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的普林斯顿，仿佛存在于两个截然不同的时间维度。在高等研究院 那片被森林环绕的静谧之地，时间如同一条深邃、平稳、流向确定未来的大河。艾莎学派刚刚经历了征服韦伊猜想的辉煌加冕，格罗腾迪克与德利涅 在第七届黎曼讨论会上接过象征第五代领袖的权杖，整个学派沉浸在一种范式胜利后的、充满创造力的亢奋与庄严期许之中。“万物皆几何”不再是一句哲学口号，而是成为了他们改造数学世界的强大武器和坚定信仰。概形理论、平展上同调这些利器，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用于重构代数数论、进军算术几何的无人区。这里的空气里弥漫着一种理性绝对自信的、近乎神圣的气息，仿佛一座已然建成、并仍在不断自我升级的数学圣殿，散发着永恒而冰冷的光芒。
然而，仅仅几英里之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物理系大楼里，时间却显得徘徊、焦灼、充满不确定性。尽管标准模型的成功带来了暂时的秩序，但深层的危机感如同地下室潮湿的霉味，始终挥之不去。夸克禁闭的深层机制如同幽灵，引力如何量子化更是悬在所有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对于那些少数仍固执地研究弦理论的物理学家来说，时间更像是陷入了泥沼。他们仿佛一群在主流物理学盛宴角落自斟自饮的失意者，守着一个曾经惊艳四座、却被认定华而不实的“数学玩具”，在经费拮据、同行漠视的漫漫长夜里，艰难地摸索着。
约翰·施瓦茨 就是这群“守望者”中的核心人物。他的办公室堆满了手稿，空气中混杂着咖啡和旧纸张的味道，一种孤独探索者特有的、混合着执着与疲惫的氛围笼罩着这里。与研究院那种目标明确、工具精良的“军团式”推进相比，他的工作更像是在黑暗的密林中，凭借微弱的直觉星光，披荆斩棘，试图找到一条可能根本不存在的出路。弦理论在快子问题、费米子引入、高维紧化的泥潭中挣扎，每一个问题的解决似乎都引出更多、更棘手的新问题。这是一种令人绝望的、没有路线图的“打地鼠”式研究，与艾莎学派那种层层递进、体系严密的“大厦建造” 形成了残酷的对比。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施瓦茨完成了一天毫无进展的演算，沮丧地合上满是复杂符号的笔记本，决定去校园附近的书店换换心情。就在那里，在摆放数学期刊的书架前，他的目光被一本新到的、装帧朴素的数学会议录吸引了。封面上印着会议的名称：第七届黎曼讨论会，以及几个作者的名字：格罗腾迪克，德利涅…
他鬼使神差地拿起了它。起初只是随意翻看，但很快，他的动作慢了下来，呼吸也变得轻缓。他翻到了格罗腾迪克 关于概形理论 的综述报告。那些层（sheaf）、茎（stalk）、平展态射（étale morphism） 的抽象定义，对他这个物理学家来说，如同天书般艰涩。然而，在这些高度抽象的符号丛林之中，他敏锐的物理学家直觉，却捕捉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令人震撼的“思维方式”。
物理学家思考问题，习惯于从具体的、甚至可视化的图像出发：点粒子、场、对称性、路径积分。他们的工具，微积分、张量分析、群论，虽然强大，但本质上是一种“计算”和“建模”的语言，用于逼近和描述自然现象。而格罗腾迪克所代表的现代代数几何，其核心哲学是颠覆性的。它不再关心具体的“方程”或“图形”，而是研究数学对象之间最本质的“关系”和“结构”。概形（Scheme） 不是一个“形状”，而是一个赋予了“函数环”的拓扑空间，其本质是一个“关系网络”。上同调 不再是计算工具，而是刻画空间“障碍”和“全局不变性”的深层不变量。
施瓦茨站在书架前，一动不动，仿佛被施了定身咒。他的大脑在高速运转，试图将这种陌生的、高度抽象的数学哲学，与他熟悉的弦理论困境进行“对接”。
弦理论最核心的图像是一根振动的弦，其历史轨迹是一个二维的“世界面”。研究这个理论，很大程度上就是研究这个世界面上定义的“共形场论”。物理学家处理共形场论，用的是算符展开、关联函数计算等一套非常具体、但也非常繁琐、且往往遇到无穷大困难的“硬算”方法。
但此刻，一个石破天惊的念头，如同闪电般劈开了施瓦茨脑中的迷雾：
“我们……我们物理学家，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搞错了？”他在心中呐喊，手指无意识地攥紧了书页，“我们一直把弦的世界面，当作一个具体的、需要我们去‘计算’的二维时空背景。我们在这个背景上，费力地‘种植’ 各种场和算符，然后‘收割’ 散射振幅。”
“但是……但是……”他的呼吸急促起来，目光死死盯着书中关于模空间（moduli Space） 的讨论，“如果……如果按照这些数学家的思路，世界面本身，就不是一个固定的‘舞台’！它本身就是一个 需要被研究的、丰富的‘几何对象’！所有可能的世界面（不同亏格、不同复结构）的集合，本身构成一个高度奇异的‘模空间’！”
“而我们物理上关心的散射振幅，不应该是我们在每个固定世界面上‘计算’出来的一个‘数’，而应该是这个世界面模空间上的一个‘函数’！或者说，是某种定义在这个模空间上的‘层’的‘截面’！”
“天啊！”施瓦茨几乎要窒息了，“这完全是思维层面的降维打击！我们还在牛顿力学的层面，用初等方法求解一个个具体的轨道；而他们已经跳到了拉格朗日力学和哈密顿力学的层面，直接研究所有可能路径构成的‘空间’的整体性质！”
“快子问题？费米子问题？”他的思维如同脱缰的野马，“这些问题，在我们物理学的框架下，是一个个需要单独修补的、丑陋的‘漏洞’。但是，如果切换到概形和上同调的视角，它们会不会只是表明，我们当前选择的‘世界面模空间’的局部坐标卡（chart）是不好的？或者说，我们还没有找到正确的‘紧化’（pactification）方式，使得这个模空间成为一个性质良好的、完整的几何对象？这些‘问题’，或许根本就是这个几何对象本身的‘奇点’结构所必然表现出来的症状！而要消除它们，需要的不是打补丁，而是从根本上理解这个模空间的整体几何与拓扑，从而自然地‘解析延拓’或‘消解奇点’！”
“还有时空维数！为什么是10维？26维？”施瓦茨的思绪飞向了更深处，“在物理学中，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近乎神秘的‘自洽性’要求。但在几何中，一个空间（或模空间）的维数，是其内在几何性质的自然体现。要求弦理论生活在10维时空，是不是在数学上等价于要求某个与之相关的、更基本的几何对象（也许是所有可能弦理论的‘模空间’本身？） 具有某种特殊的、可容许的复结构或凯勒结构，而这种结构恰好要求底空间是10维的？！”
想到这里，施瓦茨感到一阵剧烈的眩晕与无比的兴奋。他仿佛一个在黑暗中摸索了许久的洞穴探险者，突然看到前方出现了一扇门，门缝里透出了另一个世界——一个无比宏伟、无比精致、法则严明的“神域”——的光芒。他意识到，他和他的物理学家同行们，一直试图用自己熟悉的、来自旧世界的“锤子和凿子”（微扰计算、对称性分析），去雕琢弦理论这块可能来自新世界的“奇石”。他们进展缓慢，伤痕累累，是因为工具完全不对路！
而格罗腾迪克、德利涅这些数学家，他们早已建造了一整套用来理解和塑造这类“新世界”的“神之工具”——概形、拓扑斯、导出范畴、平展上同调！这些工具，不是为了解决某个具体难题而造的，它们是为了理解“数学结构”本身而发明的“元语言”和“元工具”！弦理论所面临的那些让物理学家一筹莫展的内在一致性问题，或许在这套更强大、更本质的数学语言框架下，根本就是一些自然的、甚至是可以被分类和解决的“几何现象”！
一种巨大的、难以言喻的渴望，瞬间淹没了施瓦茨。那是一种溺水者看到彼岸的渴望，是朝圣者仰望圣山的渴望。他渴望能理解这套数学语言，渴望能邀请这些数学界的“神只”，用他们那无敌的、塑造世界的工具，来审视弦理论这个“迷路的孩子”，看看它到底是不是一块璞玉，又该如何雕琢。
他紧紧抱着那本会议录，像抱着唯一的救命稻草，冲回了冷清的办公室。他不再去看那些让他头疼的物理计算，而是开始疯狂地搜寻一切能找到的关于格罗腾迪克、概形、上同调 的入门资料。他知道，这条路极其艰难，甚至可能徒劳无功。数学圣殿的门槛高耸入云，里面的语言对他来说如同天书。
但他更知道，这是唯一的希望。物理学内部的工具，在弦理论带来的深刻挑战面前，已经显露出了疲态和局限。要想突破，必须寻求外援，必须勇敢地闯入那片被称为“神域”的、更高层次的数学世界，去取回那可能存在的、能够统一物理世界的“几何圣杯”。
就在艾莎学派在数学的奥林匹斯山上庆祝他们的胜利，并规划着更宏伟的“广义艾莎空间”蓝图时，在山脚下，一位孤独的物理学家，约翰·施瓦茨，第一次清晰地仰望到了那座圣山的光芒。他也许还不理解山上的语言，但他直觉地感到，他所寻找的真理的答案，或许就藏在那些由抽象符号构筑的、冰冷而庄严的宫殿深处。这一次来自“神域”的偶然注视，如同一颗火种，落入了他心中，虽然微弱，却点燃了他将弦理论从物理学的泥潭，引向数学新大陆的、漫长而伟大的远征的决心。零点的未尽之路，在物理学的这一侧，第一次出现了一个试图主动叩响数学神域大门的、孤独而坚定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