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壁滩的风裹着沙粒，在车辙印里打着旋。林墨蹲在一块露出半截的铁皮前，用相机镜头怼着看——那是半块车牌，蓝底白字，“新A”后面的数字被风沙磨得只剩模糊的轮廓，边缘卷成波浪，像片被遗弃的金属叶子。
“别碰。”苏晚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她手里拎着工兵铲，裤脚沾着黄黑的泥。“戈壁滩的东西不能随便捡，万一是什么人故意埋的标记。”
林墨缩回手，指尖悬在车牌上方两厘米处。铁皮上还留着道深沟，像是被什么重物碾过，数字“6”的下半截嵌在沙里，像只断了腿的蚂蚁。“你看这磨损程度，”她指着边缘的锈迹，“至少埋了半年，说不定是哪辆车出事时掉的。”
苏晚蹲下来，用工兵铲轻轻拨开车牌周围的沙。铁皮下面压着块碎玻璃，阳光折射下泛着冷光。“像是越野车的前挡玻璃，”她用指腹蹭了蹭玻璃碴，“碎得很厉害，可能是翻车了。”
林墨的心跳突然快了半拍。她想起去年在独库公路遇到的塌方，救援车在峡谷里闪着灯，红蓝交替的光映在雪地上，像道渗血的伤口。“要不要……报警？”她掏出手机，信号格却空空如也。
“报了也没用。”苏晚把车牌整个挖出来，半块铁皮在她手里轻飘飘的，“这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警察过来至少得三天，早就找不到线索了。”她往远处望了望，戈壁滩像张被揉皱的黄纸，看不到尽头，“不过……或许能从车牌上找到点信息。”
两人把半块车牌放进工具箱，继续往前开。夕阳把戈壁滩染成橘红色时，终于遇到个养路工的道班房。守班的老李头叼着旱烟，看到车牌就皱起眉：“这不是老周的车吗？”
“老周？”林墨赶紧追问。
“跑运输的，半年前在这附近失踪了。”老李头磕了磕烟袋，烟灰落在补丁摞补丁的裤子上，“当时下着沙暴，他的车陷在流沙里，人据说爬出来了，可再也没人见过。”他指着车牌上的“6”，“他总说这数字吉利，能顺顺利利跑遍新疆。”
苏晚突然想起什么，从工具箱里翻出车牌，指着背面的凹痕：“这痕迹像是被千斤顶砸的，他可能当时想自救。”她又指着边缘的磨损，“沙粒磨出的纹路是横向的，说明车牌掉落后被风沙推了很远，他应该是往西北方向走了。”
老李头拍着大腿：“西北边是红柳沟！那里有水，他肯定是往那边找水去了！”
林墨突然觉得手里的相机沉甸甸的。她想起车牌上模糊的数字，想起老周失踪前或许也曾对着它祈祷平安，心里像被沙粒硌着难受。“咱们……能不能去红柳沟看看？”她问，声音有点发紧。
苏晚看了眼天色：“红柳沟离这还有四十公里，天黑前能到。不过得跟老李头借辆摩托车，房车开不进沟里。”
红柳沟的沙比戈壁滩软，摩托车陷在里面好几次。苏晚推着车走在前面，林墨跟在后面，手里紧紧攥着那半块车牌。沟底果然有片水洼，芦苇丛里藏着个破旧的帆布包。
“在这里！”林墨扒开芦苇，包上绣着的“平安”二字已经褪色。打开一看，里面有本行车日志，最后一页写着：“水快喝完了，车牌掉了，顺着红柳走应该能出去……”字迹被水洇得发皱，日期正是半年前。
苏晚翻到前面的通讯录，找到“家人”那一栏，是个乌鲁木齐的号码。“试试能不能打通。”她把手机递给林墨，信号格在沟里时隐时现。
电话响了三声被接起，一个女声带着哭腔：“喂？”
“您好，”林墨的声音有点抖，“我们在红柳沟捡到了老周的包，还有半块车牌……”
对方突然哭出声，断断续续地说：“他失踪后，我们找了三个月……警察说可能不在了……”
挂了电话，林墨蹲在水洼边，看着车牌在水里的倒影，突然觉得这半块铁皮比任何照片都沉重。“你说，他最后是不是很害怕？”
苏晚把帆布包收拾好，声音很轻：“但他没放弃，你看这日志，他一直在想办法出去。”她把车牌放进包里，“至少他的家人知道他努力过了，这比一直等着强。”
回程的路上，摩托车的灯光在红柳丛里晃出长长的影子。林墨看着苏晚骑车的背影，突然明白：这半块车牌捡得值。它不仅是个失踪者的痕迹，更是份提醒——在这人迹罕至的地方，每个生命都值得被找到，每个努力活着的痕迹都不该被风沙掩埋。
后来，老周的家人来到班房取回了包和车牌。他的妻子握着林墨的手，反复说“谢谢你们让他回家”。林墨没说什么，只是把相机里红柳沟的照片传给了她——水洼泛着月光，芦苇在风里摇晃，像片温柔的怀抱。
房车重新驶上戈壁滩时，林墨把那半块车牌的照片设成了私密相册。苏晚看着她操作，突然说：“以后路过这种地方，多留意点。说不定咱们的眼睛，能帮别人找到想找的人。”
林墨点头，看着窗外掠过的沙粒。风还在吹，但那半块车牌带来的沉重，已经慢慢变成了种力量——让她们知道，在路上不只是看风景，有时停下来，弯腰捡起别人遗落的痕迹，也是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