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
“今天晚上，咱们开个会。”刘永好看着远处热火朝天的工地，“把各施工队的负责人、乡亲们推举的代表，都叫到一起。一方面安排后续工作，另一方面……你也该跟大家说点什么。”
我想了想，点头：“好。”
是该说点什么了。不是官话套话，而是心里话。
夜幕降临时，临时指挥部的工棚里挤满了人。
煤油灯挂在梁上，昏黄的光照亮了一张张沾满灰尘的脸。长条板凳上坐着的，有技术干部、施工队长，也有从各个施工点推举出来的乡亲代表——他们大多是生产队的队长、有威望的老人，或者干活特别卖力的青壮年。
刘永好厂长主持会议：“同志们，今天把大家召集过来，主要是三件事：第一，总结这几天的工作；第二，安排后续任务；第三，听听大家的意见。”
他看向我：“韩浩同志，你先说几句？”
我站起身，工棚里顿时安静下来。几十双眼睛看向我，有期待，有信任，有朴实无华的真诚。
“乡亲们，同志们，”我开口，声音在安静的工棚里格外清晰，“今天站在这里，我心里……有很多话想说，但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先从感谢说起吧。”我深深鞠了一躬，“谢谢大家！真的，谢谢！”
工棚里响起一阵骚动，有人连忙摆手：“韩同志，使不得使不得！”
“使得。”我直起身，“我知道，很多乡亲是放下自家的农活来的。我知道，很多人手上磨出了血泡，肩膀上压出了淤青。我知道，有的人把家里舍不得吃的咸菜带到工地，分给工友。这些，我都看到了。”
“我也知道，大家为什么来。”我环视众人，“不是因为工分补贴，而是因为……信任。信任我们这个工业园真的能造出帮助农民的机器，信任我们这群人真的想为老百姓做点实事。”
“这份信任，比金子还贵重。”我的声音有些哽咽，“在后……在我以前的经历里，我见过太多人与人之间的算计、猜忌、冷漠。为了钱，兄弟可以反目；为了利，朋友可以背叛。有时候我会想，这个世界是不是本来就是这样？”
“但来到这里，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我顿了顿，“我看到的是，你家有困难，我家匀点粮食给你；我家需要帮忙，你家出个劳力。我看到的是，听说要造拖拉机，方圆几十里的乡亲自发来帮忙，不要报酬，不管饭食。我看到的是，大家拧成一股绳，往一个方向使劲。”
“这就是集体主义的力量。”我加重语气，“这不是空话，是实实在在的力量。一个人，一把铁锹，一天能挖多少土？十个人呢？一百个人呢？两千个人呢？”
“今天工地上的场面，给了我答案。也给了所有怀疑我们的人答案——老百姓支持的事，就一定能干成！”
工棚里响起热烈的掌声。
等掌声稍歇，我继续说：“但光有热情不够，咱们得把事干好、干实。接下来，我谈几点具体安排。”
“第一，关于乡亲们的劳动。”我看向刘永好，“刘厂长，我建议成立一个‘义务劳动登记处’。凡是来帮忙的乡亲，都登记姓名、所在生产队、出工天数。虽然大家不要报酬，但这份情谊工业园必须记住。等将来投产了，招工、培训、购买拖拉机，这些登记在册的乡亲和他们的子女，享有优先权。”
“好！”刘永好立刻记下，“明天就办！”
“第二，关于伙食。”我说，“现在省里调拨的粮食蔬菜陆续到位了，咱们要把伙食办好。我的要求是：早饭有稀饭、窝头；午饭和晚饭，至少一菜一汤，菜里要有油腥，每周至少吃一次肉。粮食管够，不能让大家饿着肚子干活。”
负责后勤的老赵站起来：“韩组长，现在肉还是紧张，每周一次可能……”
“我想办法。”我打断他，“我去找商业厅、找食品公司，哪怕用工业园的计划外物资去换，也要保证。干活出大力，营养必须跟上。”
“第三，关于住宿。”我看向王工程师，“王工，工棚扩建进度怎么样？”
王工程师翻开本子：“现在有工棚八十间，能住八百人。按您的指示，今天又开工扩建四十间，三天内能完工，可以再容纳四百人。但就算这样，也只能解决一千二百人的住宿，还有将近两千人……”
“附近村里能不能安排？”一个乡亲代表举手，“韩同志，俺们城晋驿大队离这儿就五里地，可以安排一部分人住社员家里！”
“俺们黄寨大队也能安排！”
“大盂大队也行！”
几个生产队长纷纷表态。
我心头一热：“那就麻烦各位队长了！住宿的社员家，工业园给补贴，按每人每天一毛钱算，钱不多，是个心意。”
“要啥钱啊！”城晋驿的陈队长摆手， “都是自家兄弟，住几天咋了！”
“要给的。”我坚持，“不能让帮忙的乡亲吃亏，也不能让提供住宿的社员白忙活。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第四，关于施工安排。”我转向施工队的负责人，“现在人手充足，咱们要重新规划进度。我的想法是，兵分三路。”
我在黑板上画了个简单的示意图：“第一路，主攻厂房基建。现在地基开挖已经完成大半，接下来是夯实地基、砌筑墙体。这部分需要技术工人主导，乡亲们辅助。”
“第二路，负责园区道路和配套设施。主干道要拓宽、压实，将来要能走重型卡车。水电管线要同步铺设，不能等厂房建好了再挖。”
“第三路，也是最关键的一路——设备安装准备。”我看向从洛阳请来的几位老工程师，“几位老师傅，山西机床厂的设备下个月就开始陆续交货。安装设备的车间必须先建好，而且标准要高，地面要平整，防尘、防潮都要到位。”
一位姓周的老工程师点头：“韩组长放心，设备车间这块我们盯着。图纸已经出来了，明天就放线开工。”
“好。”我放下粉笔，“最后一点，关于安全。”
工棚里安静下来。
“乡亲们来帮忙，是情分。”我一字一句，“但我们必须保证所有人的安全。现在工地人多、机械多、交叉作业多，安全隐患也多了。”
“我宣布几条铁律：第一，所有施工区域必须有人指挥，不能乱干蛮干；第二，高处作业必须系安全绳，哪怕麻烦也要系；第三，机械操作必须由培训过的人员进行，其他人不得靠近；第四，晚上施工必须有足够的照明，不允许摸黑干活。”
“每个施工点，指定一个安全员。发现隐患，立即停工整改。谁要是图省事、图快，出了事故，我第一个追究责任！”
我的语气很严厉，但所有人都明白这是为他们好。
“韩同志说得对！”一个中年汉子站起来，“俺们大队去年修水渠，就有人不小心摔伤了，躺了三个月。安全是第一位的！”
“对！不能出事！”
见大家都重视起来，我才放缓语气：“好了，我要说的就这些。现在，听听大家的意见。有什么困难、建议，都可以提。”
工棚里沉默了几秒，然后一个接一个地发言。
“韩同志，俺们那组运沙石的，独轮车不够用，能不能再弄几十辆？”
“记下了，明天我去县农机站借。”
“韩组长，砌墙用的青砖，侯村砖窑那边说燃料不够，烧不了那么快。”
“我想办法调煤炭指标。”
“韩同志，妇女们编草帘，麦草快用完了……”
“去周边生产队收购，按市价，工业园出钱。”
问题一个个提出，能现场解决的就现场解决，解决不了的记下来想办法。会议开了一个多小时，煤油灯添了三次油。
最后发言的，是一个一直没说话的老汉。他站起来，腰板挺得笔直，虽然棉袄上打满补丁，但眼神清亮。
“韩同志，俺叫赵德柱，六十三了，从忻县来的。”老汉声音洪亮，“俺今天不说困难，就说个事。”
所有人都看向他。
“俺孙子，去年得了场病，发烧，浑身没劲。”赵德柱缓缓说道，“家里穷，没钱去医院，就拖着。后来实在不行了，送到县医院，医生说再晚来一天就危险了。住院七天，花了十五块钱——那是俺家半年的积蓄。”
工棚里很安静，只有老汉的声音：“病好了，但家里欠了债。今年开春，种子钱都没有。正发愁呢，听说韩家村那边在收鸡蛋，三毛五一斤。俺家养了八只鸡，一天能捡五六个蛋，攒一个星期就有一斤多，能卖五毛钱。”
“就靠这五毛钱，俺家买了种子，种上了地。”老汉的眼睛红了，“后来，又听说韩同志要办养鸡场，免费送鸡苗、教技术。俺儿子报了名，领了一百只小鸡。现在长得可好了，再过两个月就能下蛋。”
他看着我，深深鞠了一躬：“韩同志，您救了我孙子一命，救了我全家。今天来工地，俺没别的心思，就是想看看您长啥样，想跟您说声谢谢。”
我的眼眶瞬间湿了。
老汉直起身，抹了把眼睛：“刚才听您说，等工业园建成了，要优先招俺们这些来帮忙的人。俺老了，干不动了，但俺儿子、俺孙子，都能来！只要您需要，俺赵家三代人，都跟着您干！”
“对！跟着韩同志干！”
“俺们也是！”
工棚里群情激昂。
我深吸一口气，平复情绪：“赵大爷，谢谢您。也谢谢所有乡亲的信任。我韩浩在这里承诺：这个工业园，不是为了我个人，也不是为了少数人。它是为了千千万万的农民兄弟，为了中国的农业现代化。”
“我们会造出质量最好的拖拉机，定出农民买得起的价格，提供最完善的售后服务。我们要让山西的农民，率先用上自己的机器；让山西的农业，走在全国的前列。”
“而这，离不开在座的每一位，离不开工地上的三千多位乡亲。历史会记住这一天——1965年正月，在阳曲的荒滩上，三千农民用双手和汗水，托起了中国农业机械化的第一块基石。”
“让我们一起，把这块基石打牢！”
掌声雷动。
会议结束后，我和刘永好站在工棚外抽烟。远处的工地上，还有人在挑灯夜战——那是几个生产队的青年突击队，自发组织起来抢修一段难走的路。
“韩浩，”刘永好吐出一口烟，“我干工业这么多年，没见过这样的场面。”
“我也没有。”我实话实说。
在后世，我见过太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见过太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资本的游戏里，每个人都是孤岛，连接岛屿的只有利益的桥梁。
而在这里，我看到了完全不同的逻辑：你帮我，我帮你；你好，我好，大家好。这不是理想主义的空想，而是基于生存智慧的朴素选择——在匮乏的年代，团结是唯一的出路。
“我在想，”刘永好说，“等这个工业园建成了，咱们的第一台拖拉机下线的时候，应该给这些乡亲发请柬，请他们都来看看。”
“不仅要请他们看，”我说，“还要让第一台拖拉机，先到这些来帮忙的生产队去，免费试用一个月。让他们最先享受到成果。”
“好主意！”
夜风吹来，带着早春的寒意。但工地上的灯火，却让人心里暖洋洋的。
“刘厂长，”我突然想起件事，“省计委周主任给的三个月期限，现在已经过去半个月了。照现在的进度，咱们能提前完成吗？”
刘永好掐灭烟头：“厂房地基，原定一个月完成，现在看来二十天就能搞定。设备车间的建设，如果乡亲们继续帮忙，也能提前。最关键的还是技术工人培训——去洛阳的那批人，要六个月才能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