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符二年（公元875年）春，于阗西镇的驼铃还在风中摇曳时，李允握着长安递来的塘报，指腹已将“黄巢起义陷曹州”的字迹揉得发皱。帐外，七十余岁的李衡拄着檀木杖，鬓发如雪，却仍能从他眼中看见当年平漠北、镇江南的锐利——从会昌六年（公元846年）李衡初入西域，到如今已近三十载；从武宗李炎到僖宗李儇，大唐已换了四位帝王，而西域的天，始终由李家父子撑着。
自会昌六年（846年）李衡平定吐蕃回鹘联军、留戍西域起，至乾符二年（875年）大食来袭，恰好二十九年。这二十九年里，西域从战火频仍的边陲，变成了商道畅通、部族和睦的乐土，而长安的朝堂，却在帝王更替中渐渐失了掌控力：
武宗李炎在会昌六年（846年）病逝后，皇叔李忱继位，是为唐宣宗。宣宗虽有“小太宗”之称，却对西域采取“默许自治”之策——他深知长安无力掌控李衡手中的八万新军，索性承认李家对西域的治理权，只要求李衡“定期贡赋、守好西大门”。
这十三年间，李衡已年过半百，开始逐步将军政权交予李允：让李允主持西域屯田，使粮产翻倍；命李允处理部族纠纷，定下“各族共治”的议事堂制度；甚至让李允独自平定过疏勒的部族叛乱——李允从十二岁的少年，长成了能独当一面的西域兵马副帅，而李衡则退居幕后，专注于商道开拓与工坊建设，将龟兹打造成了西域的经济中心。
宣宗病逝后，长子李漼继位，是为唐懿宗。懿宗耽于享乐，朝政日渐混乱，对西域更是“不闻不问”——除了每年接收李允派去的贡使（多为西域的玉石、香料），几乎忘了大唐西陲还有一片由李家守护的疆土。
这十四年里，李允已完全接过军权：他将新军扩至十万，其中部族兵占七成，河北旧部占三成，还组建了“西域水师”（用于塔里木河沿线的防务）；他重修了安西都护府的旧驿道，让龟兹到于阗的行程从十日缩短至五日；甚至在葱岭以西与大食阿拔斯王朝的商队达成协议，约定“互不侵扰、自由贸易”——那时的大食，还因李允的军威与商道利益，不敢轻易动兵。李衡则因年事已高，多数时候留在龟兹的王府中，偶尔会对李允的决策提些建议，更多是看着孙辈在西域长大，感叹“李家的根，终于扎稳了”。
懿宗病逝后，十二岁的李儇继位，是为唐僖宗。僖宗年幼，朝政被宦官与权臣把持，乾符元年（874年）王仙芝在长垣起义，次年黄巢在曹州响应，大唐内乱骤起——长安自顾不暇，连西域的贡使都再未派出，更别说驰援西域。
正是这“长安失势”的空档，让大食看到了机会：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认为“大唐已无力西顾，西域可图”，遂派大将穆罕默德率三万联军东征；而被李允罢黜的龟兹副使马万通（咸通十年因贪腐玉矿税银被罢，怀恨在心），得知消息后主动联络大食，愿做“引路犬”——他熟悉西域的防务布防，更清楚于阗西镇是安西都护府的“玉矿命脉”，破了西镇，便能断西域的财路。
二十九年里，李家父子与长安的关系，也从“君臣博弈”变成了“各自为安”：
武宗是李衡辅佐登基的帝王，却也是最早忌惮李衡兵权的人。他曾试图通过换将、削食邑、安插监军来削弱李衡，却因江南叛乱、西域告急，不得不一次次依赖李衡。直到会昌六年（846年）武宗病逝前，他给李衡的最后一道圣旨仍是“护好西域，勿让吐蕃再犯”——他终究承认，大唐的西陲，离不得李衡。
宣宗继位后，深知“强削李衡必致西域大乱”，遂改“制衡”为“默许”：他晋封李允为“西域郡王”，赐李衡“开府仪同三司”的虚衔，却从不要求李家父子回京。他要的，是李衡父子“替大唐守好西疆，别给长安添麻烦”；而李衡要的，是西域的安稳与李家的根基——双方达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平衡”。
懿宗沉迷酒色，对西域的态度是“有贡则喜，无乱则不问”。李允曾在咸通十二年（871年）上书，请求长安派工匠来西域改良投石机，以应对大食的骑兵，却被懿宗的权臣以“长安工匠紧缺”为由驳回。也是从这时起，李允彻底明白：“长安靠不住，西域的安危，只能靠我们自己。”
僖宗继位时，大唐已遍地烽火。乾符二年（875年）黄巢起义爆发后，长安与西域的联络几乎断绝——李允派去的使者，要么被乱兵所杀，要么被宦官扣下，直到大食联军来袭前，他收到的仍是三个月前的旧塘报，只知“长安乱，暂无援军”。
正是这种“长安失顾”的背景，让大食与马万通有了可乘之机。当于阗西镇的烽火燃起时，李允望着帐内的西域地图，身旁的李衡虽已年迈，却仍握紧了当年的尚方剑：“允儿，长安靠不住，可我们有西域的十万兵，有各族的百姓。大食要抢我们的家，马万通要毁我们的根，这一战，我们只能赢，不能输。”
李允点头，将吴王金印按在调兵符上。帐外，回鹘首领阿古拉已率骑兵集结，周昂的河北旧部正检查投石机，于阗部族兵举着“护家园”的旗帜呐喊——他们或许不知道长安的皇帝是谁，却知道要守护这片被李家父子打理得安稳的土地。
乾符二年的春风，终究吹不散于阗西镇的战火。但李衡与李允清楚，这一战，不仅是为了于阗的玉矿，更是为了西域的未来——即便大唐内乱，李家也要守住这西陲的最后一片净土，守住三十载扎根西域的心血与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