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场)
1960年代的北京，溥仪努力适应着他的新身份。他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员，有了更稳定的工作，继续修订《我的前半生》。他与李淑贤过着简单而平静的生活，会友、散步、看病，像无数普通北京市民一样。然而，岁月的侵蚀和早年荒唐生活拖垮的身体，渐渐显露出问题。他频繁出入医院，被诊断为肾癌、尿毒症等多项重症。
与此同时，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风暴——“文化大革命”——正在酝酿并逐渐爆发。社会的正常秩序被打乱，阶级斗争的弦绷紧到了极致。虽然溥仪作为“改造好的典型”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但空气中弥漫的紧张气氛依然让他感到不安和恐惧。他看到一些他认识的学者、干部受到冲击，这让他回想起自己过去被批判的日子，内心充满了忧虑。
1967年，溥仪的病情急剧恶化。尽管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要设法挽救”，但当时的医疗水平和混乱的社会环境已难以回天。10月17日凌晨，爱新觉罗·溥仪，这位中国最后一位皇帝，在经历了61年极其复杂、矛盾、痛苦而又获得新生的生命历程后，因病于北京人民医院悄然离世。
他的逝世，在那个狂飙突进的年代里，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公众关注。他的葬礼极其简单，只有少数亲友参加。骨灰最初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这个安息着众多中国革命者和建设者的地方。这一安排本身，就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他最终被纳入了国家的正式序列，尽管是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
历史的车轮继续滚滚向前。改革开放后，人们对历史的态度变得更加客观和多元。溥仪作为中国近代史无法绕过的人物，其历史价值和研究意义重新得到认识。
1995年，溥仪的遗孀李淑贤将他的骨灰迁葬于位于河北省易县的华龙皇家陵园。这是一个商业性陵园，但其名字“华龙”似乎又与他特殊的身世有着某种巧合般的联系。他的墓地位于陵园一隅，设计简单朴素，墓碑上刻着“爱新觉罗·溥仪 1906—1967”。他的旁边，长眠着末代皇后婉容（衣冠冢）和祥贵人谭玉龄。
从紫禁城到八宝山，再到华龙陵园，溥仪骨灰的最终安放之地，仿佛是他一生漂泊命运的最后一个注脚。
阳光洒在易县华龙皇家陵园寂静的山坡上，游客寥寥。一块朴素的墓碑矗立在那里，上面的名字常常引得一些偶然经过的游人驻足辨认。“哦，原来是末代皇帝啊……”人们通常会发出这样一声混合着好奇、感慨和些许茫然的低语。他们或许会简单讨论几句他的传奇人生，或许会拍张照片，然后便继续他们的行程。历史的喧嚣、个人的荣辱、时代的巨变，最终都凝固在这方寸之间的宁静之中。风吹过松柏，发出沙沙的声响，仿佛在低声吟唱着一段早已远去的、复杂而曲折的故事。墓碑沉默地伫立着，它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彻底终结，也似乎向每一个来访者无声地提问：如何看待历史？又如何面对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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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评价)
溥仪的逝世及其身后事，为其一生画上了一个充满历史隐喻的句号，其意义远超个人生命的终结。
1. 象征意义的彻底完成：
· 溥仪的死亡，标志着与中国封建帝制彻底捆绑的最后一个符号的物理性消亡。他的一生，贯穿了从帝制到共和、从屈辱到解放的整个中国近代史。他的离去，为一个旧时代彻底拉下了帷幕。
· 其骨灰最初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体现了国家对其“被改造好的公民”这一最终身份的确认，是政治上的定论。而后期迁葬商业陵园，则反映了时代变迁后，对其历史人物身份的另一种市场化、去政治化的安排。
2. 悲剧与救赎的复杂交织：
· 溥仪的一生是巨大的悲剧，他三岁登基，一生被时代洪流裹挟，成为野心家、侵略者的玩偶和符号，失去了自我，也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深重灾难。但他晚年获得特赦，过上平凡生活，又体现了个人在历史洪流中获得救赎的可能性。他的结局，是悲剧性的，但并非完全没有亮色。
3. 历史评价的多维性：
· 对溥仪的评价必须是多维和矛盾的：他既是历史的罪人（叛国），也是时代的受害者（被操控）；他既是旧制度的象征，也是新社会改造能力的证明。任何单一的评价都无法涵盖其复杂的一生。
· 他是一面独特的镜子，照见了中国从封建走向现代的艰难曲折，照见了个人在宏大历史中的渺小与无奈，也照见了人性中的软弱、投机以及在绝境中寻求新生的微光。
4. 历史与现实的回响：
· 溥仪的故事并未因他的离去而消失。他的经历成为历史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的宝贵资源，持续引发人们对权力、责任、民族、人性、改造与救赎等永恒命题的思考。
最终结论：
爱新觉罗·溥仪的一生，是一场个人命运与家国时代激烈碰撞的奇幻漂流。他从紫禁城的龙椅漂起，历经天津的迷梦、东北的傀儡戏、苏联的囚居，最终在抚顺脱胎换骨，汇入新中国普通公民的河流。他的一生，罪孽与改造交织，屈辱与新生并存。他最终未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人，但他的人生故事，却以其极端的戏剧性和深刻的历史内涵，成为一个时代的沉重注脚，也为后世留下了关于如何做人、如何爱国的永恒思考。
他的墓碑，不仅安放着一个逝去的灵魂，也安放着一页翻过去的、无比沉重的历史。而历史的教训与启示，则永远留给了活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