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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约黄帝纪年3300—3977年,约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

黄帝纪年三千三百年出头的那个春天,朝歌城外的牧野还飘着没散尽的硝烟。风卷着焦糊味掠过断壁残垣,周武王姬发站在曾经的商朝宫城废墟上,手里捏着块烧焦的龙凤玉佩——侍从说这是纣王自焚时攥在手里的物件,玉质本是上好的和田暖玉,此刻却只剩半截黑炭似的残片,烫得他手心发麻。

“王上,”身后传来苍老的声音,姜子牙捻着花白的胡须,胡须上还沾着战场上的尘土与血痂,“商的龙旗是倒了,可这天下的盘子该怎么端,您心里有了章程?”

姬发低头看着脚下嵌在瓦砾里的青铜箭头,叹了口气往城下指。城墙根下挤满了裹着破布的商朝遗民,有白发老者拄着拐杖直愣愣地盯着天空,有抱着孩子的妇人眼神里藏着刀,还有半大的少年攥着石头在墙角磨,那眼神里的东西复杂得很——有恨,有怕,更多的是不服气。

“老姜你瞅瞅,”姬发的声音带着征战后的沙哑,“这些人心里的疙瘩没解开;再想想那些跟着咱们扛戈打仗的诸侯,个个揣着军功章在营里等着分好处。这碗水要是端不平,怕是比纣王在位时还热闹。”

姜子牙嘿嘿一笑,露出两排被烟熏黄的牙:“这还不简单?把土地切成块,给他们个官帽子,让他们自己管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您当您的周天子,他们当他们的土财主,各自安好,不就结了?”

姬发猛地抬头,眼里闪过一丝光亮:“你是说……分封?”

姜子牙捋着胡须点头,指尖敲了敲腰间的青铜剑鞘:“当年大禹分九州,商汤封诸侯,都是这个理。人心这东西,堵不如疏,给他们块地盘让他们折腾,总比憋着劲反您强。”

分蛋糕的学问:西周的开国大礼包

周武王搞的分封,可不是过年分糖果那般随意。在镐京的临时朝堂里,大臣们吵了三天三夜,竹简堆得比案几还高,最后定下来的章程,简直是项精密的“政治工程”。简单说,就是把天下这张大饼切成无数小块,按亲疏远近、功劳大小分给三类人:自家人、功臣、还有前朝的“吉祥物”。

第一批拿到蛋糕的,是姬家的骨血至亲。周武王的亲弟弟周公旦,被派到了鲁国——也就是今天的山东曲阜。这地方看着是中原沃土,实则是商朝旧贵族扎堆的是非窝,当年商王的同姓诸侯奄国就在这一带盘根错节,跟野草似的疯长。派周公去,意思再明白不过:自家兄弟镇场子,放心。

另一个弟弟召公奭,被扔到了燕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房山一带。那地方往北就是游牧部落的地盘,天天刀光剑影,冬天能冻掉耳朵,没点真本事镇不住。召公是出了名的能打,当年在牧野战场上,他带着一支亲兵杀穿了商军的方阵,把这样的狠角色派去燕国,等于在北边安了道铁闸。

至于周武王的几个儿子,分到的全是中原膏腴之地。老大姬诵年纪小,暂时由周公辅佐,封地却占着洛邑附近最产粮食的温县;老二姬虞被封到唐国(后来的晋国),占着汾河谷地的粮仓;就连刚会走路的老三,都分到了嵩山脚下的一块好地,明摆着“我儿子我疼”的架势。

第二批是功臣,头一份就给了姜子牙。老头被封到齐国,定都营丘(今山东临淄)。老姜刚到齐国地界,就遇上当地莱夷部落闹事。一群披头散发的人拿着石斧木棍堵在城门口,为首的巫祝举着兽骨大喊:“这是少昊的地盘,岂容周人放肆!”

姜子牙啥也没说,拎着他那把打遍天下的青铜大钺就冲了上去。那钺刃上还沾着牧野战场的血,劈下去时带着风声,当场就把三个带头的劈成了两半,把人头挂在旗杆上。然后他叉着腰对着剩下的人说:“听周朝的话,有肉吃;不听话,有刀吃。”那些部落首领吓得赶紧趴在地上啃泥,齐国人从此知道,这位新国君是个不好惹的主。没过几年,靠着煮海盐、通渔利,齐国就成了东方的头号大国。

第三批比较特殊,是前朝贵族。纣王的儿子武庚,被圈在殷都附近的邶地,继续管着商朝遗民。但周武王心里跟明镜似的,这小子肯定不安分,于是派了三个弟弟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在旁边建了邶、墉、卫三个诸侯国,天天盯着武庚——这叫“三监”,说白了就是“监视小组”,连武庚每天吃几顿饭都要上报。

还有那些古代帝王的后代,比如夏朝的后裔被封到杞国(就是“杞人忧天”那个杞国),商朝的贵族微子启被封到宋国。表面上是说“尊重祖先”,实际上是让他们当摆设——你看,连前朝的人都认我周朝,你们还瞎折腾啥?微子启去宋国时,只带了五十个家臣,连祭祀用的鼎都是周武王赏的旧货,明摆着告诉天下人:这就是前朝贵族的本分。

这些诸侯到了封地,第一件事就是圈地建城。夯土墙一围,城门楼子一盖,就对着老百姓宣布:“从今天起,这地方我说了算!”他们有权收税、养兵、任命官员,几乎就是个独立王国。但有几条规矩必须遵守:

每年秋收后,得赶着马车去镐京朝见周天子,汇报工作,顺便送点土特产——这叫“朝贡”。鲁国得送曲阜的桑蚕,齐国得送渤海的鱼干,楚国得送南方的犀牛角。要是不去,周天子就会派使者来问:“是不是家里的刀生锈了,想磨一磨?”

周天子打仗的时候,诸侯必须带着军队来帮忙,武器粮草自己搞定——这叫“从征”。当年武王伐纣,八百诸侯带兵来助战,就是这个规矩。有一年淮夷部落闹事,周天子下令征兵,卫国国君来晚了三天,当场就被削了封地,吓得其他诸侯再也不敢怠慢。

诸侯死了,儿子想继位,必须拿着礼物去镐京“买”个任命书——这叫“册封”。没有这张纸,其他诸侯就不认你,还可能联手揍你。陈国国君陈胡公死后,他的次子想抢哥哥的位子,周天子一句话,就让蔡国出兵把他赶跑了,可见这张纸的分量。

这套制度刚开始确实好用。周天子不用跑遍天下,就能让诸侯们把地方管得服服帖帖。诸侯国像星星一样围着周天子,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周文化圈”。中原的礼乐、文字、农具,通过诸侯传到了四面八方。连远在南方的楚国,都开始学周朝的样子穿宽袖子的衣服,行稽首礼。楚国国君熊绎第一次去朝见周天子时,还因为不懂礼仪,被安排去看守祭火,回来后发奋让国人学周礼,搞得有模有样。

可周武王还是睡不着觉。他临终前拉着周公旦的手说:“我儿子成王还小,这天下就交给你了。千万别让我在地下都不得安生。”周公旦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额头都渗出血来:“哥,您放心,我就是拼了这条命,也得把周朝稳住。”

果然,周武王刚闭眼,麻烦就来了。武庚觉得机会来了,偷偷联络那三个负责监视他的“三监”,在夜里用乌龟壳占卜,说:“咱们反了吧,龟甲上的裂纹显示,周朝气数尽了。”那三个王爷也是糊涂蛋,觉得自己劳苦功高却没分到好地盘,竟然真的跟着反了。一时间,商朝旧地乱成一锅粥,连东边的淮夷部落也跟着起哄,拿着石矛木盾就往中原冲,喊着要“复商兴夷”。

周公旦二话不说,亲自带兵东征。这仗一打就是三年,打得那叫一个惨烈。据说淮河都被血水染红了,河面上漂着的尸体能当桥过。有次周公旦在阵前督战,三天三夜没合眼,盔甲上的血结了痂,脱下来时连带着皮肉都掉了一块。最后,他杀了武庚,把那三个叛乱的弟弟要么流放要么砍头,才算平定了叛乱。

为了防止再出乱子,周公旦把那些不听话的商朝遗民迁到洛阳,建了个新都城叫“成周”,派了八师军队盯着他们——一师是两千五百人,八师就是两万人,相当于现在驻扎了两个集团军,看谁还敢炸刺。他还在成周城里建了座“明堂”,每年召集诸侯来这儿开会,说白了就是“集体训话”,谁敢迟到就罚谁的粮食。

平叛之后,周公旦觉得分封制还得加码。他又封了一批诸侯,把自己的儿子、侄子都派出去,地盘比以前更大了。据说,西周全盛时期,分封的诸侯国超过一百个,从东边的大海到西边的甘肃,从北边的河北到南边的长江,地图上密密麻麻全是挂着周朝旗号的小国。

周公旦站在镐京的城楼上,看着画师刚画好的天下舆图,那些密密麻麻的诸侯国像棋盘上的棋子,心里总算踏实了。他不知道,几百年后,这些他亲手分封的诸侯,会变成周朝最大的麻烦。就像老农种下的桃树,刚开始结的是甜果子,时间长了,树长得太茂盛,就把地里的养分吸光了,连主干都要被缠死。

论资排辈的规矩:宗法制与官老爷们

周公旦这人,不光会打仗,更会搞制度。他觉得,光靠分封制还不够,得立个规矩,让诸侯们从骨子里认周天子当老大,这就是“宗法制”。

宗法制的核心,就一个字:“分”。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谁是老大,谁是老二,谁该干活,谁该享福,都得刻在脑门上,跟庙里的神像似的,动都不能动。

最顶端的是周天子,他是“天下的大宗”,就像一棵大树的主干,所有的枝叶都得围着他转。周天子的王位,只能传给“嫡长子”——就是正妻生的大儿子。其他儿子呢?对不起,只能当诸侯,算是“小宗”。

诸侯在自己的封地里,又是“大宗”,他的位子也传给嫡长子,其他儿子当卿大夫,是“小宗”。卿大夫的位子传给嫡长子,其他儿子当“士”,士的儿子如果不是嫡长子,就只能当平民了,连个正经名分都没有。

这么一分,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位置。嫡长子从出生那天起,就知道自己将来要继承家业;其他儿子也知道,自己没资格争,只能好好辅佐哥哥。这就像给家族装了个“自动导航”,不容易出乱子。

有个小故事能说明这一点。鲁国的大夫季孙氏,家里有个铁规矩:嫡长子出生,要举行隆重的仪式,用太牢(牛、羊、猪)祭祀祖先;庶子出生,就简单多了,只用少牢(羊、猪)。有一次,一个庶子的母亲觉得自己儿子也是宝贝,偷偷用太牢祭祀,被季孙氏发现了,当场把祭品扔到泥里,还把那个母亲训斥了一顿:“没规矩!忘了自己是哪根葱了?”那庶子后来一辈子都抬不起头,连出门都得绕着嫡兄走。

宗法制不光管王位继承,还管日常相处。弟弟要尊敬哥哥,儿子要孝顺父亲,大臣要忠于诸侯,诸侯要服从周天子。这套规矩,就像一张网,把整个社会牢牢网住。走路时,弟弟要跟在哥哥身后;吃饭时,儿子要等父亲动筷子才能吃;连说话的声调,都得按辈分来——对长辈要轻声细语,对晚辈才能大声吩咐。

为了让大家都守规矩,周公旦又搞了一套“官制”。周天子下面,有“三公”:太师、太傅、太保。这三个官,都是德高望重的老臣,相当于周天子的“高级顾问团”。姜子牙就当过太师,负责军事,每次上朝都带着他的青铜大钺,谁不听话就给谁一瞪眼;周公旦自己当过太傅,负责教天子读书写字,成王小时候调皮,他能拿着戒尺揍屁股;召公奭当过太保,负责宫廷安全,连王后的亲戚进王宫都得经过他同意。

三公下面是“六卿”,分管具体事务:

太宰:管宫廷事务,相当于“秘书长”,周天子的吃穿用度、诏书起草,都归他管。有个太宰因为给周天子的汤里多放了盐,被当场免了职,可见这活儿不好干。

太宗:管祭祀和家谱,谁家该祭祖,怎么祭,贵族的家谱怎么写,都得听他的。每年冬至祭天,他得提前三个月彩排,连乐师的站位都不能错半寸。

太史:管天文历法和史书,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过节,国家发生了什么大事,都由他记录。有个太史因为把日食的时间记错了,觉得对不起祖宗,当场就撞了柱子,可见这职位的神圣。

太祝:管祭祀时的礼仪,怎么磕头,怎么献祭品,都得按他说的来,错一点都不行。有次祭祀时,一个诸侯的稽首礼没做到位,额头离地面差了半寸,太祝当场就让他重做,直到满意为止。

太士:管外交,诸侯来朝见,外国使者来访,都由他接待。他得记住每个诸侯的爵位、封地,连对方的祖宗十八代都得门儿清,免得说错话得罪人。

太卜:管占卜,跟商朝的贞人差不多,国家大事拿不定主意,就由他来占卜问鬼神。他用的龟甲都是从南方专门运来的,占卜前要斋戒三天,比自己的亲爹还宝贝。

这些官员,大多是世袭的。父亲是太宰,儿子只要不出错,将来也能当太宰。这种“世卿世禄”制度,虽然能保证官员有经验,但时间长了,就容易出现一群只会混日子的“官二代”。有个大夫的儿子,连基本的礼仪都记不住,上朝时差点把帽子戴反了,帽缨子垂到了背后,被周天子笑了半年,说他“连戴帽子都不会,还想管人?”

不过在西周初年,这套制度确实管用。周天子说一不二,诸侯们按时朝贡,卿大夫们认真干活,老百姓们埋头种地,整个国家就像一台精密的机器,有条不紊地运转着。

有一次,周天子派使者去鲁国视察,看到鲁国的官员各司其职,老百姓安居乐业,连路边的野草都修剪得整整齐齐,回来后对周天子说:“周公旦的法子真管用,鲁国就像个小周朝,规矩得很。”

周天子听了,端着酒爵哈哈大笑:“那是自然,我周家的规矩,能不管用吗?”

可他不知道,规矩这东西,最怕的就是“例外”。一旦有人觉得规矩碍事,开始偷偷破坏,这台精密的机器,就会慢慢出故障。就像家里的钟表,哪怕只有一个齿轮松了,走得也会越来越不准,最后彻底停摆。

规矩多到吓人:礼乐制度的那些事儿

周公旦的本事,不止于政治军事,他最厉害的发明,是“礼乐”。简单说,“礼”就是规矩,“乐”就是配合规矩的音乐舞蹈。这两样东西合在一起,就成了西周的“社会操作系统”,从天子到百姓,谁都离不开。

先说说“礼”。这玩意儿细到能让你怀疑人生,连走路先迈哪只脚都有规定。

吃饭有“食礼”。周天子吃饭,要用“九鼎八簋”——九个鼎装肉,八个簋装粮食,旁边还得有几十个小盘子装小菜,光上菜的仆人就得排两排。鼎里的肉也有讲究:牛、羊、猪、鱼、腊(风干肉)、肠胃、肤(肉皮)、鲜鱼、鲜腊,一样都不能少。诸侯只能用“七鼎六簋”,卿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老百姓?抱歉,能有个陶碗吃饭就不错了,鼎这种东西想都别想,那是“国之重器”,随便用就是僭越,得砍头。

有一次,鲁国的大夫季孙氏家里摆了九鼎,还让乐师奏天子才能用的《雍》乐。孔子听说了,气得直拍桌子:“这家伙太不像话了,简直是想上天!”他后来在《论语》里骂了好几遍,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就是八排八列的舞队,本是周天子专用,季孙氏用了,在孔子看来比杀人放火还严重。

穿衣有“服礼”。周天子穿的衣服,上面绣着龙纹,一共有十二条龙,叫“衮服”,只有他能穿。龙的爪子是五个趾头,诸侯的衣服上绣的是四个趾头的蟒,卿大夫绣着仙鹤,士绣着野鸡,老百姓只能穿粗麻布衣服,连个花纹都没有,美其名曰“布衣”。要是哪个老百姓敢穿件绣着凤凰的衣服上街,立马会被抓起来,说他“僭越”——就是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走路有“步礼”。周天子走路,要迈“方步”,一步的距离是六尺,不快不慢,稳稳当当,像踩着尺子走;诸侯走路,一步五尺;卿大夫四尺;士三尺。连怎么弯腰、怎么拱手,都有规定。见面的时候,下级要向级行“稽首礼”——跪下,额头碰地,停留三秒才能起来;平级之间行“顿首礼”——跪下,头轻轻碰地就起;上级对下级,只需要点点头,叫“空首礼”。

有个诸侯见周天子时太紧张,把稽首礼做成了顿首礼,头刚碰到地就弹了起来,回去后懊恼了好几天,觉得丢了祖宗的脸,愣是把自己关在祠堂里罚跪了三天。

结婚有“婚礼”。天子结婚,要娶十二个女子,象征一年十二个月;诸侯娶九个;卿大夫娶三个;士娶一个。结婚的流程也复杂得很,从提亲到迎亲,要经过“六礼”:纳采(提亲送礼物)、问名(问女方名字和生辰八字)、纳吉(占卜看合不合)、纳征(送聘礼)、请期(定日子)、亲迎(新郎去接亲),少一步都不行。

有个士想省点事,跳过了“请期”这一步,直接把媳妇娶回了家。结果被官府找上门,说他“无礼”,罚了他三头羊,还得重新补办仪式,把新娘子送回娘家,再按规矩用马车接回来,闹得人尽皆知,成了村里的笑柄。

甚至连死人,都有“丧礼”。周天子去世,全国要哀悼三年,这三年里不准结婚、不准奏乐;诸侯去世哀悼一年;卿大夫去世哀悼半年;士去世哀悼三个月。棺材的厚度、坟墓的大小、陪葬品的多少,都有严格规定。周天子的棺材有七层,诸侯五层,卿大夫三层,士两层。

有个卿大夫偷偷用了五层棺材,还在墓里埋了件青铜鼎,被人举报后,不仅棺材被挖出来拆了,还被削了爵位,家里的土地也被收回了一半,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

这些规矩,看起来繁琐,实际上是为了一个目的:让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身份,别胡思乱想。就像现在的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大家都遵守,路就顺畅;要是有人闯红灯,就容易出车祸。周公旦觉得,把“礼”定得越细,天下就越安稳。

再说说“乐”。这乐可不是随便听的,得跟身份匹配,就像现在的VIp会员,等级不同,能享受的服务也不一样。

周天子欣赏的乐舞,叫《大武》,是周公旦为了纪念武王伐纣编的,跳起来有八排人,每排八个人,一共六十四人,敲着编钟,舞着干戚(盾牌和斧头),气势恢宏,象征着天下归一。

诸侯只能用六排,每排六人,共三十六人,叫《象舞》,动作比《大武》简单,乐器也少了编钟,只用鼓和瑟。

卿大夫用四排,十六人;士用两排,四人。要是哪个卿大夫敢用六十四人的舞队,那就是公然挑衅周天子,跟谋反差不多。

不光人数有规定,乐器也有讲究。周天子可以用“宫县”——乐器摆在四面,像个宫殿的样子,钟、磬、鼓、瑟、笙、箫样样齐全;诸侯用“轩县”——摆在三面;卿大夫用“判县”——摆在两面;士用“特县”——只摆一面,通常就一架瑟或者一面鼓。

有一次,齐国的国君齐桓公,觉得自己帮周天子打退了山戎,功劳大得很,偷偷在家里跳了《大武》,用了六十四人的舞队。这事传到孔子耳朵里,孔子叹着气说:“这家伙心太大了,连周天子的乐舞都敢跳,早晚要出事。”果然,没过多久,齐桓公就被自己的宠臣管仲怼了一顿,赶紧把舞队解散了。

礼乐这东西,就像一把尺子,量着每个人的行为。在西周初年,大家都乖乖地按尺子来,社会也就安稳。卿大夫见了诸侯,自动往后退三步;诸侯见了周天子,说话都不敢大声。可到了后来,有人觉得这尺子太碍事,开始偷偷把尺子改长一点,再长一点……就像现在有人偷偷把限速牌改了,车祸自然就多了。

田里的那些事:井田制与西周的“Gdp”

西周的老百姓,大多数是农民。他们的日子,跟土地紧紧绑在一起,而土地的规矩,叫“井田制”。

啥是井田制?简单说,就是把土地划成九个格子,像个“井”字。中间那格是“公田”,四周八格是“私田”。农民们得先把公田的活儿干完,才能去种自己的私田。公田的收成归诸侯或周天子,私田的收成就归自己。

这制度听起来有点像“义务劳动”,但在当时还算合理。农民们抱团干活,公田的收成用来养活贵族和军队,私田的收成够自己吃,谁也不欠谁的。有个老农民跟儿子说:“好好种公田,公田丰收了,老爷高兴了,就不会加租;私田种好了,冬天就有粮吃,饿不着。”

那时候的农民,叫“庶人”,也叫“野人”——不是说他们野蛮,是因为他们住在城外的“野”地。他们的日子很简单,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年到头就围着田地转。

为了提高产量,西周的农民们可没少下功夫。

农具比商朝先进多了。虽然青铜农具还是贵族专用,但铁农具已经开始出现了。考古学家在陕西西安的西周遗址里,挖出过铁制的镰刀和锄头,虽然还很粗糙,带着铁锈,但比石斧石刀锋利多了,割麦子、刨地都省力不少。

更多的农民用的是“耒耜”——一种像犁的农具,前面是木头做的尖,后面是把手,两个人一起拉,能把土翻得更深。有个地方官在给周天子的奏折里说,用耒耜种地,比以前用石铲多收了三成粮食,老百姓都把这农具当宝贝,晚上睡觉都要搬到屋里。

施肥技术也更成熟了。除了用动物粪便,农民们还学会了“绿肥”——把野草割下来,埋在地里,让它腐烂后当肥料。有个农谚说:“草肥田,肥半年。”意思是用野草当肥料,能管半年的肥力。还有人发现,用豆子地里的秸秆当肥料,种出来的谷子特别饱满,于是慢慢有了“轮作”的习惯,今年种谷子,明年种豆子,土地就不会“累”。

灌溉也跟上了。西周的诸侯国,都喜欢修水渠。秦国在渭河边修了“郑国渠”的前身,把河水引到田里,就算天旱,庄稼也能长得绿油油的。楚国在长江边修了“芍陂”(今安徽寿县),既能灌溉,又能防洪,让楚国成了南方的“粮仓”。有个楚国农民在诗里唱:“川泽纳污,山薮藏疾,瑾瑜匿瑕”——意思是江河湖海能容纳污泥,山林草泽能藏住毒虫,连美玉都有瑕疵,可这水渠修好了,庄稼就能长得好,管它那么多呢。

种的庄稼也多了。除了传统的小米、高粱,水稻在南方开始普及,小麦在北方也种得越来越多。还有麻和桑,老百姓种麻织布做衣服,种桑养蚕缫丝做丝绸。有个妇人在诗里唱:“桑之未落,其叶沃若。”说的就是桑叶长得茂盛,能养出好蚕。那时候的丝绸,已经能织出简单的花纹,贵族们穿在身上,走起路来飘飘扬扬,很是神气。

农业一好,手工业也跟着热闹起来。

青铜铸造还是重头戏,但跟商朝不一样,西周的青铜器更注重“实用”。商朝的青铜器上满是吓人的饕餮纹,看着就渗人;西周的青铜器上多是“铭文”——就是刻在上面的字,记录着谁受了周天子的赏赐,谁立了什么功。

有个叫“大盂鼎”的青铜器,上面刻了291个字,详细记录了周康王赏赐盂土地和奴隶的事,字里行间都是“我很牛”的得意:“赐汝邦司四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五十又九夫。”意思是赏了你4个官员,659个奴隶,从车夫到农民都有。这鼎现在成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研究西周历史的人天天对着它琢磨。

纺织业也很厉害。西周的贵族穿的丝绸,薄得像蝉翼,上面还绣着花纹。考古学家在陕西宝鸡的西周墓葬里,挖出过一块丝绸,虽然已经碳化了,但还能看出上面的云纹图案,估计当年穿在身上,跟仙女似的。老百姓穿的麻布,也比以前更细密,有个成语叫“布衣之交”,说的就是穿麻布衣服的普通人之间的交情,听着就透着股实在。

还有陶瓷业,西周出现了“原始瓷器”。这种瓷器虽然还带着点陶土的颜色,但已经上了釉,表面光溜溜的,能装水不漏水。在河南洛阳的西周遗址里,挖出过不少原始瓷碗、瓷盘,做工还挺精致,估计那时候的小康人家,就能用上这玩意儿了。

商业也慢慢发展起来。那时候还没有金属货币,主要用“贝币”——就是海边捡来的贝壳,用绳子串起来当钱花。五贝为一系,两系为一朋。一个奴隶的价格,大概是五朋贝币;一把青铜刀,能换两朋贝币。

有个故事说,一个周朝的商人,用十朋贝币买了一匹好马,又用这匹马换了一堆丝绸,跑到别的诸侯国卖掉,赚了二十朋贝币。回家后,他用这些贝币买了土地,成了小地主。这说明,西周的商业虽然不算发达,但已经能让人靠做生意发家了。

城市里有专门的“市场”,早上开门,中午最热闹,傍晚关门。市场里有卖粮食的、卖布匹的、卖农具的,还有专门修鞋子、补锅的。有个叫“质人”的官员,负责管理市场,谁要是缺斤少两,他就会罚谁的贝币。

有个卖粮食的小贩,用小斗给人装粮,被质人抓了个正着,不仅罚了他五朋贝币,还把他的摊子掀了,让他在市场门口站了三天,脖子上挂着“缺斤少两”的木牌,算是丢尽了脸。

那时候的老百姓,虽然日子过得辛苦,但只要不遇上灾年,还能吃得饱饭。有首诗里唱:“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说的就是老百姓按季节干活,春天采桑,秋天做衣服,日子虽然平淡,却也安稳。

可这种安稳,就像田里的庄稼,得靠天吃饭。一旦遇上昏君、灾年,或者诸侯闹事,好日子就到头了。

好日子到头了:从国人暴动到烽火戏诸侯

西周的好日子,过了两百多年,到了周厉王的时候,开始走下坡路。

周厉王这人,是个“财迷”。他觉得国家的钱不够花——修宫殿要钱,养军队要钱,给自己买宝贝也要钱,就想了个馊主意:把山林湖泽都归国家所有,老百姓砍柴、捕鱼、打猎,都得交钱。这一下,老百姓可炸了锅——以前这些都是大伙共用的,现在凭啥要交钱?

有个砍柴的老汉气不过,拿着斧头就去砍官府的牌子,牌子上写着“山林国有,私入者罚”。结果被抓起来打了一顿板子,回家躺了半个月才能下床。

有个叫芮良夫的大臣劝他:“王啊,山林湖泽是老天爷给大家的,您怎么能据为己有呢?老百姓没了活路,是会造反的!”

周厉王把眼一瞪:“我是天子,天下都是我的,收点钱怎么了?”他不但不听,还派了个叫卫巫的人,到处监视老百姓,谁要是敢骂他,就抓起来杀头。那时候的老百姓,在路上遇见,只能互相使个眼色,都不敢说话,生怕被卫巫的人听见。周厉王得意洋洋地对芮良夫说:“你看,没人敢骂我了吧?”

芮良夫叹气:“您这是把老百姓的嘴堵上了,可堵嘴比堵河还危险。河水堵久了会溃堤,老百姓憋久了,会出大事的。”

果然,没过几年,老百姓就忍无可忍了。公元前841年,镐京的老百姓拿着锄头、木棍,冲进王宫,要杀周厉王。周厉王吓得从后门逃跑,一路跑到彘(今山西霍州),最后死在那儿。这就是“国人暴动”——“国人”就是住在城里的人,包括手工业者、小商人,他们平时有机会接触到官府,也最懂朝廷的猫腻。

周厉王跑了,国家不能没王啊。大臣们就推举周公和召公临时主持朝政,这叫“共和行政”。公元前841年,也因为这件事,成了中国历史上有确切纪年的开始——以前的日子都是糊涂账,从这年起,才算有了准头,哪天发生了啥,都记得明明白白。

共和行政十四年,周厉王的儿子姬静长大了,大臣们把他扶上王位,就是周宣王。周宣王还算争气,整顿朝政,打败了西边的犬戎和南边的淮夷,让周朝稍微有点起色,史称“宣王中兴”。可这中兴就像回光返照,没多久就又不行了。周宣王晚年,打了几场败仗,国力越来越弱,连诸侯都开始不把他当回事了。有个诸侯叫鲁武公,带着两个儿子朝见周宣王,周宣王喜欢小儿子,就让鲁武公废长立幼。鲁武公不乐意,回去后还是让大儿子继位,周宣王也没辙,可见周天子的权威已经不行了。

周宣王死后,他的儿子姬宫湦继位,就是周幽王。这小子,堪称西周版的“纣王”,治国一窍不通,吃喝玩乐倒是样样精通。

周幽王有个宠妃,叫褒姒。这褒姒长得那叫一个漂亮,史书上说她“倾国倾城”,可就是不爱笑,整天板着脸,像谁欠了她钱似的。周幽王为了让她笑,啥招都使了:给她买最华丽的衣服,做最精致的点心,请最好的乐师奏乐,可褒姒就是不笑。周幽王急得抓耳挠腮,就像猫抓心似的。

有个叫虢石父的大臣,出了个馊得不能再馊的主意:“王啊,咱们不是有烽火台吗?您要是点燃烽火,诸侯们肯定以为犬戎来了,会带兵赶来。等他们气喘吁吁地跑来,发现啥事儿没有,褒姒娘娘说不定就笑了。”

周幽王一听,觉得这主意不错,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试试呗。

烽火台是西周的“军事警报系统”,从镐京一直修到边境,每隔几里就有一座。一旦犬戎入侵,守台的士兵就会点燃烽火,白天烧狼粪(烟浓,看得远),晚上烧柴草(火旺,亮得很),一座传一座,消息很快就能传到镐京。诸侯们看到烽火,必须带兵赶来救援,这是规矩,就像现在的紧急集合令,谁敢不来,就会被治罪。

周幽王带着褒姒,来到骊山脚下的烽火台,下令点燃烽火。没过多久,狼烟滚滚,火光冲天,把半边天都染红了。附近的诸侯们一看,好家伙,犬戎打过来了!赶紧点齐人马,连夜往镐京赶。

有的诸侯年纪大了,从床上爬起来就上了马,一路上摔了好几个跟头,门牙都磕掉了;有的士兵还没睡醒,迷迷糊糊地就跟着跑,连盔甲都穿反了,护心镜跑到了背后;还有的队伍忘了带粮食,士兵们饿了就啃树皮,渴了就喝路边的泥水。

等诸侯们带着军队,气喘吁吁地跑到骊山脚下,却发现连个犬戎的影子都没有,只有周幽王和褒姒在城楼上喝酒看热闹。周幽王还搂着褒姒,指着下面乱七八糟的军队笑:“你看他们,像不像一群傻子?”

诸侯们你看我,我看你,都懵了,就像被人耍了的猴子。有的气得直接坐在地上骂娘,有的想冲上去理论,又怕得罪周天子,只能憋着。

这时候,褒姒看着诸侯们人困马乏、一脸懵逼的样子,突然“噗嗤”一声笑了出来。这一笑,美得倾国倾城,眼波流转,连旁边的花儿都失了色,把周幽王看呆了:“爱妃终于笑了!值了,太值了!”

诸侯们这才明白,自己被耍了,气得浑身发抖,可又不能发作,只能恨恨地带兵回去了。心里都暗骂:“周幽王这混蛋,迟早要栽!”

这还不算完,周幽王一看这招管用,后来又玩了几次“烽火戏诸侯”。次数多了,诸侯们就不信了,再看到烽火,要么慢慢悠悠地来,要么干脆不来。就像狼来了的故事,喊多了,谁还当真?

可周幽王还嫌不够,又干了件更蠢的事:废太子。

原来的太子姬宜臼,是周幽王的正妻申后所生。可周幽王宠爱褒姒,连带着也喜欢褒姒生的儿子姬伯服,就想把姬宜臼废掉,立姬伯服为太子。申后不答应,跟周幽王吵了好几架,周幽王烦了,干脆把申后打入冷宫,还下令废掉姬宜臼,让他滚回外公家——申国。

申国国君,也就是申后的父亲,一看女儿受气,外孙被废,气得吹胡子瞪眼:“周幽王这小子,太不是东西了!”他多次派人去镐京求情,周幽王不但不听,还派虢石父带兵去攻打申国,想把老丈人一锅端了。

申侯被逼得没办法,心想:“你不仁,休怪我不义!”他转头就联合了西边的犬戎部落,还有缯国,一起发兵攻打镐京。犬戎早就惦记着中原的财富,一听有这好事,立马带着骑兵就冲了过来,马蹄声震得地都在抖。

周幽王这才慌了神,赶紧下令点燃烽火,叫诸侯来救。可烽火台的狼烟烧了一天一夜,连个诸侯的影子都没等来——大家都以为又是周幽王耍的把戏,谁也不想再当傻子。

没过几天,犬戎的军队就攻破了镐京。城里乱成一团,老百姓哭爹喊娘,贵族们抱着金银细软往城外跑。周幽王带着褒姒和姬伯服,想从后门逃跑,结果在骊山脚下被犬戎的骑兵追上了。周幽王吓得躲在车后面,被犬戎的首领一把揪了出来,当场砍了脑袋。褒姒被犬戎抢走,从此没了下落,有人说她被当成战利品带回了草原,也有人说她在乱军中被杀了,反正就是消失了。

等诸侯们磨磨蹭蹭地带着军队赶到镐京,城里已经被犬戎抢得差不多了,宫殿烧的烧、塌的塌,跟当年牧野之战后的商朝宫城一个样。犬戎抢够了东西,带着财宝和奴隶,扬长而去,留下一个烂摊子。

诸侯们看着周幽王的尸体,心里五味杂陈。恨归恨,可周天子不能没有啊。他们商量来商量去,决定把被废掉的太子姬宜臼找回来,立他为新的周天子,就是周平王。

可镐京经过这么一折腾,已经成了废墟,而且离犬戎太近,随时可能再被打过来。周平王吓得睡不着觉,跟大臣们一合计,干脆搬家吧!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把都城从镐京迁到了东边的洛邑(今河南洛阳)。

从这以后,历史上把定都镐京的时期叫“西周”,定都洛邑的时期叫“东周”。东周又分两段:春秋和战国。

平王东迁后,周天子的日子就一天不如一天了。以前的周天子,手里有土地,有军队,说一不二;现在的周天子,地盘小得可怜,军队也没多少,连诸侯都懒得搭理他。有个诸侯叫郑庄公,跟周天子闹了点矛盾,居然派兵抢了周天子的粮食,周天子气得带兵去打他,结果反被郑庄公的军队射了一箭,虽然没射中要害,可这脸算是丢尽了——连诸侯都敢射天子了,周天子的权威彻底没了。

那些被分封的诸侯国,一个个翅膀硬了起来。他们不再按时朝贡,不再听周天子的命令,反而互相攻打,抢地盘,抢人口,谁的拳头硬谁就说了算。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一个个“霸主”冒了出来,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其实是自己当老大。

周公旦当年设计的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就像一套精致的瓷器,刚开始用着挺好,可时间长了,磕的磕、碰的碰,最后摔得粉碎。井田制也维持不下去了,农民们不愿意种公田,贵族们干脆把公田据为己有,改成了私田,收租子过日子。

西周就这么没了。它像一棵大树,曾经枝繁叶茂,遮天蔽日,可根慢慢烂了,最后被一阵狂风刮倒。那些曾经围着大树的枝叶——诸侯国,后来长成了一片森林,互相争夺阳光雨露,打得头破血流。

而周武王当年捏在手里的那块烧焦的龙凤玉佩,早就不知道丢到了哪里。或许被哪个老百姓捡去,当成了生火的石头;或许埋在地下,等着几千年后的考古学家,把它挖出来,再讲讲那段分蛋糕、定规矩、最后蛋糕被抢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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