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两点，星河大厦二十层的会议室像一只透明的鱼缸。玻璃外面云层挤来挤去，里面一圈人被屏幕的冷光照得有些苍白。桌面上摆着我从社区带来的几本硬皮小册子——志愿者们的第一轮记录，边角翻起，像被风反复蹭过的叶脉。
“今天要决定两件事。”邵旸揉了揉眉心，指向大屏，“第一，流量贴降权；第二，证据帖一级优先。我们不是‘杀热度’，我们是给城市的注意力换条路。”
“‘杀热度’这三个字，一会儿就会有人贴在你额头上。”我说，“所以，我们得先把镜子擦亮——给出一份‘为什么’。不是道理，是听得懂的事例。”
安然把一段对比视频投上屏幕。左边是情绪带节奏的长标题——“我被流程伤害的一天”，弹幕汹涌；右边是社区记录的短片——理发店门口的鼓包、垃圾桶的开口、灯坏了再亮起来。数据在右下角来回跳：当证据帖被系统顶上去，评论区会从骂人变成“怎么修”“进度哪儿看”。
“这是我们试跑三天的样本。”安然说，“当证据帖在前，平台的讨论会像河道接受了一次‘疏导’：泥沙还在，但不再堵。”
“那被降权的会说你们偏心。”媒体席有人提醒。
“我们不是偏心，我们是偏向看得见的动作。”我把一本志愿者小册子推到台前，翻到保安大爷那页——夜里十一点后的外卖车和那盏老坏的灯，“当‘受害’成为唯一的主角，世界就会变得更小；当‘怎么改’站到舞台上，观众才会把椅子坐正。”
“可平台要活，活就得有热度。”人群里有个声音刻意压低，却压不住锋利。
“那就让靠谱的热度活。”我看向他，“把‘求解决’的呼声顶上去。情绪不是敌人，情绪只是不该一个人站满全场。”
会后我们开了一个小型圆桌，只有五个人：我、邵旸、安然、裴念，还有林叙白。他今天穿灰色卫衣，帽檐压得很低，像在旁听自己的案子。
“叙白，你的直播间要不要做一个‘证据帖改单元’？”裴念问，“把流量分一点过去。”
林叙白苦笑：“分流量不难，难的是观众的胃口。他们按惯性过来，是想寻个痛快。”他顿了一下，“但我也厌了。我可以做个栏目，叫‘把热闹拆成手艺’。教大家把怒气拆成步骤，拆到能落地。”
“别说‘步骤’了。”我接话，“你就讲‘今天改了哪一处’。一处就够。”
他点点头，像把什么沉甸甸的东西从肩头挪下来一点。邵旸这时把窗帘拉了一半，会议室暗了一瞬，像心脏的收缩：“还有个现实问题。降权以后，会有一批号找我们麻烦，说我们‘帮政府洗地’。”
“你就把‘洗地’三字原样贴出去。”我说，“然后给他们看被填平的坑。不是回嘴，是回现场。”
“那如果有人专门伪证？”安然补刀，“我们蜜罐盯着，但难免有漏网的。”
“让他们出门走走。”我笑，“给他们一张志愿者本子。让他用一天的时间替别人走一条路。他走完，如果还要撒谎，我们再斗智。”
到了晚上，我去了一趟星河的运营区，位置像一个密集的蜂巢。屏幕上一条条帖子像鱼群从下面窜上来，又被算法的网眼筛下去。一个年轻的审核员戴着耳机，十根手指像在弹不响的琴。
“你们累吗？”我问。
“累。”她摘下一只耳机，“但今天有点不一样。‘证据帖’上来后，我们第一次觉得——不是在堵河，而是在疏。”
“有人骂你们冷吗？”
“骂。”她耸耸肩，“但也有人谢谢我们说清楚。原来谢谢这种话也会往这儿来。”
十点半，裴念把一条“程序冷漠论”的短视频推给我。那位年轻母亲站在窗口前的画面又被剪成刀，标题换了个角度：“流程面前人人平等，等着急死”。我没急着去说理，而是把下午送去她家的证明打开，盯着她在回执上写的那三个字——“谢谢你们”。我给她发消息：如果有人要采访你，你只需要讲今天晚饭吃了什么。她回了一个笑脸，说孩子发烧退了一点，晚饭吃了面条。
“江阮。”安然在后面叫我，“一级优先已经生效了。评论区开始有人问手续怎么走、表怎么填。还有人把你们那条‘温柔回执’做成了贴纸，打印在社区窗上。”
“别夸我。”我说，“夸今天那几个愿意停一下手的人。停一下，就不会把人当成工具。”
夜里出了星河，风吹在脸上像没化开的酒。我看见对街有个小男孩踮着脚往便利店的猫粮盒里倒水，水溢出来，猫吓了一跳，但还是凑回去喝了。我忽然产生一种几乎滑稽的感动——整个城市都在学一件小事：不过度伤害。
回到家，我把志愿者本子放在书桌上，翻到了那张贴着“记下来”的贴纸。妈妈从厨房探出头：“今天的数据好不好？”
“你看啊。”我把手机递给她，屏幕上是星河后台一个浅蓝色的波峰，“被顶上去的是证据帖——热闹往这边走了。热闹不一定是坏事，看着走就没那么坏。”
她听不太懂，但满意地点点头。临睡前我给苏砚发了条消息：明天想试个新东西——老人签收。她回了一个“好”，加了三个字：我去看。
我靠在枕头上闭眼，脑袋里还在嗡嗡作响。今天我们像给河道挖了一条新槽，水开始往里拐，泥还在，泡沫还在，但那些原本会把人冲走的急口子，被一点一点磨钝了。算法不是神，它只是愿不愿意承认人。
灯灭下去前，我又想起那个审核员的回答——“我们不是在堵河，我们在疏”。这句话把我轻轻地推到了睡意里，像有人把一床晒过太阳的棉被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