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用电话亭的有机玻璃在经年累月的风吹日晒下泛出浑浊的黄色，像是被顽童泼洒的尿渍，又像医院走廊里经久未换的亚克力指示牌。阳光透过这层发黄的屏障后变得粘稠起来，在阿林青紫的手肘淤痕上投下蛛网状的阴影。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廉价的香皂味，混杂着金属话机固有的铁腥气，以及从电话亭缝隙钻进来的、路边烧烤摊隔夜油脂的哈喇味。阿林觉得自己像一只被裹进松脂里的虫子，动弹不得，连呼吸都变得费力。
“喂？是……是我。”
阿林的声音卡在喉咙里，像一块没嚼碎的硬糖。他机械地用准考证锋利的边缘刮蹭着斑驳的墙皮。这张印着“2014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硬纸卡已经起了毛边，左上角还沾着昨天泡面泼洒时的油渍，那油渍晕染开来，让“2014”几个数字显得有些模糊不清，仿佛一个不愿被确认的日期。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钟，只有电流微弱的嗡嗡声。这两秒钟长得像一个世纪。阿林能听见自己心脏在耳膜里擂鼓的声音，咚咚，咚咚，震得他太阳穴一跳一跳地疼。手肘的淤伤在粘稠的阳光下，隐隐散发着闷痛。
“……阿林？” 终于，一个女人的声音传了过来，带着一丝不确定，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是母亲。她的声音像是从一口很深很深的井里传上来，带着水汽和回音。
“嗯。” 阿林应了一声，声音干涩。他又开始用指甲抠刮准考证的边缘，硬纸板刺得指腹生疼。他需要这点疼痛来确认自己的存在。
“怎么用这个号码？你手机呢？” 母亲的问话来了，很自然，却像一根针，轻轻刺破了阿林勉强维持的平静。
“没……没电了。” 他飞快地撒了个谎，声音有些发虚。其实手机不是没电，是昨天下午，在那个出租屋的门口，被继父老马一把抢过去，狠狠摔在了水泥地上。屏幕碎裂的声音，和继父的咆哮混在一起：“考砸了还有脸玩手机？老子花钱供你读书，就供出个这？” 手机残骸现在大概还躺在门后的角落里，和那些空啤酒瓶作伴。阿林没敢说，他怕电话那头的母亲担心，更怕听到母亲无奈的叹息。那叹息比继父的拳头更让他难受。
“哦……” 母亲似乎接受了这个解释，或者，她其实并不完全相信，只是选择不深究。她又沉默了一下，然后问：“考得……怎么样？” 这句话问得小心翼翼，仿佛怕惊扰了什么。
电话亭里更闷了。阿林感到汗珠顺着脊梁沟往下淌，像冰冷的虫子爬过。他能感觉到电话听筒被手心的汗浸得滑腻。怎么样？他能怎么说？说数学最后三道大题他连题目都没看懂？说理综试卷上那些符号像天书一样？说英语听力刚开始，他的脑子就一片空白，只剩下继父考前那句“考不上好大学，就滚回来跟我干活”的咆哮在耳边嗡嗡作响？
他张了张嘴，喉咙里像塞了一团棉花。
“还……还行吧。” 他听到自己用一种异常平静，甚至可以说是麻木的声音回答。他用准考证的尖角，在写满“办证”、“开锁”、“专治性病”的斑驳墙面上，狠狠地划下了一道白色的刻痕。灰尘簌簌落下。
“还行是怎么样？” 母亲的声音提高了一点，带着一种长期的、习惯性的焦虑，“题目难不难？估分了吗？能上一本线吗？”
一连串的问题，像石头一样砸过来。阿林感到一阵眩晕。一本线？那个遥远的、闪闪发光的东西，曾经是母亲和他全部的希望。现在，它像是一个讽刺。他仿佛能看到母亲在南方那个嘈杂的制衣厂里，一边踩着缝纫机，一边跟工友炫耀“我儿子成绩好，肯定能考上一本”的样子。缝纫机哒哒哒的声音，和此刻电话亭外知了声嘶力竭的鸣叫混合在一起，让他心烦意乱。
“题目……有点难。” 他避重就轻，指甲几乎要掐进准考证的纸纤维里，“估分……还没估。”
“怎么不估呢？早点估个分，心里好有个底啊。你王阿姨家的儿子，考完当天晚上就估了，说能上六百呢……” 母亲开始絮叨起来，声音里夹杂着缝纫机规律的哒哒声，还有女工们模糊的谈笑声。背景音里的生活气息，反而更加反衬出阿林此刻的孤立无援。他被困在这个黄色的、发臭的玻璃盒子里，与整个世界隔绝。
“妈！” 阿林突然打断了她，声音有些尖锐，把他自己都吓了一跳。他深吸了一口气，试图压下喉咙口的哽咽，那股酸涩的气流冲得他鼻腔发疼。“我……我可能考得不好。”
这句话说出口，并没有带来预想中的轻松，反而像是打开了某个闸门。委屈、恐惧、羞愧，像潮水一样涌上来，瞬间淹没了他。他死死咬住自己的下唇，直到尝到一丝血腥味。
电话那头沉默了。哒哒的缝纫机声也停了。母亲似乎走到了一个相对安静的地方。过了一会儿，她的声音再次响起，低沉了许多：“怎么个不好法？是题目太难，还是……考试的时候不舒服了？”
母亲的追问，带着一种不肯放弃的执拗。阿林知道，她在期待一个转折，一个“虽然……但是……”的奇迹。就像三年前，父亲肝癌去世，家里欠下一屁股债，母亲也曾这样一遍遍地问医生“真的没有办法了吗？”，期待着一个不可能的转机。
没有转机了。阿林心里清楚。他想起最后一门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时，他坐在座位上，看着几乎空白的答题卡，浑身冰冷。监考老师走过来，同情地看了他一眼，收走了他的试卷。那一刻，他觉得自己的人生也被收走了。
“都不是。” 阿林的声音开始发抖，他努力控制着，“就是……没考好。可能……二本都悬。” 他几乎是嗫嚅着说出了最后几个字。说完，他像被抽干了力气，额头抵在冰凉肮脏的有机玻璃上，玻璃外的世界——对面老居民楼阳台上晾晒的衣物、歪斜的电线、一棵无精打采的歪脖子树——都变得扭曲模糊。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令人窒息的沉默。阿林能想象到母亲此刻的表情：那双因为长期熬夜而布满血丝的眼睛，会瞬间失去光彩，嘴角无力地耷拉下来，或许还会抬手揉一揉太阳穴。她总是这样，在遇到难以承受的事情时，默默地揉着太阳穴。
“……没事。” 不知过了多久，母亲的声音终于传了过来，带着一种刻意装出来的、干涩的轻松，但这轻松像一层脆弱的薄冰，下面是无底的深渊。“没事，阿林，一次考试……说明不了什么。你别有太大压力。”
母亲在安慰他。可是这安慰比责骂更让阿林难受。他宁愿母亲像继父那样，劈头盖脸骂他一顿，甚至打他一顿，也好过这样强装平静的“没事”。这“没事”背后，是他寒暑假在制衣厂帮忙打包时看到的，母亲数着那点微薄工钱时紧锁的眉头；是母亲把肉菜都夹到他碗里，说自己“减肥”时勉强的笑容；是无数个深夜，母亲在灯下缝补工装，计算着欠款和学费时，那被灯光拉得又长又孤单的影子。
“妈……对不起……” 这三个字终于冲口而出，带着压抑不住的哭腔。眼泪毫无征兆地滚落下来，灼烫着脸颊。他赶紧用袖子胡乱擦掉，袖子蹭过手肘的淤青，又是一阵刺痛。这淤青是昨天继父推搡他时撞在桌角留下的。他不能告诉母亲这个，绝对不能。
“傻孩子，说什么对不起。” 母亲的声音也哽咽了，但她极力忍着，“考完了就考完了，别想了。先回家，妈给你打点钱，你买点好吃的。你看你，肯定又瘦了……”
“回家？” 阿林下意识地重复了一句。回哪个家？那个有继父、有永无休止的争吵和压抑气氛的出租屋吗？昨天下午，成绩大概已经出来的风声不知怎么传到了继父耳朵里，他喝得醉醺醺地回来，把桌子拍得震天响，骂他是“废物”、“赔钱货”，说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当初让他跟着他妈一起去打工。那个地方，还能称之为“家”吗？
“我……我晚点再回去。” 阿林吸了吸鼻子，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常些，“我……我想在外面走走。”
“这么热的天，走去哪儿啊？” 母亲立刻担心起来，“快回家去，吹吹风扇。钱我这就让你叔……让老马给你转过去。” 母亲在提到继父时，明显地顿了一下，改了口。阿林心里一沉。连母亲，在那个男人面前，也是这般小心翼翼吗？她在那边的日子，是不是也像他一样，如履薄冰？
“不用！妈，真的不用！” 阿林急忙拒绝，声音因为急切而有些尖锐，“我……我还有钱。你别……别跟他说。” 他不想再接受继父的任何东西，哪怕是经由母亲的手转来的钱。那会让他觉得，自己欠那个男人的更多了，那是一种带着屈辱的债务。
母亲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那叹息又长又重，充满了无能为力的疲惫。“阿林……你叔他……脾气是坏了点，但他……他也是为你好……” 这话说得毫无底气，连她自己恐怕都说服不了。
为我好？阿林心里冷笑一声，指甲更深地掐进了掌心。为我好就是在我复习到深夜时，故意把电视声音开到最大？为我好就是在我模拟考失利后，冷嘲热讽说“龙生龙，凤生凤”？为我好就是昨天那样，拳脚相加？
但这些话，他不能对母亲说。母亲已经够难了。他不能把她最后一点可怜的依靠也打破。那个男人，虽然粗暴、酗酒、瞧不起他，但至少，他提供了母亲在南方的一个落脚点，一份虽然微薄但稳定的收入。而他，阿林，一个高考失败的“废物”，有什么资格去挑战这个脆弱的平衡？
“我知道。” 阿林最终只是哑着嗓子，重复了这三个字。除了这三个字，他不知道自己还能说什么。电话亭里弥漫着一股绝望的温情，像蛛网一样缠绕着他，越缠越紧。
“那你答应妈，早点回去，别在外面晃悠。天热，小心中暑。” 母亲不放心地叮嘱。
“嗯。”
“想吃什么就买，别省钱。”
“嗯。”
“……阿林，” 母亲的声音突然低沉下去，带着一种近乎恳求的语气，“不管考得怎么样，日子总得过下去。你别……别做傻事，听见没有？”
母亲的话，像一根针，精准地刺中了阿林内心最隐秘的角落。在昨天被继父打骂之后，在深夜独自游荡到河边的时候，那个黑暗的念头，确实像水鬼一样，缠绕过他的脚踝。冰凉的河水，似乎比这闷热的现实更有吸引力。
“……听见了。” 阿林的声音轻得像耳语，“我不会的。” 这句承诺，不知道是说给母亲听，还是说给自己听。
“那就好……那就好……” 母亲喃喃着，像是松了一口气，但那口气松得并不彻底，依然悬着，“那……妈先去干活了？这批货要得急。”
“好。”
“有事……给妈打电话。用这个号码也行。” 母亲补充道，声音里带着不舍。
“嗯。妈……再见。”
“再见。”
电话挂断了。听筒里传来急促的忙音，嘟——嘟——嘟——，像倒计时的秒针，敲打在阿林空洞的心上。他却没有立刻放下听筒，只是维持着那个姿势，额头抵着玻璃，听着那单调重复的声音，仿佛那是他与这个世界最后的连接。
过了好久，他才缓缓放下已经变得温热的听筒。金属话机哐当一声轻响，在寂静的电话亭里显得格外刺耳。他摊开手心，那张准考证已经被汗水浸得有些软烂，边缘被他捏得变了形。他盯着上面自己的照片，那个眼神里还带着一点对未来懵懂期望的少年，感觉陌生得像在看另一个人。
阳光依旧透过发黄的玻璃，黏腻地照在他身上。手肘的淤青在光线下显得更加狰狞。电话亭外，热浪扭曲着空气，知了还在不知疲倦地鸣叫，偶尔有汽车呼啸而过，卷起一阵尘土。世界依旧在运转，按部就班，冷漠如常。
阿林慢慢直起身，推开电话亭沉重的门。一股热浪扑面而来，几乎让他窒息。他站在电话亭门口，犹豫了一下，将手里那张皱巴巴、沾着油渍和汗水的准考证，揉成一团，塞进了旁边垃圾桶堆得满满的、散发着馊味的垃圾里。
纸团轻飘飘地落了下去，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他没有方向，不知道该去哪里。回那个“家”？他不想。去找同学？他无法面对那些考完后兴奋讨论答案和志愿的脸。他摸了摸裤兜，里面还有几张皱巴巴的零钱，是之前省下来的早餐费。
他抬起脚，漫无目的地沿着滚烫的街道往前走。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斜斜地投在斑驳的墙上，像一个孤独的、被遗弃的符号。未来像眼前这条被烈日炙烤的马路，一眼望不到头，并且蒸腾着令人绝望的热气。
他走了几步，又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那个黄色的、如同琥珀般的电话亭。它静静地立在街角，刚刚发生的一切，似乎都被封存在了那浑浊的有机玻璃之后，与外界隔绝。刚才那通电话，那个带着哭腔的“对不起”，母亲强装的平静，都像是一场梦。
只有手肘淤青的闷痛，和心里那个巨大的、空落落的窟窿，提醒着他，这不是梦。这是他必须面对的现实。一个高考失败者，在一个闷热下午，刚刚亲手埋葬了某种希望的现实。
他转回头，继续往前走。脚步虚浮，像踩在棉花上。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能去哪里。这个世界很大，但在这一刻，对于十八岁的阿林来说，却仿佛没有一个可以容纳他的角落。
电话亭渐渐被甩在身后，缩小成一个模糊的黄点。而前方的路，还很长，很长，长到让人看不到一丝光亮。阿林就这样走着，融入了夏日午后嘈杂而迷茫的人流中，像一个无声无息的影子。他的故事，似乎才刚刚开始，又似乎，在某个重要的节点，已经仓促地结束了。而生活这只巨兽，依旧张着沉默的口，等待着吞噬一切。
电话那头传来班主任老周沙哑的声音，像是被粉笔灰浸透了几十年：“查到了？多少分？” 这声音穿透电话线，带着一种熟悉的、令人心悸的关切，瞬间将阿林拉回了那些堆满试卷的黄昏。
墙灰碎屑因为阿林无意识抠刮的动作而簌簌落下。这细碎的声音，混合着电话亭外知了垂死的鸣叫，以及远处收废品三轮车吱呀呀的噪音，构成了一种奇特的背景音。在这背景音里，阿林恍惚间听到了上周父亲——不，是继父老马——用皮带抽打他后背的声音。皮带划破空气的尖啸，抽在皮肉上的闷响，以及皮带扣偶尔撞击到他脊椎骨时发出的、那种生锈弹簧床突然塌陷般的脆响，清晰地回荡在耳边。后背那些已经结痂的伤痕，似乎又开始隐隐作痛，是一种火辣辣的、带着耻辱的记忆。
他深吸了一口气，电话亭里浑浊的空气带着霉味和汗味涌入肺中，却没能带来丝毫力量。他低头，盯着手里那部老旧的诺基亚1110的绿色屏幕，那点可怜的背光，在这昏暗的电话亭里，像鬼火一样映着他的脸。屏幕上那串数字，冰冷、残酷，不容置疑。
“总分……387。” 阿林的声音干涩得像是砂纸摩擦，他几乎是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往外蹦，“语文92，数学61，英语79，理综155。” 每一个数字报出来，都像从他身上硬生生撕下一块肉。这些数字像一群黑色的蚂蚁，顺着他的视线，密密麻麻地爬进他的瞳孔，钻进他的脑子，啃噬着他的神经。理综155，他曾以为至少能摸到200分的边，结果却只有这么一点。数学61，那个鲜红的数字，像是对他过去一年所有挑灯夜战的最大嘲讽。
电话那头沉默了。只有老周沉重的呼吸声，通过听筒传来，一下，又一下，像拉不动风箱的老旧风琴。这沉默比任何追问都更难熬。阿林能想象到老周此刻的样子：一定是坐在他那间堆满作业本和教案的办公室里，戴着那副用胶布缠着腿的老花镜，眉头紧锁，或许还下意识地用指关节敲着桌面。老周是个好人，是学校里少数几个真正关心他的老师，但也正因为如此，阿林此刻更加无地自容。
就在这时，电话亭外，那辆收废品的三轮车吱呀呀地碾过了坑洼的水泥路面，停在了不远处的树荫下。车上的老头，皮肤被晒得黝黑发亮，扯着嗓子，用一种带着某种宿命般讽刺意味的腔调喊了起来：“收旧书旧报纸——高考复习资料高价收——高价收——！”
“高价收”三个字，像针一样扎进阿林的耳朵里。高价？他那一箱子箱、一摞摞的复习资料，那些被翻得卷了边的课本，写满了笔记的试卷，那些承载着无数个夜晚和期望的纸张，此刻听起来，就像是对他整个高中生涯的一个绝妙注脚——最终归宿，不过是废品收购站，按斤论两。他甚至能闻到那些书本被卖掉时，散发出的旧纸特有的、混合着灰尘和时光的气味。
“阿林，” 老周的声音终于再次响起，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默，但语调突然变得异常严肃，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担忧，“你爸……知道了吗？”
“我爸”这两个字，像一块巨石，猛地砸在阿林的心口。他感到一阵窒息。继父老马那张因为酒精和怒气而扭曲的脸，瞬间浮现在眼前。他知道了吗？阿林昨天下午估分后，那种如丧考妣的神情，以及昨晚彻夜未归，今天又躲到这个偏僻电话亭的行为，恐怕早已说明了一切。老马不需要知道具体分数，他只需要知道“考砸了”这个结果，就足够了。足够他再次挥舞起皮带，或者用更恶毒的语言来践踏阿林仅剩的自尊。
阿林没有立刻回答。他的目光从诺基亚的绿色屏幕移开，茫然地扫视着电话亭内部。梅雨季的潮气无孔不入，在电话亭斑驳的墙面上洇出深浅不一、形状怪异的水痕。那些水渍像一幅幅抽象的地图，勾勒出他混乱不堪的内心。他的视线最终停留在电话亭西侧的内壁上。
那里有一片特别的水渍，边缘泛着黄，中心颜色较深，形状……很像一只展翅的、畸形的鸟。但阿林的瞳孔却猛地一缩。那片水渍的颜色，是一种被晕开的、淡淡的蓝黑色。像极了蓝墨水。
记忆的闸门轰然打开。那是高二上学期的一次物理月考，他考了前所未有的低分，58分。害怕继父的责骂，也害怕看到母亲失望的眼神，他鬼迷心窍地，向同桌借了一支昂贵的蓝色钢笔，小心翼翼地用笔尖蘸了点水，试图把那个“5”改成“8”。他紧张得手心全是汗，动作笨拙而颤抖。然而，就在他快要成功的时候，同桌突然转身找他借橡皮，他吓得手一抖，整瓶蓝墨水被打翻在地，也溅了几滴在那张58分的试卷上。那浓郁的、刺眼的蓝色，瞬间晕染开来，不仅彻底毁掉了他拙劣的修改痕迹，更像一个巨大的污点，烙印在了他的耻辱柱上。他当时手忙脚乱地擦拭，结果越擦越脏，那片蓝黑色在他的慌乱中，被抹得到处都是，就像此刻墙上这片水渍的形状。
从那以后，他看到那种蓝黑色，就会产生一种条件反射般的心虚和恐惧。而此刻，这片墙上的水渍，仿佛就是当年试卷上那片墨渍的幽灵，跨越了时空，在这个决定命运的时刻，再次出现在他眼前，无声地嘲笑着他的过去和现在。原来，有些污点，无论过了多久，无论他如何试图掩盖，都会以另一种方式显现出来。
电话亭里闷热得像个蒸笼。阿林的汗衫已经彻底湿透，紧紧贴在背上，摩擦着那些或许已经裂开的痂痕，带来一阵阵刺痒的痛感。诺基亚手机的塑料外壳，也被他手心的汗浸得滑腻不堪，几乎要拿不住。
“他……” 阿林张了张嘴，声音沙哑得厉害，带着明显的颤抖，“……还不知道具体分数。” 他选择了回避。他不想告诉老周，那个“爸”可能已经用皮带“知道”了结果；他更不想在这个时候，去触碰那个家里更加不堪的现实。在这个逼仄的电话亭里，面对可能是唯一还对他存有善意的老师，他残存的自尊心，让他无法开口诉说家里的暴力与冷漠。
老周在电话那头长长地叹了口气，那叹息里包含了太多东西：无奈、惋惜，或许还有一丝早已预料到的了然。“阿林啊……” 他顿了顿，似乎在斟酌词句，“分数……已经这样了。我知道你难受。但路还长，一次考试不代表一切。关键是……接下来怎么打算？”
怎么打算？阿林的脑子一片空白。复读？且不说继父会不会同意再浪费一年钱，他自己还有没有勇气再次走进那个炼狱般的教室？出去打工？他能做什么？像母亲一样，进工厂，每天重复十几个小时的机械劳动，换取微薄的薪水，然后重复父辈的老路？
收废品老头的吆喝声又隐隐传来：“……高考复习资料……旧课本……” 那声音仿佛在替他回答：你的打算，就是把这些变成废纸，换几个零钱。
阿林的视线再次模糊了。他看着墙上那片蓝黑色的水渍，觉得它越来越像一张咧开的、嘲讽的嘴。他的人生，仿佛从打翻墨水的那一天起，就走上了一条不断下滑的轨道，而高考失利，不过是这条轨道上一个必然的、坠落的终点。
“老师……我……” 他哽咽着，说不出完整的话。电话亭的有机玻璃外，世界依然在运转，行人、车辆、噪音、阳光，一切都那么真实，又那么遥远。而他，被孤零零地封存在这个黄色的、充满失败和耻辱气息的琥珀里，无处可逃。
老周在电话那头又说了些什么，大概是“别想不开”、“先回家”、“有事给我打电话”之类的安慰话。但阿林已经听不真切了。那些话语像是隔着一层厚厚的水传来，模糊而失真。
他只知道，分数查完了，最后一点自欺欺人的希望也破灭了。而电话亭外，那个由继父的皮带、母亲的叹息、废品收购站的吆喝以及墙上那片如墨渍般的水渍所构成的、冰冷而坚硬的现实，正张开双臂，等待着他。他挂掉电话的最后动作，机械而无力，像是耗尽了生命中最后一丝气力。听筒落回话机，发出“咔哒”一声轻响，清脆而决绝，如同为他某个阶段的人生，画上了一个休止符。
还没。阿林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电话亭玻璃上的一道裂缝。那道裂缝呈放射状，中心有一个模糊的鞋印痕迹，据说是某个暴雨夜被一个失恋的醉汉狠狠踹裂的。此刻，远处工地打桩机沉闷的“咚……咚……”声传来，富有节奏的震动通过地面传导至电话亭的金属框架，再传递到这块有机玻璃上。阿林指尖能清晰地感受到那道裂缝边缘随着打桩机的每一次撞击，在极其轻微地、高频地震颤着，像一条濒死的神经末梢还在徒劳地跳动。这种细微的震动，和他内心的震荡奇异地同频了。
周老师……那个复读班…… 他几乎是鼓足了全身的勇气，才把这句话问出了口。声音干涩，带着他自己都厌恶的乞求意味。问出这句话，就像是把自己最后一点可怜的自尊摊开在了阳光下，任人评判。他多么希望老周能给他一个肯定的、带着希望的答案，哪怕只是一个渺茫的可能。
老周长叹一口气，这声叹息沉重得像是从肺腑最深处挤压出来的，充满了无能为力的疲惫。电话里随即传来翻动纸张的沙沙声，阿林能想象出老周在他那间堆满杂物、烟味缭绕的办公室里，正翻找着那份他再熟悉不过的复读班招生章程和减免标准文件。我跟校长争取过了，嘴皮子都快磨破了…… 老周的声音带着一种努力过后的沙哑，但你的分数……离我们学校设定的减免线，还差整整四十分。政策摆在那里，校长也……很难办。
老周的话像一把钝刀，慢慢地割开了阿林最后的幻想。不够标准。这四个字像冰锥一样刺进他的心脏。他之前还抱着一丝侥幸，希望老周作为班主任，能凭借他的情面和威望，为自己争取到一个特殊的机会。现在看来，是他太天真了。在冰冷的分数和硬性的规定面前，人情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就在这时，一块松动的、巴掌大的石灰片，从电话亭内壁那早已剥落得不成样子的墙面上突然坠落，“啪”地一声，砸在了阿林早已开胶的球鞋裂缝处。灰尘溅起，在从玻璃裂缝透进来的那束狭窄阳光里飞舞。阿林没有动，只是目光下移，死死地盯着自己的鞋尖。那双廉价的、洗得发白的球鞋，右脚前端已经咧开了一个不小的口子，像一张嘲笑的嘴。透过这个豁口，可以看到里面灰色的袜子——更准确地说，是看到了袜子上大脚趾部位的补丁。
那块补丁针脚异常工整、细密，用的是和袜子本身颜色相近但略深一点的灰线。阿林认得那种针脚，那是母亲特有的。母亲在南方那个嘈杂的纺织厂里，做了十几年的缝纫工，她的手指早已被机器磨出了厚茧，但也练就了一手又快又好的缝补功夫。这块补丁，一定是母亲在某个午休间隙，就着车间里昏暗的灯光，一脚一脚踩着那台老式缝纫机，小心翼翼地给他车出来的。他几乎能想象出母亲当时的样子：弯着腰，眯着眼，额角可能还带着劳作后的细汗，生怕把线走歪了，或者把补丁缝得太厚硌着他的脚。这块补丁，此刻仿佛带着母亲手上的温度，和那份沉甸甸的、无声的爱，烫得他脚趾发疼，也烫得他眼眶发热。
要多少钱？ 阿林的声音轻得像蚊子叫，几乎被电话亭外的车流声和打桩机的声音淹没。他问出这句话的时候，感觉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死死扼住了。他知道答案一定会是个天文数字，但他还是需要亲耳听到，需要让这个数字像锤子一样砸下来，把他彻底砸醒。
一万二。 老周报出了这个数字，没有多余的修饰，干脆得有些残忍。他顿了顿，似乎想给阿林一点消化这个数字的时间，然后又补充了三个字：包住宿。 这“包住宿”三个字，与其说是一种优惠，不如说更像是一种提醒：这笔钱，是你逃离那个家、获得一年相对安静学习环境的全部代价。
一万二。阿林的脑子里嗡嗡作响。这个数字像一座山，瞬间压垮了他。他家里是什么情况，老周可能知道个大概，但未必清楚全部。父亲（继父）老马在工地打零工，收入极不稳定，而且嗜酒如命，挣来的钱大半都喂了酒瓶和牌桌。母亲在纺织厂，一个月拼死拼活，扣除吃住，能寄回家两三千块已经是谢天谢地。这一万二，对于他的家庭来说，简直是一个不敢想象的巨款。他几乎可以肯定，只要他敢开口向老马要这笔钱，等待他的绝不会是钞票，而只会是更猛烈的拳脚和更加不堪入耳的辱骂。他甚至能想到老马会怎么说：“复读？就你这猪脑子，再读十年也是浪费老子的钱！趁早给老子滚去打工！”
就在他心神剧震之际，他的目光无意间扫到了电话亭角落。一只灰黑色的蜘蛛，正不知疲倦地忙碌着。它刚刚捕获了一只莽撞撞进网里的果蝇，此刻正用灵巧的八条腿，交替着吐出银灰色的丝线，将那只还在微弱挣扎的果蝇一层一层地裹缠起来，裹成一个密不透风的、灰白色的茧。蜘蛛那八条腿交替工作的样子，熟练、冷静、带着一种自然界固有的残酷效率。这个画面，猛地触动了阿林记忆深处一个更加不堪的画面。
他想起了父亲——那个生父，在他更小的时候，每次喝完酒要打他之前，总会先慢条斯理地解下腰间的皮带。那是一条用了很多年的旧皮带，牛皮表面已经磨损得泛白，金属扣也失去了光泽。父亲的手，因为常年在建筑工地搬砖和泥，指关节粗大，布满老茧和裂纹，肤色是常年风吹日晒的深褐色。他总是一边用阴沉的目光盯着瑟瑟发抖的阿林，一边用那泛白、粗大的指节，一圈、一圈，缓慢而有力地将皮带缠绕在自己的手掌上，仿佛那不是皮带，而是一件即将行刑的利器。蜘蛛缠绕果蝇的腿，和父亲缠绕皮带的指节，在阿林此刻混乱的脑海中，诡异地重叠在了一起。一种冰冷的、被束缚、被吞噬的恐惧感，瞬间攫住了他。
我……我再想想办法。 阿林听到自己这样说。声音飘忽，没有一点底气。他的手指，不知何时已经紧紧地攥住了口袋里那张被他揉得皱巴巴的复读班招生简章。纸张粗糙的边缘硌着他的手心，而他的手心早已被冷汗浸透。汗水渗透纸张，把简章上最醒目、也最诱人的那一行字——985升学率35%——晕染开了。黑色的印刷字体在汗水的浸润下化开，变成了一团团模糊的、灰色的云，笼罩在那串曾经让他心跳加速的数字上，也笼罩了他此刻的全部希望。想办法？他能想什么办法？去偷？去抢？还是跪下来苦苦哀求那个视他如蝼蚁的继父？每一条路，都通向更深的绝望。
阿林啊， 老周的声音突然压低了，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近乎耳语的关切，你爸他……最近还打你吗？
这个问题像一根烧红的铁针，猝不及防地刺中了阿林最隐秘、最疼痛的伤疤。他浑身一颤，下意识地抬起右手，隔着薄薄的、洗得发黄的汗衫，摸了摸左边锁骨下方一个刚刚结痂的伤口。那是一处烫伤，边缘还带着暗红色的炎症痕迹。上周，仅仅因为他做饭时不小心把一粒米掉在了地上，继父老马就勃然大怒，骂他浪费粮食，边骂边把抽到一半的、劣质的香烟，狠狠地按在了他的锁骨下方。皮肤被灼烧的刺痛感，混合着烟草那股令人作呕的气味，以及继父嘴里喷出的浓烈酒气，构成了阿林对那个夜晚的全部恐怖记忆。烫伤的时候他没哭，但现在，被老周这句突如其来的关心一问，那股混合着疼痛、委屈和羞耻的热流，猛地冲上了他的鼻腔和眼眶。
他张了张嘴，想说“没有”，想习惯性地掩饰，想维持那点可怜的自尊。但喉咙像是被堵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能说什么？告诉老周，那个被称为“父亲”的人，是如何用皮带、拳头、甚至烟头，在他身上留下各种新旧伤痕？告诉老周，那个家对他来说，不是港湾，而是比考场更令人恐惧的刑场？
就在这令人窒息的沉默时刻，远处，那所他刚刚逃离的、承载了他三年痛苦与卑微希望的高中教学楼，下课铃响了。是那首熟悉的、永远也播不完的《献给爱丽丝》的电子音片段。单调的电子音，毫无美感可言，而且不知道为什么，音响设备似乎永远卡在第23个音符那里，然后便突兀地断开，又重新从开头响起，如此循环往复，日复一日。这卡壳的、无限循环的铃声，此刻听在阿林耳中，像极了他的人生——总是在看到一丝微光的时候，就被强行打断，然后坠入新一轮的、看不到尽头的灰暗与重复。
电话亭里，空气黏稠得如同胶水。阿林握着听筒，手指关节因为过度用力而泛白。他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不，他仿佛已经被逼到了悬崖边上。前方是复读所需的、高不可攀的金钱壁垒；身后是那个充满暴力和冷漠的、令人窒息的家庭；脚下是高考失败后的一片废墟。而他自己，就像那只被蛛网缠住的果蝇，或者那个墙上剥落的、最终坠地粉碎的石灰片，渺小、无力，等待着被某种巨大的、无法抗拒的力量所吞噬。
听筒里，老周还在等待着答案，或者，他其实已经从阿林这长久的、充满痛苦的沉默中，读懂了一切。电话亭外，打桩机还在不知疲倦地轰鸣，收废品的吆喝声若隐若现，卡壳的《献给爱丽丝》仍在循环。世界喧嚣依旧，而阿林的世界，却在这一刻，寂静无声，只剩下一片荒凉。他该如何回答？他又能如何选择？这一万二千块钱，和他锁骨下的烫伤一样，成了烙在他青春上，一个无比清晰而又无比残酷的印记。
没...没有。阿林扯出一个笑容，尽管电话那头看不见，周老师，那个...借您的手机...
留着用吧。老周的声音突然温和下来，对了，你妈...还好吗？
电话亭外，几个穿着崭新校服的学生嬉笑着走过。其中一个男生随手把喝剩的可乐罐扔进垃圾桶，金属碰撞的声音让阿林想起父亲摔搪瓷缸的动静。
她...她在厂里加班。阿林盯着地上水洼里自己被车轮碾碎的倒影，周老师，我该回去了。
挂掉电话后，阿林在电话亭里又站了很久。直到夕阳把有机玻璃上的污渍染成血色，他才慢慢推开门。裤袋里的复读班简章已经被揉成一团，油墨印着的报名电话模糊不清。
巷子深处传来熟悉的咳嗽声——父亲回来了。阿林深吸一口气，把准考证塞进书包最底层，那里还藏着他从垃圾站捡来的半本《五年高考三年模拟》。
兔崽子！死哪去了？父亲的吼声像生锈的锯子割开暮色，饭也不做！
阿林摸了摸脸上的淤青，慢慢朝家的方向走去。电话亭的玻璃在他身后渐渐暗下去，像一只缓缓闭上的、浑浊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