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那番关于“守成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沉重论述，如同一盆冰冷刺骨的寒泉，从扶苏头顶浇下，让他从近年来因推行仁政、朝局看似平稳而滋生出的些许欣慰与懈怠中，彻底惊醒过来。冷汗浸湿了内衫，他仿佛已经看到了那隐藏在盛世表象之下、足以吞噬一切的汹涌暗流与万丈深渊。殿内的空气凝重得几乎凝固，只有铜漏滴答作响，敲击在年轻帝王紧绷的心弦上。
然而，李斯并未止步于仅仅指出这令人窒息的困境。在令人压抑的沉默持续了足够长的时间，让扶苏充分消化了这严峻的现实之后，这位老臣浑浊却深邃的眼眸中，重新燃起了智慧的火光，那是一种历经沧桑、洞悉世事后的笃定与从容。他缓缓抬起头，斑白的须发在透过窗棂的微光中微微颤动，话锋陡然一转，语气变得前所未有的坚定、清晰而有力，每一个字都如同沉重的玉磬敲响，掷地有声地道出了守成之道的两大根本支柱——
“重在任贤与安民！”
这短短的六个字，如同在浓密的乌云中劈开的两道闪电，瞬间照亮了扶前途迷茫的扶苏的心田。
“陛下，”李斯的声音沉稳，带着一种抚慰人心的力量，却又蕴含着不容置疑的权威，“不必因知晓守成之艰险而过于忧惧，乃至束手无策。万事万物，知其难，而后能破其难。守成之道，看似千头万绪，错综复杂，令人无从下手，然若能高屋建瓴，抓住其最根本的命脉，则如同庖丁解牛，目无全牛，唯有经络关节，方能迎刃而解，游刃有余。其根本命脉为何？老臣穷毕生所学，纵观古今兴衰，以为无外乎二者：一曰‘任贤’，二曰‘安民’。此二者，如同支撑帝国巨鼎之两足，如同驱动千里战车之双轮，如同托举鲲鹏翱翔之双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乃是维系国运于不坠、破解一切守成难题的最关键之锁钥！”
他首先将论述的重点，落在了“任贤”之上，并以其深厚的政治素养，层层深入地阐述了其极端重要性及其在守成时期所应具备的深刻内涵。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得人者昌，失人者亡。”李斯引用了流传千古的治国箴言，语气凝重，“纵使陛下有尧舜之仁心，有管仲、商鞅之良法美意，若朝廷上下，郡县之间，无贤能正直、才干出众之官吏去忠实执行，去因地制宜地推行，那么一切美好的蓝图、英明的决策，最终都不过是镜花水月，空中楼阁，终将沦为一纸空文，甚至可能被歪嘴的和尚念错了经，反成扰民害国之弊政。陛下所深切忧虑的政令不通、吏治腐败、党争萌芽等诸多难题，追根溯源，其最核心的症结之一，便在于这‘人’字之上！”
他特别强调，守成时期所需要的“贤能”，与创业打天下时期所急需的“才干”，其侧重点已有显着的不同，必须明察秋毫，方能知人善任。
“创业之时，风云激荡，百废待兴，所需者，多为开拓进取之奇才，善权谋机变，能临危决断，敢于打破常规，甚至不避手段，以求在乱世中迅速打开局面，奠定基业。如攻城略地之猛将，运筹帷幄之谋士。而守成之时，天下初定，百业待兴，秩序初建，所需者，则更侧重于‘循吏’与‘能吏’之结合，二者缺一不可。”李斯细致地剖析道，“‘循吏’，乃熟知国家法令典章，恪尽职守，秉公执法，作风严谨踏实之臣。他们能确保朝廷政令的基本畅通无阻，维护国家制度框架的稳定运行，是帝国肌体得以正常运转的‘骨架’与‘血脉’。而‘能吏’，则需通权达变，不仅熟知法令，更善于处理复杂繁琐的具体实务，懂得根据不同地区的民情、地理、经济状况，灵活变通，在遵循国家大政方针的框架内，创造性地解决地方难题，兴利除弊，真正惠及一方百姓。他们是让帝国肌体充满活力、应对各种突发挑战的‘筋肉’与‘神经’。”
紧接着，李斯更进一步，指出“任贤”绝非君主一句口号或一时兴起所能实现，它需要一套完善、可持续的制度和文化氛围来加以保障和推动。
“陛下欲求得真贤，而非徒有虚名之辈，首要在于‘明察’。”李斯的语气变得锐利，“必须下决心打破以往那种唯出身门第、唯世家背景、唯清谈虚名取士的陋习积弊。要真正以德行操守为根基，以实际才干为核心，以任职后的政策实绩为最终依据，建立起一套公正、透明、可操作的选拔标准。科举制，乃是一条广开才路的良途，陛下已推行之，然需时刻警惕其可能产生的僵化倾向（如唯经文是举）与新的弊端（如请托舞弊），需不断加以完善优化。同时，大臣与地方的荐举之途亦不可完全废弃，但必须明确举荐者的责任，实行‘举主连坐’之类的方法，防止其徇私舞弊，滥竽充数。然而，比这些具体渠道更为根本的是，陛下需有海纳百川之胸襟，广开言路，营造兼听则明的朝堂氛围，使朝野上下、江湖草泽之中那些真正有德有才、心怀天下的贤能之士，皆有其公平的进身之阶与畅所欲言的发声之渠道。如此，野无遗贤，方为盛世之象。”
“其次，在于‘善任’。”李斯继续深入，谈及用人之道的核心，“知人善任，乃是人主最大的智慧与最难的艺术。并非所有贤才都适合所有职位。需根据各人的性情禀赋、专业特长、经验阅历之不同，将其置于最合适的位置上。使性格耿直、不畏权贵者，去执掌监察御史之职，肃清吏治；使心思缜密、沉稳持重者，去管理国家财政仓廪，量入为出；使思维敏捷、善于辞令者，去处理外交邦务，折冲樽俎；使学识渊博、品行高洁者，去掌管教育教化，培育人才。如此，方能达到人尽其才，官尽其职，事半功倍之效。若用人不当，如使张飞绣花，黛玉挂帅，非但不能成事，反而徒增混乱，挫伤贤才。”
“最后，在于‘善养’与‘善督’。”李斯的目光变得愈发深邃，触及了维系贤能队伍长期效力的关键，“对于已经选拔任用的贤能之臣，陛下需给予足够的信任与尊重，所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同时，需保障其享有体面的俸禄待遇，使其能安心公务，无家庭生计之忧，方能心无旁骛，尽忠职守，鞠躬尽瘁。然，信任绝非等同于放任自流。必须建立起健全、有效的监察考核机制，定期考察其政策实绩、官声操守。做到赏罚分明，公正无私，对政绩卓着、清廉自守者，不吝重赏，破格提拔；对庸碌无为、贪腐渎职者，则坚决汰除，以儆效尤。如此，方能形成‘贤者进，不肖者退’的良性循环，保持整个官僚队伍的活力、效率与纯洁性，使帝国行政机器始终得以高效、廉洁地运转。”
详尽而深刻地阐述了“任贤”之道后，李斯 seamlessly 地将话题转向了在他看来更为根本、更为深远的“安民”之策上。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他再次引用了这句堪称帝王教科书核心的古老训诫，语气中充满了不容置疑、仿佛源于天地至理的力量，“陛下，老臣方才所论及的一切守成之难，无论是法令滋弊、吏治腐败，还是利益集团坐大、君权旁落之风险，其最终的承受者与最真切的感受者，皆是这天下亿万黎民百姓。朝廷的每一项政策，最终都会落到他们的身上；官场的每一分腐败，最终都会由他们的血汗来承担；天下的每一次动荡，最终都会让他们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反之，若天下民心稳固，如磐石般凝聚于朝廷，则任何艰难险阻，朝廷皆有化解的深厚根基与强大后援；若民心离散，怨声载道，则纵有百万雄师，坚固城防，亦不过是建立在流沙之上的堡垒，狂风一起，便轰然倒塌。”
他具体而微地解释了“安民”这一概念所应包含的丰富而具体的层次，远非简单的轻徭薄赋所能概括。
“‘安民’之策，其基础固然在于轻徭薄赋，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仓廪充实，温饱无忧。此乃维系生存之根本，不可或缺。然，此绝非‘安民’之全部内涵，甚至并非最核心的部分。”李斯的目光仿佛穿透了宫殿的墙壁，看到了田间地头那些辛勤劳作的身影，“真正的‘安民’，在于使民有‘恒产’，而后有‘恒心’。需用严厉而公正的法律，切实保障小民百姓那微薄的田宅产业不受地方豪强、贪官污吏的巧取豪夺，使其辛勤劳作之所得，能够真正积累下来，传于子孙。如此，他们才会将自身的命运与国家的稳定紧密联系在一起，才会真心拥戴朝廷，因为朝廷保护了他们的劳动成果与未来希望。”
“在于使其身有所安，心有所寄。”李斯继续深入，触及精神与秩序的层面，“需有一套相对公正、能为百姓所理解和接受的法律体系，来保护他们最基本的生命与财产安全，使其免受盗匪、暴虐之害。同时，需有其认可并愿意遵循的文化道德规范、乡约民规，来维系其精神世界的安宁与社区的和谐。需大力兴办教化，其目的绝非为了禁锢思想，而是为了开启民智，导人向善，使百姓知晓礼义廉耻，明辨是非，从而增强其对国家、对乡土社群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一个精神有寄托、对未来有信心的民族，才是真正稳固的基石。”
“在于使其冤有所申，苦有所诉。”李斯的语气带着一丝悲悯，“需建立起畅通无阻的渠道，使底层百姓的冤情能够上达天听，其生活的疾苦能够为朝廷所知晓、所体恤。陛下 periodic 巡幸天下，观风问俗，体察民情，乃是‘安民’极为重要的举措，可收震慑地方、安抚民心之效。然，帝王巡幸终究次数有限，更需建立常效、可靠的机制，如完善各级衙门的诉讼程序，鼓励清正官员深入民间，甚至可设‘登闻鼓’等直诉渠道，确保下情得以时时上达，民瘼不致长期壅塞于下。唯有让百姓相信正义可得伸张，苦难可得关注，他们才会对朝廷保持基本的信任与期待。”
最后，李斯将“任贤”与“安民”这两大根本方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将其提升到了足以破解所有守成难题的总体战略纲的高度。
“陛下若能持之以恒、真心实意地推行‘任贤’之道，则可得治国安邦之良才千员，遍布朝野郡县，使帝国政令畅通，弊政得除；陛下若能始终如一、深切体恤地落实‘安民’之策，则可得天下亿兆黎民之心，民心所向，众志成城，此为治国最坚实之根基。有了良才辅佐，有了民心根基，则法令之弊可依靠贤能官吏渐次革新完善，吏治之腐可依靠清明监察大力整饬肃清，势力之分化可依靠公正政策与民心向背潜移默化地引导平衡，即便君主偶有安逸之念，亦能因贤臣劝谏与民心期盼而时时自省，克己复礼。如此，纵有千难万险，暗流汹涌，帝国这艘巨舟，亦能依靠这贤才之桨与民心之帆，沿着正确的航向，劈波斩浪，行稳致远，驶向那长治久安的彼岸！”
李斯的这番论述，格局宏大，思路缜密，逻辑清晰，既有高屋建瓴的理论指引，又有具体而微的实施路径，为内心彷徨的扶苏拨开了迷雾，指明了未来施政的核心理念与根本方向。这不仅是治国方略，更是一位老臣对年轻君主倾囊相授的、沉甸甸的社稷之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