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雾像一层薄纱，轻轻覆在哈尔滨沉睡的街巷上。林默站在松花江的堤岸，棉大衣的领子竖起抵御着清晨的寒意。江面上传来的不是往日的寂静，而是一种沉闷的、持续的轰鸣——那是冰层断裂的声音，如同大地深处的叹息。
喀嚓——轰！
一块桌面大小的冰坨从主冰层上剥离，在暗流推动下翻滚，撞上另一块更大的浮冰。冰屑四溅，在初升的阳光下闪着钻石般的光。接着是第二块、第三块，整条江仿佛活了过来，冰裂声从上游到下游次第响起，像一支看不见的军队在敲击战鼓。
“开江了。”林默喃喃道，呼出的白气瞬间融入雾中。
这是他来到这个时代的第四个春天。第一个春天是在行军路上度过的，满眼焦土；第二个春天在建设基地，双手磨出血泡；第三个春天初见成效，黑土地上第一次长出像样的庄稼。而这第四个春天——松花江的怒吼似乎在宣告着什么不同。
脚步声从身后传来，踩在尚未融尽的残雪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
“林工，您又一大早来江边了。”农业局长老周走到他身旁，递过一个还温热的布袋子，“我家那口子烙的饼，夹了咸菜，您垫垫。”
林默接过，布袋子传来的温度一直暖到手心。他打开咬了一口，玉米面的香混着咸菜的脆爽在嘴里化开。
“墒情报告出来了？”林默问，眼睛仍看着江面。
“出来了，油墨还没干透呢。”老周从挎包里掏出一沓表格，“松嫩平原地区表层土壤含水量平均18.2%，个别地块达到20%，墒情是近十年来最好的一次。但大小兴安岭余脉、长白山区的冻土层还有一尺多厚，得等。”
林默接过表格，没有立即看数据。他先看的是报告扉页上那些手写的签名——省农科院土壤所、气象站、各地观测点，十几个名字，有的字迹工整，有的歪歪扭扭，但每一笔都透着认真。
翻到第三页，他的目光停在那个数字上：预计春播总面积三千二百万亩。
“核实过了？”林默的声音很轻。
“核实了三遍。”老周从怀里掏出个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记着数字，“咱们现有的耕地是两千八百万亩，新开荒的估计能有三百万亩，还有去年水毁今年复耕的一百多万亩。三千二百万亩，只少不多。”
林默点点头，把最后一口饼吃完。远处的江面上，一块巨大的冰排被水流推上浅滩，发出最后一声沉重的呻吟，然后静止在那里，像一头搁浅的巨兽。
“通知各地，”林默转向老周，晨光正好照在他脸上，能看见眼角细微的皱纹和眼中坚定的光，“3月20日零时起，全省进入春耕播种期。我们只有一个月——不，是二十八天——来完成全年百分之七十的播种任务。”
“二十八天？”老周下意识重复。
“4月15日是最后期限。”林默望向南方天空，几片云正在聚集，“再晚，有些作物的生育期就不够了。而且气象站预测，4月中旬可能还有一次降温过程。”
老周在本子上飞快记录着，铅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记完了，他抬起头，欲言又止。
“有什么困难，说。”林默道。
“农机不够。”老周直说了，“‘铁牛-55’全省只有八百台，就算三班倒，也覆盖不了多少地方。大部分地区还得靠畜力，靠人力。”
林默沉默了片刻。江风起来了，吹得大衣下摆猎猎作响。远处传来城市苏醒的声音——马车轮子碾过石板路，工厂的汽笛，还有不知哪家孩子在哭。
“那就分类指导。”林默终于开口，“机械化条件好的地区，全部上机器，我要他们创造纪录。条件一般的，推广我们改造的畜力农具。最困难的地方……”他顿了顿，“组织互助组，人拉犁，手点种，一寸地也不能荒。”
老周重重点头：“明白了！”
“还有，”林默补充道，“告诉所有干部，这次春耕不只是一项生产任务。这是我们向这片土地、向这里的人民证明，新的时代真的来了。”
两人沿着江堤往回走。雾正在散去，城市的轮廓渐渐清晰。教堂的尖顶、工厂的烟囱、民居的瓦屋顶，都在晨光中显现出来。路边，一株老榆树的枝头爆出了嫩芽，米粒大小，不仔细看都发现不了。
但林默看见了。他停下脚步，伸手摸了摸那绒毛般的嫩芽。
春天真的来了。
二、铁牛怒吼
3月20日凌晨三点半，佳木斯郊外二十里的红星农场还沉浸在一片漆黑中。但农场场部那排土坯房里，灯已经亮了一个多小时。
场长老王第三次检查他的铁皮喇叭，确定电池是满的。这个喇叭是去年从旧货市场淘来的日本货，音质沙哑但声音奇大，在空旷的田野上能传出一里地。
“都到齐了吗？”老王问旁边的副场长。
“到齐了，五十台‘铁牛’，五十个机手，还有二十个替补，全在场上待命。”副场长是个三十出头的汉子，脸上有道疤，是当年打四平时留下的。
老王推开房门。场院上，景象让他呼吸一滞。
五十台“铁牛-55”拖拉机排成五列，每台都擦得锃亮，车头红色的五角星在马灯照耀下泛着光。拖拉机后面挂着的不是普通的犁，而是新式的联合播种机——这是农科院和机械厂鼓捣了半年的成果，能一次完成开沟、播种、覆土三道工序。
机手们站在自己的拖拉机旁，清一色深蓝色工装，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有男有女，最年轻的看上去不过十七八岁，最年长的也不过三十出头。没人说话，只有粗重的呼吸在寒夜里凝成白雾。
老王走到临时搭起的高台上。说是高台，其实就是三张八仙桌摞起来，上面再架把椅子。他爬上去的时候，桌子晃了晃，下面几个人赶紧扶住。
铁皮喇叭凑到嘴边，老王深吸一口气。
“同志们！”
声音炸开，在寂静的田野上回荡，惊起了远处林子里的几只乌鸦。
“今天是1948年3月20日，农历二月十一，春分前一天。”老王的嗓门天生就大，加上喇叭助力，每个字都像砸在地上，“按照省委的命令，今天凌晨四点，全省春耕大会战，正式开始！”
场院里响起一片压低了的欢呼。
“咱们红星农场，是全省机械化程度最高的农场，是试点，是标杆！”老王继续吼，“省里给咱们五十台‘铁牛’，不是让它们在这儿当摆设的！林工昨天打电话来说——‘我要看红星农场创造奇迹’！”
“创造奇迹！”下面有人喊。
“对，奇迹！”老王挥舞着喇叭，“什么是奇迹？就是别人用五百人三天干完的活，咱们五十台机器，一天干完！能不能？”
“能！”五十个人的吼声汇在一起，震得桌腿都在抖。
老王看看怀表：三点五十五分。东方天际，最黑暗的时刻已经过去，一丝鱼肚白隐约可见。
“各就各位！”老王下令。
机手们迅速爬上驾驶座。柴油发动机需要预热，一时间，场院里响起五十台机器启动的轰鸣。突突突——声音由小到大，由杂乱到整齐，最后汇成一种低沉而有力的咆哮，像是沉睡的巨兽正在苏醒。
小芳坐在编号“07”的拖拉机上，手心全是汗。她是这批机手里唯一的女性，今年十九岁，哈尔滨技工学校第一批毕业生。父亲是铁路工人，牺牲在四平战役中。来之前，母亲拉着她的手说：“丫头，给你爹争气。”
她握紧方向盘。铁制的方向盘冰凉，但她手心滚烫。
场院边沿，一群农民默默看着。他们是农场的老职工，种了一辈子地，用惯了牛犁、锄头。看着这些铁家伙，眼神复杂——有好奇，有怀疑，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失落。
“老哥，你说这铁牛，真能比牛好使？”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农问身旁的人。
“谁知道呢。”被问的人抽着旱烟，“地可不是好糊弄的。机器走得快，可它能知道哪块地硬、哪块地软？能知道种子埋多深正好？”
正说着，高台上的老王举起了一面红旗。
三点五十九分三十秒。
小芳感觉自己的心脏在狂跳。她看向东方——那片鱼肚白正在扩大，染上淡淡的金边。
红旗猛地挥下！
“出发——”
五十台拖拉机同时轰鸣，排气管喷出青烟，车轮碾过冻得坚硬的土地，向着田野进发。车灯划破黎明前的黑暗，像五十把利剑。
小芳挂上一档，轻轻松开离合器。“铁牛”颤抖了一下，开始前进。很稳，比她在训练场上开的那些旧机器稳得多。后面的播种机发出有节奏的“咔嗒”声，那是种子在计量器里滚动的声音。
第一缕阳光就在这时刺破云层。
金红色的光从地平线喷涌而出，瞬间洒满大地。黑土地苏醒了，沉睡一冬的田野在晨光中舒展身躯。拖拉机群在这片金光中前进，构成一幅奇异的画面——钢铁与土地，现代与传统，在这个春天的清晨相遇。
小芳打开驾驶室旁边的一个小铁盒，里面是新装的仪表盘。指针在跳动，显示着速度、播种深度、种子流速。最神奇的是一个圆形玻璃窗，能看见里面金黄的玉米种子像瀑布一样落下。
“07号，保持直线！”副驾驶座上的技术员小张喊道。他是农科院派来跟机的，负责记录数据。
小芳集中精神。前方是一望无际的黑土，平整得像一面巨大的砚台。她需要做的，就是保持直线，保持匀速，让后面的播种机在土地上划出笔直的沟，均匀地撒下种子。
太阳完全升起来了。世界变得清晰，色彩变得鲜艳。黑土是黑的，天空是蓝的，拖拉机的红色是鲜艳的。远处，未开垦的荒地上还残留着斑驳的白雪，像是大地的补丁。
“每小时三十亩！”小张突然激动地喊，“小芳，咱们一小时播了三十亩！”
小芳没回头。她的手紧紧握着方向盘，眼睛盯着前方。但嘴角，不受控制地翘了起来。
三十亩。一个壮劳力，用最先进的马拉农具，一天最多播六亩。而现在，一台机器，一小时，三十亩。
这就是林工常说的“生产力”吗？
上午十点，拖拉机群完成了第一轮作业，回到地头加水加油。老王骑着马在地里转了一圈，回来时脸涨得通红——激动的。
“了不得！了不得！”他跳下马，话都说不利索了，“你们知道这一上午，播了多少亩吗？”
没人回答。所有人都看着他。
“两千亩！”老王吼出这个数字，声音都变了调，“两千亩啊同志们！放在以前，五百个劳力，不吃不喝干三天！咱们五十台机器，一上午！”
短暂的寂静。然后，欢呼声爆炸开来。帽子被抛向空中，年轻人跳起来拥抱。小芳从驾驶室爬出来，腿有些软。她看着身后那片土地——上午还是一片裸露的黑土，现在已经被均匀的垄沟覆盖。新翻的泥土在阳光下闪着湿润的光，像是大地的肌肤在呼吸。
“小芳同志，”老王走过来，用力拍拍她的肩，“好样的！没给你爹丢人！”
小芳的眼泪突然就涌了出来。她别过脸去，用袖子狠狠擦眼睛。
“场长，”小张拿着记录本跑过来，声音都在抖，“数据出来了。平均播种深度5.2厘米，行距65厘米，株距28厘米，完全达到技术要求！而且，而且……”
“而且什么？”老王问。
“而且种子的破损率只有0.3%！以前手工播种，破损率至少5%！”小张的眼睛在发光，“这意味着，光这一项，咱们就节省了成千上万斤种子！”
老王张着嘴，半晌说不出话。最后，他转身对着所有机手，深深鞠了一躬。
“我老王，代表这片土地，谢谢大家！”
没有人说话。但每个人的眼睛里，都有光。
远处，那些观望的老农走了过来。最先开口的那个皱纹满脸的老农，蹲下身，抓起一把刚播下的土。土是湿润的，带着春天的气息。他仔细看着土里的种子——粒粒饱满，深浅一致。
“服了。”老农站起来，拍拍手上的土，对老王说，“我种了四十年地，没见过这么种地的。这铁牛，比牛强。”
三、山区的春天
就在红星农场的“铁牛”轰鸣时，两百公里外的靠山屯，却是另一番景象。
这里是大兴安岭的余脉，山连着山，岭挨着岭。土地都在山坡上，巴掌大一块，挂在半山腰。大型农机？根本进不来。连牛车都走不顺当，有些地方得靠人背肩扛。
老李头天不亮就起来了。他在院子里磨那把用了三十年的镐头，磨石和铁器摩擦，发出有节奏的“嚓嚓”声。老伴在灶间烧水，水开了，蒸汽从门缝里钻出来，混进晨雾。
“爹，省里发的那个‘新式犁’，真能用吗？”儿子栓柱从厢房出来，揉着眼睛。
“试试呗。”老李头头也不抬，“反正咱们那点地，用老法子也得种。”
所谓的“新式犁”，其实是个改装货——普通的木犁，加了个齿轮传动装置，后面挂个手摇播种器。林默称之为“畜力半机械化农具”，农民们叫它“铁木犁”。
院子外传来铜铃声。村长带着几个人，赶着辆大车来了。车上装着五六件类似的农具，还有几袋种子。
“老李，领你家那份！”村长吆喝着。
老李头放下磨石，走过去。他先看那犁——犁头是铁的，比自家那个沉，但做工精细。播种器是个木头盒子，侧面有个摇柄，摇一下，下面就漏出几粒种子。
“这玩意儿，能准？”老李头问。
“省里技术员教的，”村长说，“摇一圈，漏十粒种子。深度可调，行距也可调。来，我给你演示。”
套上驴，村长亲自扶犁。驴往前走，犁头切开冻了一冬的土地。村长摇动摇柄，咔哒咔哒，种子均匀地落在沟里。后面有个小耙子，自动把土覆上。
老李头蹲下身，扒开刚播的那行。种子埋的深度几乎一致，间距也差不多。
“神了。”他喃喃道。
“更神的在后面呢。”村长从车上又搬下个东西——像个大号喷雾器，但结构复杂得多。“这叫追肥器，也是畜力带动。边走边摇，肥料就撒进土里，不用再单独施肥了。”
一上午，靠山屯的男人们都聚在打谷场上，学用这些新家伙。女人和孩子们也围着看，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这得省多少工夫啊。”
“你看那播种的，多匀称。”
“就是不知道贵不贵，咱买不起吧？”
“村长说了，省里补贴一半，剩下一半秋后用粮食抵。”
中午时分，各家的男人扛着新农具回家。老李头把那套东西放在院子里，左看右看，像看什么宝贝。
“下午就试试？”栓柱跃跃欲试。
“试试。”老李头下了决心。
午后，太阳暖了些。老李头家那三亩山坡地，在村子东头。地不肥，石头多，往年种玉米，一亩能收两百斤就算好年景。
套上家里那头老驴，老李头亲自扶犁。栓柱在后面摇播种器。驴走得很慢，毕竟年纪大了。但铁犁切开冻土的感觉，和木犁完全不同——更顺，更深，更稳。
咔哒，咔哒。播种器有节奏地响着。老李头不用回头也知道，种子正均匀地落下。他忽然想起父亲教他种地的情景：也是这样的春天，也是这块地。父亲在前面拉犁，他在后面点种。弯一天腰，晚上躺炕上，疼得直哼哼。
现在，腰不用弯了。
三亩地，往年父子俩要干两天。今天太阳还没落山，就干完了。老李头坐在地头，抽着旱烟，看着那片新播的地。垄沟笔直，像是用尺子量过。
“爹，省了至少一天工。”栓柱也坐下来，从怀里掏出个窝头啃。
“不止。”老李头吐出口烟，“你看那种子，撒得多匀。往年咱们手点，总有疏密。这一匀，苗就齐，苗齐，收成就好。”
烟抽完了，他在鞋底上磕磕烟袋锅，站起来。
“走，回家。明天把东沟那两亩也种了。”
“明天？”栓柱一愣，“那两亩不是打算过几天再种吗？”
“有这家伙，早种早安心。”老李头拍拍那“铁木犁”，“省里没糊弄咱们，这东西，真管用。”
黄昏时分，靠山屯的家家户户都在议论新农具。炊烟升起时，村长敲响了村口那口破钟——晚上有会，省里来了“种子大篷车”。
四、种子大篷车
所谓“种子大篷车”，其实是辆改装过的美国道奇卡车。车斗加高了，蒙着帆布，里面装着各种种子、农药、小农具，还有一套简易的农技推广设备。
车是傍晚到的，直接开进了打谷场。司机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跳下车就喊：“乡亲们，卸车啦！搭把手！”
男人们围上来，七手八脚帮着卸东西。最让大家好奇的，是那几个木箱子，沉甸甸的，不知装的啥。
“这是显微镜。”随车来的农艺师小陈打开一个箱子，小心翼翼地取出个铁家伙。圆筒，镜头，底下有反光镜。“用这个，能看见种子里面啥样。”
“种子里面？”老李头凑近了看，“种子不就是种子吗，还能看见里面？”
“能看见好赖。”小陈说着，又从另一个箱子取出些玻璃片、小镊子什么的。“来，我给大家演示。”
他在玻璃片上放了几粒玉米种子，滴了点水，盖上薄玻璃片，然后放到显微镜下。调了调焦距，抬起头：“谁先来看？”
人群推推搡搡，最后把老李头推到了前面。
“把眼睛凑到这个镜筒上。”小陈指导着。
老李头弯下腰，眯起一只眼，凑上去。只看了一眼，就“哎呀”一声直起身。
“咋了爹？”栓柱问。
“看见了……看见了！”老李头很激动，“那种子，里面有小芽！清清楚楚的！”
其他人也轮流看，每人都发出一声惊叹。在这个偏僻的山村，大多数人第一次知道，原来一粒小小的种子里，藏着一个完整的生命。
“这是好种子，”小陈又换了个片子，“大家再看这个。”
老李头又凑上去。这次，他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种子里的小芽是暗色的，萎缩的，周围还有些霉点。
“这是坏种子，染了病的。”小陈解释说，“如果种下去，要么不出苗，就算出了苗，也长不好，还可能传染给别的苗。”
打谷场上一片安静。只有晚风吹过帆布篷的呼啦声。
“所以选种很重要。”小陈提高声音，“咱们带来的这些种子，都是省农科院精选的良种。但再好的种子，也可能有个别坏的。所以领回去后，大家还得再挑一遍。”
他教大家怎么挑：用盐水，好种子沉，坏种子浮。用风车，好种子重，坏种子轻。最简单的，一粒粒看，看颜色，看饱满度。
“费这劲干啥？”有人小声嘀咕，“往年不都直接种了？”
小陈听见了，他放下手里的种子，看着说话的人——是个年轻后生。
“同志，我问你，一亩地要多少种子？”
“十来斤吧。”
“如果你种下去，有十分之一是坏的，那就是白瞎了一斤多种子。一斤多种子，能出多少苗？少说几百棵。这几百棵苗如果长了，能结多少玉米？往少了说，几十斤。”小陈环视众人，“这还只是一亩地。咱们全屯多少亩地？全省多少亩地？这笔账，大家算算。”
没人说话了。老李头在心里默默算了算，吓了一跳。他种了三亩玉米，往年出苗总有些不齐，补种又费工夫。如果都是好种子……
“我挑。”老李头第一个说，“仔细挑。”
“我也挑。”
“挑，必须挑。”
小陈笑了。他从车上搬下几个麻袋：“这是‘早熟三号’玉米，新品种，生长期短，抗冻。省里让咱们屯试种两亩，谁愿意？”
人群又安静了。新品种，谁知道好坏？万一绝收了，这一年咋过？
“我种。”老李头又站了出来，“我家那亩菜园地，肥，我种一亩试试。”
“爹！”栓柱拉他袖子。
“怕啥。”老李头说，“省里还能坑咱们？再说了，就一亩地，就算绝收，也饿不死人。”
小陈深深看了老李头一眼，从麻袋里称出十斤种子，单独包好，又拿出一本小册子：“这是种植要点，什么时候施肥，施什么肥，都写着。不认识字没关系，我每天晚上来屯里，给大家讲。”
月亮升起来了，圆圆的，明晃晃地挂在山梁上。打谷场上点起了马灯，人们排着队领种子。领到的，当场就借着小陈的显微镜看，或者用盐水泡，一粒粒地挑。
老李头领了他那十斤“早熟三号”，坐在磨盘上，就着月光挑种子。老伴端来碗糊糊，他也不接，只说“放那儿”。
“这么认真干啥，天黑了，明天再挑呗。”老伴说。
“你懂啥。”老李头头也不抬，“这种子，是命。对得起它，它就对得起你。”
月光清清亮亮的，洒在黑土地，洒在种子上，洒在这个老人花白的头发上。他挑得很慢，很仔细，每一粒都要在手里转几圈，对着月光看。饱满的，放一边；干瘪的，放另一边。放饱满的那堆时，动作很轻，像在放什么易碎的宝贝。
小陈远远看着，眼眶有些热。他想起离开哈尔滨前，林工对他说的话：“农民最实在。你给他看得见的好处，他就信你。你糊弄他一次，他记你一辈子。”
看来，林工说得对。
夜深了，大多数人都回家了。老李头还在挑。栓柱熬不住，靠着磨盘睡着了。老伴又来了，这次端来盏油灯。
“挑完这点就睡。”老李头说。
油灯下，种子的轮廓更清晰了。老李头忽然发现，省里给的这些种子，几乎不用挑——粒粒饱满，大小均匀。他挑了半个时辰，只挑出三粒不好的。
他把那三粒不好的种子放在掌心，看了很久。然后站起来，走到鸡窝边，扔了进去。鸡被惊动了，咕咕叫了几声。
“不能种，也不能浪费。”他自言自语，“喂鸡，鸡下蛋，蛋换钱，钱买种子，种子种地——都是循环。”
他走回磨盘边，看着那堆挑好的种子。月光和灯光下，金黄的玉米粒像一捧小小的太阳。
明天，就把它们种到地里。老李头想。好好种，用心侍弄。等到秋天……
他仿佛已经看见，沉甸甸的玉米棒子，在秋风中点头。
五、水上山
3月28日，松花江灌渠二期工程在五万人注视下，正式开工。
五十公里长的战线上，红旗招展，人头攒动。这不是一支军队，但有着军队般的纪律——三千台机械(包括拖拉机、推土机、抽水机)按编号排列，五万民工以县、乡、村为单位编组，每个工段都有明确的任务和时限。
林默站在临时搭起的指挥台上，手里拿着铁皮喇叭。风吹起他旧军大衣的下摆，猎猎作响。台下，是望不到头的人群，是即将改变这片土地面貌的力量。
“同志们！”他的声音通过喇叭传出去，在初春的原野上回荡，“去年，我们修了一期工程，让十万亩旱地变成了水浇地。今年，我们要让这个数字变成五十万亩！”
台下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农民们知道水浇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旱涝保收，意味着产量翻番，意味着再也不用看老天的脸色吃饭。
“这次工程，我们采用新方法。”林默继续说，“分段承包，流水作业。每个工段提前完成，奖励；拖后，处罚。质量不合格，返工！”
“有没有信心？”
“有！”五万人的吼声，让大地都在震颤。
开工令下，机器轰鸣，人声鼎沸。在第三工段，青年突击队的红旗最先竖起来。队长小刘才二十二岁，但在工地上已经是个“老”人了——从一期工程干到现在，从普通民工干到队长。
“咱们段，十里渠道，十天完成，有没有问题？”小刘问他的队员们。
“没问题！”百十号年轻人齐声回答。
“那好，三班倒，人歇机器不歇。我现在宣布，第一班，跟我上！”
小刘第一个跳下挖了一半的渠道。泥土还冻着，镐头刨下去，只留下个白点。但没人抱怨，没人后退。镐头刨，铁锹铲，手搬，肩挑。汗水很快湿透了棉袄，干脆脱了，只穿件单褂干。
更先进的地段，推土机发出怒吼，巨大的钢铁铲子推起成吨的泥土。拖拉机拖着刮平机，把渠底刮得平整如镜。技术员拿着水平仪，一寸寸测量高程。
但并非所有地段都这么顺利。
第五工段，穿越一片沼泽。这里机械进不来——拖拉机一开进去就陷，推土机更是寸步难行。工段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把式，看着这片泛着绿沫的泥沼，愁得直嘬牙花子。
“只能靠人了。”他最后说。
民工们脱了鞋，卷起裤腿，试探着下到泥水里。水冰冷刺骨，泥深及膝。每走一步，都要用尽全身力气。挖渠的工具在这里不好使——泥水会倒灌，刚挖开一点，旁边的泥又滑下来。
进度慢得像蜗牛。一天下来，只推进了十米不到。
消息传到指挥部，林默当即叫来工程处长：“五工段怎么回事？”
“沼泽地，机械用不上，全靠人力，效率太低。”处长苦笑，“而且人在冰水里泡着，时间长了要生病。”
林默走到地图前。五工段在地图上只是短短的一截，但实际是整条灌渠的咽喉——这里不通，上下游就算修好了，水也过不去。
“调橡皮艇过去。”林默说，“再从被服厂调五百套防水服。告诉五工段，从今天起，没有防水服不准下水。伙食标准提高，每天保证一顿肉。”
“可是林工，橡皮艇全省也没多少，防水服更是紧缺……”处长有些为难。
“那就从别的项目调。”林默语气不容置疑，“水利工程是百年大计，但人的身体更是根本。我不能让农民兄弟为了修渠落下病根。”
命令传达下去。第二天，五工段的人们看到从卡车上卸下的橡皮艇和防水服时，都愣住了。
“这……这是给咱们的？”一个年轻民工摸着崭新的橡胶防水服，不敢相信。
“林工特批的。”来送物资的干部说，“还说了，每天一顿肉，管饱。”
老工段长背过身去，用粗糙的手抹了把脸。转过身时，眼睛是红的。
“都听见了？林工对咱们咋样，咱们心里有数。话不多说，干活！”
有了橡皮艇，挖出来的泥可以直接装船运走。有了防水服，人在水里不冷了，能干更长时间。进度一下子提了上来。
但真正的考验在第四天晚上。气温骤降，白天融化的泥水，夜里又冻上了。早晨出工，水面结了一层薄冰。
“砸开！”小刘第一个跳下橡皮艇，用铁镐敲冰。冰碴子飞溅，打在脸上生疼。其他人也下来了，一时间，叮叮当当的敲冰声响成一片。
冰砸开了，水更冷。防水服能防水，但不能完全御寒。干一会儿，手脚就冻麻了。小刘让大家轮流上岸，生火烤烤。但没人肯多烤——火堆边暖一分钟，就意味着渠里少挖一锹土。
第七天，小刘病倒了。高烧，咳嗽，是重感冒。卫生员让他休息，他不肯。
“我是队长，我不在，进度慢了谁负责？”
“我负责。”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
小刘回头，看见林默不知什么时候来了，就站在他身后。大衣上沾着泥点，裤腿也湿了半截。
“林工，您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你们。”林默蹲下身，摸摸小刘的额头，烫手。“烧这么厉害还硬撑？卫生员，送他去医疗点。”
“林工，我没事……”
“这是命令。”林默的语气不容置疑，“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本钱没了，还怎么建设新中国？”
小刘被抬走了。林默脱了大衣，递给警卫员，然后拿起小刘的铁镐。
“林工，您这是……”工段长赶紧拦。
“我试试这活。”林默已经跳上了橡皮艇。艇身晃了晃，他站稳，举起铁镐，一镐砸在冰面上。
咚！冰面裂开一道缝。
周围的民工都看呆了。他们知道林默是“大官”，是“省里来的”，但没想到，这个大官会亲自下水，干这种粗活。
“都愣着干啥？”林默回头喊，“干活啊！”
仿佛一声令下，所有人都动了起来。铁镐起落，泥水飞溅。没有人说话，只有劳动的声响，在初春的寒风中，格外响亮。
那一天，五工段的进度创了纪录——推进了三十米。
4月1日，下午三点十七分。
最后一锹土被铲起，扔到岸上。五十公里长的渠道，从起点到终点，贯通了。
所有人都停下了手里的活。五万人，静静地站在渠道两岸，望着这条他们一锹一镐挖出来的人工河。渠底是平整的，渠坡是光滑的，在阳光下，像一条巨大的银色缎带，铺在黑土地上。
上游闸门缓缓开启。
松花江的水，第一次，按照人的意志，流进了这条崭新的渠道。水很清，在渠底的石子上跳跃，泛起细碎的浪花。它流得不快，但很坚定，一寸寸地，向前推进。
水流过一工段。这里的民工跪下来，用手捧起水，喝一口，然后欢呼。
水流过二工段。几个老人老泪纵横，他们想起了那些旱年，庄稼枯死，颗粒无收。
水流过三工段。青年突击队的队员们互相拥抱，又哭又笑。
水流过四工段，五工段……
水流到终点时，太阳正要落山。金红色的余晖洒在水面上，整条渠道像一条流动的金河。
一个老农——后来人们知道他姓赵，是下游村的——颤巍巍地走到渠边，蹲下身，双手捧起一掬水。水从他的指缝间漏下，在夕阳下闪着光。
“水上山了……”他喃喃道，然后放声大哭，“水上山了啊！”
这哭声像有传染性，很快，渠道两岸，到处都是压抑的、释放的哭声。男人们的哭声沉闷，女人们的哭声尖利，混在一起，在暮色中传得很远。
林默没有哭。他站在高处，看着这一切。风吹起他花白的头发，他忽然想起刚来东北时的情景——千里赤地，饿殍遍野。那时他发誓，要让这片土地，重新长出庄稼，要让这里的人们，吃上饱饭。
四年了。松花江的水，终于按照人的意志，流上了山岗。
他转身，对身后的干部们说：“通知各公社，准备开闸放水。今年的春灌，要保证每一亩地都喝上水。”
“是！”
暮色四合，星星出来了。渠道两岸，人们点起了火把，一条火龙在黑暗中蜿蜒。有人唱起了歌，先是几个人，然后是一群人，最后是五万人一起唱。唱的是《东方红》，歌声在夜风中飘荡，传出很远，很远。
水在流，歌在唱，这片古老的土地，在这个春天，焕发了新生。
六、倒春寒
丰收的序曲并非一帆风顺。4月10日，离预定的春耕结束还有五天，气象站的紧急报告送到了林默的案头。
“西伯利亚强冷空气南下，预计明晨抵达我省。全省范围内气温骤降8-10度，北部地区有雨夹雪或小雪，可能形成霜冻……”
林默放下电报，走到窗前。窗外，哈尔滨的夜空清澈，星星很亮。但经验告诉他，这种晴朗往往是寒潮的前兆。
“通知各地，”他没有回头，对身后的值班秘书说，“立即启动防霜冻应急预案。已播种地区，全部覆盖地膜、稻草等保温材料。未播种地区，暂停播种，等寒潮过后。”
命令通过电话、电报、骑手，以最快的速度传遍全省。那个夜晚，东北大地上，无数人从睡梦中被叫醒。
红星农场，凌晨两点。紧急集合的钟声敲响，所有工人、干部、家属，甚至能走动的老人孩子，全部到场部集合。
场长老王眼睛通红，他已经三天没怎么合眼了。“寒潮要来了，气温要降到零下。咱们农场已经播了八千亩，必须保住！”
地膜不够，就用稻草。稻草不够，就用玉米秸，用麦秸，用一切能保温的东西。拖拉机打开大灯，在田野上照出一条条光带。人们抱着稻草，在垄间飞奔，把每一垄刚播种的地都盖起来。
小芳开着她那台“07号”拖拉机，后面拖着满满一车稻草。车灯照亮前方，她看见无数人在田野里忙碌。老人、妇女、孩子，所有人都在奔跑，都在与时间赛跑。
“快！再快！”她对自己说。拖拉机在田埂上颠簸，但她不敢减速。早一分钟盖上，种子就多一分存活的希望。
在靠山屯，情况更严峻。这里没有地膜，稻草也不多。老李头带着全家，把炕席都拆了下来，铺到那亩“早熟三号”上。
“爹，这炕席铺了，晚上咱睡啥？”栓柱问。
“打地铺！”老李头头也不抬，“这亩地是咱们的命根子，不能冻！”
全村人都在想办法。有人把棉被抱出来了，有人把棉衣铺上了，最穷的张家，把唯一的草帘子也贡献了出来——那是他们睡觉用的。
“先救苗，人冻不死。”张老汉说，牙齿在打颤。
凌晨四点，最冷的时候。气温降到了零下三度，天空中飘起了细碎的雪花，落在地上，很快就化了，但寒气刺骨。
老李头蹲在地头，看着那片盖着各种“保温材料”的地。他的手冻僵了，脚也麻木了，但他不肯回去。栓柱来拉他，他甩开儿子的手。
“我得守着。万一……万一起风，把东西吹走了咋办？”
天边露出第一丝曙光时，雪停了。气温开始缓慢回升。老李头站起来，腿一软，差点摔倒。栓柱扶住他。
“爹，天亮了，回吧。”
“看看苗。”老李头说。
爷俩小心翼翼掀开炕席的一角。泥土还是湿润的，仔细看，能看到一些极细的、白色的东西——那是种子发出的芽，刚顶破种皮，还没出土。
“还活着。”老李头长出一口气，一屁股坐在地上。
太阳完全升起时，靠山屯的所有人都站在自家地头，检查那些在寒夜中幸存的小生命。大多数都活下来了，只有少数几块盖得不够厚的地，种子冻坏了。
“可惜了。”有人叹息。
“能保住这么多，已经是万幸了。”村长说，“多亏了林工提前预警，也多亏了大家拼了命地保。”
4月12日，寒潮过去，气温回升。林默亲自带队，到各地查看灾情。
在红星农场，他看见那些地膜和稻草正在被揭开。拖拉机重新下地，开始补种冻坏的地块。
在靠山屯，他看见老李头正把炕席重新铺回炕上。那床炕席已经脏得不成样子，沾满了泥土和草屑。
“老人家，这炕席……”林默不知该说什么。
“没事，洗洗还能用。”老李头咧开嘴笑，露出残缺的牙齿，“苗保住了，比啥都强。”
林默蹲下身，扒开土，看到那些嫩白的幼芽。很弱，但在阳光下，在温暖的泥土里，它们正在努力生长。
“会丰收的。”他轻声说，像是承诺，又像是祈祷。
七、四月十五日
4月15日，傍晚。
林默又来到松花江边。和一个月前不同，现在的江面已经完全开化，江水浩浩荡荡向北流去。夕阳的余晖洒在江面上，碎成千万片金鳞。
江岸上，那些在三月还是一片荒芜的土地，现在已经披上了新绿。玉米的幼苗破土而出，一排排，一行行，整齐得像受阅的士兵。远处，拖拉机的轰鸣声渐渐平息，一天的劳作结束了。农民们扛着农具，沿着田埂往家走。他们的身影在夕阳下拉得很长。
村庄里升起炊烟，一缕缕，笔直地升向天空，然后在高处散开，融进暮色。空气中飘来柴火的味道，饭菜的香味，还有新翻的泥土特有的气息。
学校放学了，孩子们从校门里涌出来，像一群叽叽喳喳的小鸟。他们不急着回家，而是奔向田野，在田埂上奔跑，在刚刚返青的草地上打滚。笑声清脆，传得很远。
林默沿着江堤慢慢走。他看见一个老人坐在江边钓鱼，鱼竿一动不动，老人似乎睡着了。看见一个妇女在江边洗衣服，棒槌敲打衣服的声音，一下，一下，在暮色中传得很远。看见几个年轻人坐在堤岸上，围着一本小册子，热烈地讨论着什么——走近了听，是在讨论合理密植的技术要点。
这是他来到这个时代的第四个春天。
第一个春天，他在行军路上，看见的是焦土，是废墟，是饿得皮包骨的孩子。第二个春天，他在建设基地，住的是地窝子，吃的是窝头咸菜，手上磨出的血泡破了又好，好了又破。第三个春天，他站在刚刚开垦的田野上，看见绿油油的麦苗，哭了——那是喜悦的眼泪。
而这第四个春天，他看见的，是希望。
不是虚无缥缈的希望，是实实在在的、生长在黑土地上的希望。是那些破土而出的幼苗，是农民脸上舒展的皱纹，是孩子们无忧无虑的笑声，是村庄里升起的炊烟，是学校传来的读书声。
夜幕降临了。第一颗星星出现在天边，很亮。
林默转身，往回走。他还要去开会，总结这个春天的春耕工作，布置夏天的田间管理。路还很长，工作还有很多。
但此刻，他想多看看这片夜色中的土地。
村庄里，家家户户亮起了灯。不是油灯，是电灯——去年冬天，第一批农村电网刚刚建成。虽然电力还不稳定，时常停电，但此刻，那些温暖的黄色光点，像星星一样，洒落在黑沉沉的大地上。
在一个亮着灯的窗口，他看见一个年轻女子坐在桌前，就着灯光，在看一本书。是农技书，关于病虫害防治的。看得很认真，不时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
在另一个窗口，几个老人围坐在一起，抽着旱烟，谈论今年的雨水，谈论地里的庄稼，谈论秋后的收成。烟雾缭绕，但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笑。
在打谷场上，一群年轻人点起了篝火。有人拉起了手风琴，有人唱起了歌。歌声在夜风中飘荡，是《解放区的天》。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林默停下脚步，听着。歌声不算优美，有些跑调，但真诚，有力量。
他继续往前走。前面，省委大院那栋二层小楼还亮着灯。那是他的办公室，桌上还堆着厚厚的文件，等着他批阅。
但他不觉得累。
因为他知道，这个春天，他们播下的不仅是种子，是希望。而当秋天来临，这片黑土地，将会用金色的丰收，回报所有人的汗水。
星星越来越多，银河横贯天际。东北大地的春夜，还有些寒意，但风已经变得柔和，带着泥土的气息，带着青草的气息，带着生命的气息。
林默推开办公室的门。灯光下，那面墙上的东北地图，已经被各种颜色的图钉和线条标注得密密麻麻。红色的是已播种地区，绿色的是水利工程，蓝色的是新建的学校、医院，黄色的是公路、铁路……
四年前，这张地图上，还是一片空白。
他走到地图前，看着那片被他们称为“家”的土地。从大小兴安岭到长白山，从黑龙江到辽东湾，这片辽阔的黑土地，正在醒来，正在重生。
电话响了。他拿起听筒，是老周兴奋的声音：“林工，最新统计出来了！截止今天下午六点，全省完成春播面积三千一百八十五万亩，完成计划的99.5%！剩下的，最迟后天全部完成！”
“好。”林默只说了一个字。
放下电话，他走到窗前。夜色中的哈尔滨，安静而祥和。远处，松花江在星光下静静流淌，像一条银色的绶带，佩戴在这片土地的胸前。
更远处，是无边无际的田野。那些刚刚播下的种子，正在温暖的泥土里，在农民的期盼中，悄悄生根，发芽。
它们会经历风雨，会遭遇虫害，会面对各种挑战。但它们会生长，会拔节，会抽穗，会在秋天的阳光下，垂下沉甸甸的头颅。
因为这片土地，从来不负勤劳的人民。
因为春天播下的希望，总会在秋天，变成果实。
林默关上窗，坐回办公桌前，打开了下一份文件。
夜还很长，工作还很多。
但明天，太阳会照常升起。
而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将会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金色的秋天。