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产品质量攻关突击队”的牌子，连夜挂在了厂部会议室旁边腾出的一间大办公室门口。没有锣鼓喧天的成立仪式，只有一种无形的、紧绷的气氛在迅速凝聚。
刘莉的动作雷厉风行。挂牌当天上午，她就在这间临时指挥部里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与会者是她亲自点将的技术科精英（以傅景宸为核心）、各车间技术主任、质检科骨干，以及几位像王建国师傅这样经验丰富、德高望重的八级工。张淑兰也因为心思细密、动手能力强，被抽调到突击队负责装配环节的跟踪记录。
办公室里，墙壁上挂满了齿轮箱的总装图、部件图和工艺流程图，几张桌子拼在一起，上面堆满了首批失效样品的检测数据、各种材质的齿轮样品、以及外文技术资料。
刘莉站在图纸前，目光扫过在场每一位成员，开门见山：“客套话免了。我们现在是一个战壕的，目标只有一个：在规定时间内，造出完全合格的出口齿轮箱。时间，按小时计算。”
她没有浪费时间鼓舞士气，直接切入主题：“首检失利，问题出在噪音和寿命。但根子，可能埋在从原材料到成品的每一个环节。所以，我们第一步，不是急着改工艺，而是‘剖尸’！把整个生产过程，从头到尾，像用放大镜一样，给我一寸一寸地查清楚！”
她将突击队分成了三个小组：
第一组，材料与热处理组，由傅景宸牵头，重点追踪齿轮钢材的化学成分波动、锻造流线，以及最关键的热处理工艺——渗碳层深度、硬度梯度、金相组织，寻找可能导致早期点蚀和磨损的微观隐患。
第二组，机加工与精度组，由刘莉亲自负责，王建国师傅担任顾问，聚焦齿轮加工的全过程。从滚齿、剃齿（或插齿）的精度，到齿面光洁度，再到每一个相关轴、孔、端面的尺寸和形位公差，不放过任何可能引起振动和噪音的精度偏差。
第三组，装配与清洁度组，由张淑兰配合装配车间老师傅，紧盯装配环境、零件清洗流程、螺栓拧紧力矩、轴承游隙调整，以及装配过程中可能引入的微小杂质。
“记住，”刘莉强调，“各组之间数据必须实时共享，发现任何异常，无论多微小，立刻上报，交叉验证。我们要找的，可能不是一个大问题，而是几个小问题叠加产生的‘共振’效应。”
命令下达，整个红星厂仿佛一部精密的机器，围绕着突击队高速运转起来。
傅景宸带着人泡在了热处理车间和理化实验室。他们截取了不同批次的钢材样本，对比进口料与国产料的差异；在热处理炉前记录每一炉的温控曲线、碳势变化，将失效齿轮切片，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其渗碳层和马氏体形态，寻找组织不均匀或残留奥氏体过多的证据。
刘莉和王师傅则扎根在机加工车间。他们调阅了所有加工设备的精度校验记录，亲自操作仪器，复检已加工齿轮的齿形误差、齿向误差、周节累积误差。王师傅凭借几十年的手感，甚至能听出不同刀具磨损状态下切削声音的细微差别，指导青年工人调整参数。他们发现，由于设备老化，部分齿轮的齿面粗糙度确实存在波动，某些轴的圆柱度也处于公差带边缘。
张淑兰那边的工作同样琐碎却关键。她带着几个女工，严格执行新的装配清洁规程，用白绸布擦拭每一个零件，检查清洗液洁净度，并用扭力扳手规范每一个螺栓的紧固顺序和力矩。她们发现，旧的装配习惯确实存在随意性，轴承预紧力的调整更多依靠老师傅的手感，缺乏量化标准。
数据如同溪流，从各个方向汇入突击队办公室。刘莉站在贴满数据和图表的墙壁前，像一位面对作战沙盘的指挥官，目光锐利地捕捉着各个信息之间的关联。
几天几夜的连续奋战，会议开了不知多少次，争论时有发生。傅景宸基于理论计算，认为热处理变形是导致齿轮啮合精度下降的主因；而王师傅则从实践经验出发，坚持认为机加工本身的精度偏差是“先天不足”，放大了一切后续问题。张淑兰则提供了装配环节存在不确定性的佐证。
刘莉没有偏信任何一方，她要求各组提供更详实的数据支撑。终于，在交叉比对海量数据后，两个最核心、且相互关联的症结浮出水面：
一是齿轮热处理后的变形规律不稳定且难以预测。同一炉处理的齿轮，其内孔、端面的变形量存在离散性，导致在后续精加工（如磨齿）时，定位基准已然失真，难以修正到理想状态，这是影响最终啮合精度的根源之一，直接关联噪音。
二是装配精度的系统性和一致性不足。轴承的安装游隙、齿轮轴的轴向定位等关键尺寸，过度依赖装配工人的个人经验和手感，缺乏有效的工装保证和量化控制。这导致即使是加工合格的零件，在装配成总成后，其核心传动部件的相对位置关系也存在波动，直接影响传动平稳性和寿命。
问题锁定了，但解决它们，意味着要对现有成熟但粗糙的工艺动大手术，其难度不亚于重新设计一款产品。然而，刘莉的眼神却比之前更加明亮。找到了靶心，剩下的，就是如何调动一切资源，将子弹精准地射出去。真正的攻坚战，此刻才正式打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