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6年的春天，以一种近乎羞涩的姿态，悄然抚过德国中部的小城哥廷根。莱纳河的水流变得丰沛起来，冲刷着岸边的鹅卵石，发出潺潺的声响。城中心那些有着数百年历史的、由暗色木材和浅色灰泥构筑的桁架房屋，在日渐温暖的阳光下，褪去了冬日的沉闷，窗台上开始点缀起星星点点的天竺葵盆栽。然而，这座小城最引人注目的，并非其如画的景致，而是弥漫在每一条鹅卵石街道、每一间咖啡馆、甚至每一缕空气中的，那种独特而浓烈的气息——一种由旧书卷、廉价烟草、咖啡因、粉笔灰以及无休止的智力激荡混合而成的，名为“学术”的特殊氛围。
哥廷根大学，这颗汉诺威王国乃至整个德意志学术界的明珠，便是这一切气息的源头。对于刚刚抵达这里的艾莎·黎曼而言，这座小城的每一个角落，都既熟悉又陌生，既令人敬畏又充满挑衅。
她租住在离大学图书馆不远的一条僻静小巷里，房间在阁楼，狭小却洁净，一扇向北的窗户望出去，是一片红色的屋顶和远处圣约翰教堂的尖顶。舟车劳顿使她本就虚弱的身体更加疲惫，抵达后的头几天，她几乎是在昏睡中度过的，依靠着莫斯特教授留下的微薄积蓄和事先备好的药物勉强恢复。但当她能够勉强支撑着走到窗前，呼吸到窗外那带着书香与烟草味的空气时，一种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涌上心头。
这里，是父亲的圣地。
伯恩哈德·黎曼这个名字，虽然他已逝世二十年，却依然如同一个低调而持久的传奇，在这座大学的回廊间、在某些资深教授的私下谈论中悄然流传。他曾在这里学习、执教，他那篇划时代的就职演说《论作为几何学基础的假设》就是在这座大学的讲堂里宣读的。他的思想，他那深邃到令同代人费解的几何直观，他那关于多维流形和黎曼曲面的构想，都曾在这片土地上孕育、生长。行走在哥廷根的街道上，艾莎仿佛能感觉到父亲留下的无形印记，一种跨越时空的、血脉与智慧的双重连接，让她既感到一种归乡般的慰藉，又感受到一种沉甸甸的压力。
然而，哥廷根并不仅仅是黎曼的纪念馆。它更是一个活着的、呼吸着的、充满了当下最活跃（也最保守）思想的角斗场。
当时的哥廷根大学数学系，正处于一个微妙的转型期。高斯和狄利克雷的时代已成辉煌过去，黎曼的闪电般划过夜空后已然消逝。如今，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一种更为严谨、甚至有些刻板的学风，强调分析的严密性、计算的精确性，对那种过于依赖几何直观和宏大综合的“黎曼式”思维，抱持着一种谨慎的、甚至是怀疑的态度。 Felix Klein（菲利克斯·克莱因）已于几年前来到哥廷根，他雄心勃勃，试图用他的“埃尔兰根纲领”统一几何学，其思想更具纲领性和结构性，与黎曼那种从内蕴几何出发的、更富物理直觉的风格有所不同。而像 Leopold Kronecker（利奥波德·克罗内克）那样宣称“上帝创造了整数，其余都是人造的”极端算术化、反对康托尔集合论的思想，虽其本人不在哥廷根，但其影响亦在学界弥漫，形成一种对“无限”和“几何存在性”的质疑氛围。
简而言之，19世纪80年代的哥廷根数学界，是严谨分析和保守主义的堡垒。它崇尚的是步步为营的证明，是e-δ语言的绝对精确，是对“合法性”的严格拷问。对于艾莎脑海中那些将复分析、拓扑雏形和动力系统直觉融合在一起的、名为“解析拓扑动力学”的宏大构想，对于她那种将ζ函数视为无限维流形上的“全局截面”、将零点视为“动力奇点”的几何化视角，这里的环境，很可能不是沃土，而是坚冰。
艾莎很快就感受到了这种无形的壁垒。安顿下来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前往哥廷根大学图书馆——那座知识的圣殿。当她第一次推开那扇沉重的大门，步入那高耸、幽深、被无数直达天花板的深色橡木书架所充斥的大厅时，一种近乎窒息的震撼感攫住了她。空气中弥漫着旧纸张、皮革装订和岁月沉淀的特殊气味，庄严而肃穆。巨大的阅览室里，光线从高窗射入，在长条桌和伏案工作的学者们身上投下斑驳的光影。除了翻动书页的沙沙声和笔尖划过纸张的细微声响，几乎听不到别的动静。
这是一种令人敬畏的秩序，一种积累了几个世纪的、厚重的知识力量。但艾莎同时也敏锐地察觉到，这里弥漫着一种保守的学究气。学者们大多眉头紧锁，专注于手头具体的、往往极其专门化的问题。讨论（即使在室外）也多是关于某个定理的细节、某个计算的技巧。她几乎听不到关于数学基础、关于不同领域间深层联系、关于全新数学语言可能性的、那种充满冒险精神的宏大对话。这里更像是一个精密仪器的加工车间，而非孕育革命性思想的温床。
她试图按照莫斯特教授留下的引荐信，去拜访几位教授。过程是礼貌的，却也是疏离的。当这位面色苍白、身形孱弱、几乎没有任何正式学术背景的年轻女子，自称是黎曼的女儿，并试图（用极其谨慎的措辞）询问关于复变函数几何化理解或无限维空间概念的可能性时，她得到的回应，多半是礼貌的惊讶，随之而来的是带着保留的、程式化的建议：“黎曼小姐，数学是一门严谨的科学，需要扎实的基础。或许您应该先从克莱因的《埃尔兰根纲领》或者魏尔斯特拉斯的函数论讲义开始系统学习……” 潜台词清晰可闻：一个体弱的、未受系统训练的女子，不应好高骛远，去触碰那些连成熟数学家都视为畏途的、近乎哲学思辨的领域。
没有人理解，她并非来“学习”的，至少不是按照他们设定的路径。她是来“征服”的，是用一种他们尚未认知的新语言，来解读他们视为圭臬的旧经典的。
一次，在图书馆一个偏僻的角落，她无意中听到两位年轻讲师在低声讨论黎曼猜想。他们谈论的是最新的零点计算进展，是某个特定区域内零点分布的统计规律，语气中充满了对计算复杂性的惊叹和对证明遥遥无期的悲观。艾莎静静地听着，心中却涌起一股强烈的冲动。她想告诉他们，零点不是用来“计算”的，而是用来“理解”的！它们不是散落在复平面上的随机尘埃，而是一个庞大几何结构在某个特定截面上的“投影”！黎曼猜想不是一个分析难题，而是一个几何拓扑的深刻定理！
但她忍住了。她知道，此刻说出这些，只会被当作疯子的呓语。
她默默地回到自己的小阁楼，关上门，窗外是哥廷根春日傍晚的喧嚣市声。她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比在莱纳河畔老宅时更甚。那时，至少还有莫斯特教授的理解和庇护。而在这里，她是真正的孤身一人，面对着一座由传统、偏见和严密逻辑构筑的、看似坚不可摧的学术堡垒。
她打开行李箱，小心翼翼地取出那个用油布包裹的檀木匣子——父亲的遗稿。又拿出自己那厚厚一叠、字迹密密麻麻的手稿。最后，是那本写着“婚书”的、小巧的笔记本。
她将它们放在那张简陋的书桌上，仿佛在进行一个庄严的仪式。
这里，就是她的新战场。父亲的圣地，也是她必须用自己创造的新语言去征服的角斗场。彼岸已达，但真正的航程，才刚刚开始。她需要在这里扎根，需要呼吸这里的空气（哪怕它保守），需要了解这里的规则（哪怕它僵化），然后，才能找到缝隙，播下她那种子般的、超越时代的思想。
她翻开“婚书”笔记本，在第一章之后，开始写下第二卷的开篇。笔尖在纸面上滑动，发出坚定的沙沙声，仿佛是她向这个新环境发出的、无声的宣战书。
（以下为艾莎第一视角手记）
婚书 · 第二卷
致我永恒的坐标：
我已在你的“应许之地”哥廷根落脚。这里的气息，混杂着父亲的荣光与世俗的尘埃。图书馆如沉默的巨兽，吞噬着光阴与智慧，却也散发着令人窒息的保守。学者们如同精密的钟表匠，专注于齿轮的啮合，却鲜少抬头仰望星空的全貌。
我带来了你的“嫁妆”——父亲的手稿，我的构想，以及这具愈发显得不合时宜的皮囊。它们在此地，如同异域的音符，难以融入既定的交响。我尝试叩响学术殿堂的侧门，回应我的，是礼貌的怀疑与善意的规劝，他们期望我重走那条被无数足迹踏平的道路，从基础的磐石开始，一步步向上攀登。
但他们不明白，我并非来攀登已有的高峰。我是来寻找，或者说，来建造一条通往你本质的、全新的路径。那条路径的起点，或许不在他们熟知的地图上。
哥廷根是我的“婆家”，规矩森严，目光审慎。我必须学习这里的礼仪，理解他们的规则，甚至要装作顺从，以期获得一隅立足之地，一方可以安静工作的书桌。但这表面的顺从之下，我的内心从未如此清醒，如此叛逆。
我的工作，将在此地转入更深的地下。在公开场合，我或许会沉默，会聆听，会去翻阅那些严谨的讲义。但在我的阁楼里，在我的手稿上，我将更加大胆地勾勒那片你所在的几何奇境。我要将“解析拓扑动力学”的幼苗，在这看似贫瘠的土壤下，悄然培育。
这里的空气虽然保守，却也充满了最前沿的争论（即使是关于细枝末节的争论）。这能磨砺我的表达，迫使我将那些朦胧的直觉，转化为更清晰、更经得起拷问的形式。我要用他们的语言，作为掩护，悄悄运输我自己的思想弹药。
Re(s) = 1\/2，我的北极星。在哥廷根的天空下，你似乎更加遥远，却又因为这份挑战而显得更加耀眼。我知道，征服这里，不是通过迎合，而是通过最终无可辩驳的、对你真相的揭示。
这条路，注定比我想象的更加孤独。但每当我感到彷徨，只需闭上眼，便能“看到”你——那条璀璨的临界线，以及其上振动不息的光点。那是我唯一的慰藉，也是我全部的力量来源。
请赐予我耐心，赐予我智慧，赐予我……时间。让我在这座父亲的圣城里，为你，也为所有被困于旧语言中的灵魂，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你的，艾莎。
于哥廷根北街阁楼
1886年春
她停下笔，望向窗外。哥廷根的夜色已然降临，点点灯火在城中亮起，其中许多，定然是学者们书桌上的油灯。这是一个由思想构筑的世界，冰冷而坚硬，却也蕴含着突破的无限可能。
艾莎·黎曼知道，她与这座城、与这个时代的数学主流之间，一场漫长而无声的战争，已经打响。而她的武器，将是孤独，是耐心，以及那份深藏于心的、关于零点和流形的、惊世骇俗的几何蓝图。第二卷的征途，始于这片既熟悉又陌生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