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熙十六年春，李璟登基大典的礼乐尚未消散，太极殿侧殿的烛火已连续三日未熄。案上摊着长安舆图、军需账册与百官名录，李璟指尖划过“内库”“将官营”“漕运司”等字样——他能在宫变中一击制胜，绝非仅凭临场决断，而是多年来围绕“人、财、物”布下的天罗地网，如今正逐一收网，将权力的根基深扎进大唐的肌理。
李璟的军事支持，早在宫变前五年便已埋下伏笔，核心是父皇李允留下的“将官营”，以及他亲手织就的“亲信网络”：
李允设立将官营时，李璟便以“太子监营”身份深度参与，每年亲赴营中授课三月，主讲“胡汉协同战术”与“忠君要义”。对秦岳这类寒门出身的学员，他不仅破格提拔，更在其母病逝时亲赠抚恤金，安排将官营工匠为其打造专属陌刀；对耶律恒等胡族学员，他力排众议废除“胡将不得掌重权”的旧例，在北疆战事中让其独领三千玄甲骑冲锋，战后亲为其包扎伤口，承诺“若他日掌权，必让胡汉将士同享恩赏”。
宫变中秦岳的“即刻反戈”、耶律恒的“领兵驰援”，并非临时倒戈，而是多年恩义积累的必然——将官营首期至三期学员，遍布玄甲骑与靖安牙兵的各级岗位，形成了只认“太子令”的隐形势力，这才是李璟敢以二十人对峙宦官大军的底气。
针对玄甲骑与靖安牙兵“直属先帝”的特性，李璟从未试图强行夺权，而是以“共同利益”绑定。他提前两年便向李允进言“私兵待遇需与战功挂钩”，推动设立“戍边津贴”——玄甲骑驻河西者，月饷再加五成，阵亡将士家眷由东宫拨款赡养；靖安牙兵值守宫城者，可优先获得长安城内的田宅。
宫变后颁布的“拆分编制”看似打压，实则暗藏体恤：将疲于奔命的玄甲骑分驻西郊与北苑，避免过度损耗；取消“亲卫坊”质留制度，更是解除了将士的后顾之忧。秦岳升任都指挥使后，李璟当即兑现承诺，将长安城南五十亩良田赐其家族，耶律恒的胡族部将也尽数获得“世袭军户”资格，私兵从“先帝的亲卫”彻底转变为“李璟的死士”。
李璟深知宫变若拖久，必引藩镇觊觎，早在永熙十五年冬便以“巡边”为名，密会河西节度使郭虔瓘与北庭都护程千里。他许以“登基后保留边军自主权，军械优先供给”，两人则承诺“若京城有变，河西军可三日驰援，北庭军牵制吐蕃”。
高廉谋反时曾派使者拉拢郭虔瓘，却被其当场斩杀——李璟提前送去的“太子亲书”与玄甲骑信物，早已让边军将领认定“太子乃正统”。宫变平定后，郭虔瓘即刻遣子押送十万石粮草入京，既表忠诚，也成了李璟稳定军心的重要筹码。
李璟能在宫变中“赏罚自如”，核心在于他早已掌控大唐最核心的财货来源，而非依赖空泛的皇权：
李允晚年病重，李璟以“太子监国”身份接管内库，暗中清查账目，将其中三成金银（约五十万贯）与半数粮草（二十万石）转移至东宫私库，对外则宣称“内库空虚，需缩减开支”。高廉谋反时以为李璟无钱调兵，却不知李璟早已用东宫私库为秦岳的靖安牙兵配齐了改良陌刀与明光铠，给耶律恒的书信中“赐田加倍”的承诺，也有足够财力支撑。
登基后，李璟公开“先帝内库结余”，以“平叛犒赏”为名，将内库剩余财物分赏将士与百姓，既掩盖了转移私库的动作，又落得“恩赏分明”的美名。
长安的粮草与军械，七成依赖江南漕运与长安工坊。李璟早在永熙十四年便推荐亲信张说担任“漕运使”，将漕船调度权收归东宫；又以“改良军械”为由，兼任“军械监”，掌控长安最大的陌刀工坊与马槊锻造坊。
高廉谋反时曾试图切断漕运，却发现张说早已将江南漕粮提前转运至洛阳粮仓，可随时经陆路运京；长安工坊也在李璟亲信的管控下，宫变当日仍在赶制军械，为平叛提供了持续支持。登基后，李璟干脆将漕运司与军械监直接划归“皇帝直管”，彻底垄断了京城的物资供给。
盐铁是大唐最丰厚的税源，此前由中书省与户部共管。李璟以“整顿盐铁贪腐”为名，派将官营学员担任各地盐铁监丞，清查贪墨，将盐铁收入的四成直接划入皇帝内库，而非户部。
宫变平定后，李璟以“平叛需筹款”为由，暂时提高盐铁专卖税率三成，却对长安百姓实行“盐价补贴”，既保证了财源（每月新增十万贯收入），又未引发民怨——这种“取之于商，用之于军，惠之于民”的操作，让财力支撑更具可持续性。
李璟对文官集团的“打压”并非一味强硬，而是“分化拉拢”，同时以民生为棋，赢得底层支持，让权力根基更稳：
对裴枢这类“观望派”，李璟虽降其职，却保留其俸禄与体面，暗中派张九龄传话“若日后尽职，仍可复用”——裴枢精通礼仪与典章，是稳定朝堂秩序的必要人物，打压只是剥夺其“分权资本”，而非彻底弃用。
对六部中“务实派”官员，如户部侍郎李泌（擅长理财）、兵部郎中王忠嗣（熟悉边军），李璟则破格提拔，许以“直接向皇帝奏事”的权力。李泌提出“漕运分段运输法”，可节省三成运力，李璟当即采纳，赐其金带；王忠嗣建议“玄甲骑与边军轮换训练”，李璟也立刻推行，升其为兵部侍郎。
这种“打压投机者，重用实干者”的策略，让文官集团从“抱团分权”转变为“各自向皇帝邀功”，中枢权力自然尽归李璟。
宫变当日，李璟便下令“靖安牙兵不得侵扰百姓，违令者斩”，京卫营巡逻时更是“帮百姓扑灭宫变引发的火灾”，赢得初步好感。登基后，他即刻颁布两道惠民令：一是“长安百姓免半年赋税”，二是“宫变期间受损的商铺，由内库赔偿损失”。
这些举措花费不多（约十万贯），却效果显着——朱雀大街的商户自发挂起“新帝圣明”的灯笼，百姓在太极殿外焚香祈福，李璟的皇权从“宫变夺来”转变为“民心所向”，文官与藩镇即便有异议，也失去了“替天行道”的借口。
针对大唐胡汉混居的现状，李璟在宫变后特意召见契丹、女真等族的首领，重申“胡汉将士同赏同罚”，将耶律恒的侄子送入将官营深造，还批准在长安城西设立“胡商集市”，免除胡商的杂税。
这些举措让胡族群体认定“李璟比先帝更重视胡族利益”，幽云地区的胡族军户主动上书“愿为陛下戍边”，既消解了“私兵拆分”可能引发的胡族不满，又为大唐增添了新的兵源。
李璟深知“人治不如法治”，在掌控人财物与军政后，立刻通过制度设计，将权力牢牢锁在自己手中：
玄甲骑与靖安牙兵的调动，需“皇帝手谕+兵部兵符+主将签字”三重确认，兵部兵符由李璟亲信保管，主将任免权也归皇帝。他还规定“主将任期三年，不得连任”，避免将领与士兵形成私属关系——秦岳与耶律恒虽获重用，却始终无法掌控军队的绝对调动权。
内库、漕运司、军械监、盐铁监，尽数脱离三省六部管辖，直接向皇帝负责。户部仅保留“地方赋税征管”职能，且需每月向皇帝提交详细账目，李璟通过“亲信审核+随机抽查”，确保财权不旁落。
解散神策内卫后，李璟设立“肃政台”，由将官营学员与东宫旧部担任御史，专司监察百官与将领。肃政台官员直接向皇帝奏事，可“风闻奏事”（无需实证即可弹劾），文官与武将稍有异动，李璟便能即刻知晓——高廉余党试图拉拢靖安牙兵小校，刚递出金银便被肃政台察觉，当场擒杀。
永熙十六年夏，李璟站在太极殿的丹陛上，看着下方躬身奏事的李泌与王忠嗣，殿外传来玄甲骑训练的呐喊与市井的喧嚣，心中无比笃定。他的权力并非来自宫变的侥幸，而是源于对“人需恩养、财需掌控、军需绑定、制需严密”的深刻理解——宦官被清除，私兵被驯服，文官被分化，百姓被笼络，大唐的军政财权，已形成一个以他为核心的闭环。
此时的李璟还未意识到，这份“大权独揽”的背后，已埋下“精力透支”的隐患，但至少此刻，他用精准的谋略与铁腕的手段，筑牢了属于自己的帝王基业，让大唐在权力更迭的动荡后，迅速回归稳定。而那些被他掌控的人财物与军政力量，正如同精密运转的齿轮，推动着这个庞大的帝国，朝着他设想的“盛世”方向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