的安宁。
匈奴自武帝时期以来，便一直是大汉王朝的主要边患。虽然武帝时期对匈奴发动了多次大规模进攻，重创了匈奴的势力，但匈奴并没有因此灭亡，依然时常南下侵扰大汉的边境。昭帝时期，由于朝廷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没有对匈奴发动大规模战争，匈奴的势力有所恢复，对边境的侵扰也更加频繁。
宣帝即位后，随着大汉国力的不断增强，解决匈奴问题再次被提上了日程。当时，匈奴不仅侵扰大汉边境，还对西域地区的乌孙国发动了进攻。乌孙国是西域的一个大国，与大汉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还曾与大汉联姻（武帝时期曾将细君公主、解忧公主嫁给乌孙国王）。匈奴进攻乌孙，无疑是对大汉权威的挑战。因此，当乌孙国王和解忧公主派遣使者前往长安，请求大汉出兵援助时，刘询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刘询任命御史大夫田广明为祁连将军，后将军赵充国为蒲类将军，云中太守田顺为虎牙将军，以及度辽将军范明友、前将军韩增，率领十五万大军，兵分五路，从长安出发，北上进攻匈奴。同时，他还派遣使者前往乌孙，命令乌孙国王率领乌孙军队，从西面进攻匈奴，形成东西夹击之势。
这场战争，是武帝以来大汉对匈奴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进攻。匈奴得知大汉和乌孙联军来袭后，十分恐慌，连忙将牲畜和百姓迁往漠北深处躲避。大汉五路大军虽然没有与匈奴的主力部队正面交锋，但依然取得了不小的战果——他们追击匈奴军队，斩杀了数千匈奴士兵，还俘获了大量的牲畜和物资。乌孙军队则在匈奴的后方发起了猛烈进攻，斩杀了匈奴的右贤王，俘获了匈奴王子、将领和士兵数万人，缴获了牲畜数十万头。
经此一役，匈奴的势力受到了沉重打击，元气大伤。他们不仅损失了大量的人口和牲畜，还失去了对西域部分地区的控制。更重要的是，匈奴内部因此发生了分裂——匈奴单于死后，他的几个儿子为了争夺单于之位，互相攻伐，匈奴从此分裂为南匈奴和北匈奴两部分。
南匈奴的首领是呼韩邪单于，他在与北匈奴的争斗中处于劣势，为了寻求大汉的支持，他在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派遣使者前往长安，请求归附大汉。刘询得知后，十分重视，他召集大臣们商议，最终决定接受呼韩邪单于的归附。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呼韩邪单于亲自前往长安，朝见刘询。刘询以极高的规格接待了他——他亲自到长安城外的渭桥迎接呼韩邪单于，还赏赐给他大量的金银珠宝、丝绸布匹和粮食牲畜。在朝见仪式上，刘询还特地下令，允许呼韩邪单于不用行臣子之礼，而是以“客礼”相待，体现了大汉对匈奴的尊重。
呼韩邪单于归附大汉后，北匈奴的势力更加孤立。后来，北匈奴在与南匈奴和大汉的战争中屡战屡败，最终被迫西迁，离开了蒙古草原。至此，困扰大汉王朝数十年的匈奴边患，终于得到了彻底解决。边境地区的百姓，再也不用遭受匈奴的侵扰，能够安心地从事农业生产和生活。
匈奴问题的解决，也让丝绸之路变得更加畅通。此前，由于匈奴时常袭扰丝绸之路沿线的地区，商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受到了很大的威胁，丝绸之路的贸易也因此受到了影响。如今，匈奴归附，边境安宁，商人再也不用担心被匈奴袭击，丝绸之路的贸易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大量的大汉丝织品、瓷器、茶叶等商品，通过丝绸之路运往西域和中亚，甚至远销到欧洲的罗马帝国；而西域的香料、宝石、良种马等商品，也源源不断地运往大汉，丰富了大汉百姓的生活。丝绸之路不仅成为了东西方贸易的通道，也成为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大汉的文化、技术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西方，西方的文化、艺术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大汉，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共同发展。
从昭帝即位到宣帝去世（公元前87年-公元前49年），前后近四十年的时间里，大汉王朝在霍光和昭帝、宣帝的治理下，不仅摆脱了武帝晚年的危机，还实现了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边境安宁的局面。史书上称这一时期“政教明，法令行，边境安，四夷亲，单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乐”，虽然不乏溢美之词，但也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
汉宣帝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刘询在未央宫病逝，享年四十三岁。他在位二十五年，亲政十七年，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和对百姓的关怀，将大汉王朝的复兴推向了顶峰。他与昭帝共同开创的“昭宣中兴”，不仅是大汉王朝最后的辉煌，也为后世的封建王朝提供了宝贵的治国经验——重视民生、整顿吏治、公正司法、妥善处理民族关系，这些举措，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
昭宣中兴，就像大汉王朝余晖中的一抹亮色，虽然短暂，却足以照亮历史的长河。它让人们看到，一个经历了动荡和危机的王朝，只要统治者能够吸取教训，顺应民心，励精图治，就依然能够重新焕发生机，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而霍光、汉昭帝、汉宣帝这些历史人物，也因为在这场复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被永远地载入了史册，成为了后世人们敬仰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